“我恨死文革了！”这不是一句愤怒的口号，而是中共开国上将宋任穷的女儿宋珍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的真实告白。

这句话，从一个红二代口中说出，格外刺耳，也格外震撼。

宋任穷，是中共八老之一，曾任中组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副主任，权倾一时。可是，这样一个“红中之红”的家族，在文革中却遭遇灭顶之灾，妻离子散、尊严尽失。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顾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看看宋任穷一家为何从顶级红色家庭，最终变成了“被革命吞噬的受害者”。

从东北权臣到“走资派”

宋任穷，1903年出生，从井冈山时期就追随毛泽东。中共篡政后，他历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中组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1960年，他被调往东北，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在东北地区工作了整整八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吹响，彻底改变了宋任穷的命运。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是打倒中共第二号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毛认为，刘邓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地方上的高级干部，如果被认为与刘邓有牵连，也在被打倒之列。

宋任穷，作为东北局第一书记，被毛泽东视为刘邓在东北的“代理人”，自然难逃厄运。1967年1月，全国掀起夺权风暴，宋任穷的权力在8月被彻底剥夺。

“七大罪状”

1967年8月，辽宁省造反派发表文章《打倒三反分子宋任穷》，列举了宋任穷“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七大罪状。比如：

1961年，宋任穷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虽然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但人总不能老活着，这是自然规律嘛！”造反派认为，这是在否定毛泽东的权威。

1963年，毛泽东指示文艺界问题严重，需要社会主义改造。但宋任穷却说，东北文艺工作“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有了很大进步”，被指责为对抗毛的指示。

1962年，刘少奇说经济形势“大不好”，宋任穷也表示“市场困难在全东北地区都没有过关”“农业恢复需要三到四年”，被认为紧跟刘少奇的“反动路线”。

更严重的是，造反派指责宋任穷鼓吹“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由经营、自负盈亏、包产到户），提倡“发展私有经济”，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宋任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面对这样的指控，他起初“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多次检讨都无法过关。直到1968年1月，他被迫写下书面检讨，承认自己“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实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向毛主席、革命群众和沈阳驻军“请罪”，才勉强过关。

然而，这只是苦难的开始。

十年磨难

1967年8月，中共中央停止东北局工作，宋任穷被“靠边站”，接受审查和批斗。他被送到北京京西宾馆，集中“学习”和接受专案审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唆使下，东北造反派频繁将他拉到西苑饭店批斗。

批斗会上，造反派用“喷气式”姿势折磨他，就是左右两人用力将他的胳膊往后扳，身体被压得很低，几乎是在地上爬。每次批斗后，年过六旬的宋任穷全身疼痛，躺下都起不来。

有一次，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闯到六楼宋任穷的房间，将他拖到阳台上，准备用绳子将他从阳台吊下去，强行抢走。幸亏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及时赶到，才救下他一命。

1968年4月，宋任穷被转移到总参谋部的一间招待所，继续接受审查。他的妻子钟月林和孩子们则被强行送回沈阳。钟月林成了宋任穷的“替罪羊”，被批为“东北头号走资派的臭婆娘”，受尽屈辱。有时，他们的儿子也被拉去游街批斗。

1969年8月，宋任穷被下放到辽宁的一个农场喂猪、收庄稼，同时在专案组监视下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材料，还要被拉到沈阳、阜新、朝阳、凌源等地批斗。据说，当时整理的材料列了他的“罪状”有一百多条。

在农场近四年的时间里，宋任穷的健康急剧恶化，体重降到不足90斤，腹痛难忍，睡觉时必须压着东西才能入睡。1973年初，他的三个孩子联名给周恩来写信，请求让父亲回北京治病。4月，宋获准回京，但9月又被政治局命令返回农场。

1973年12月，宋任穷被转到另一家附近有卫生院的农场。卫生院的医生发现他的高压220～230，低压157，属于严重高血压。但上面不许他住院治疗，只能吃药缓解。直到1974年9月，在邓小平的过问下，他才被“解放”，回到北京，但仍未安排工作。

1976年10月，江青、毛远新等人被抓，宋任穷的人生迎来转机。1977年10月，他被任命为七机部部长，结束了十年的屈辱岁月。

宋家子女的文革遭遇

宋任穷夫妇有八个子女，包括六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他们也在文革中经历了巨大的磨难。

1967年1月，大儿子宋克荒与陈云之子陈元、阎韫之子阎淮，在清华大学贴出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的“指挥部”，由江青实际掌控。宋克荒因此被定为“反革命”，遭到大会批、小会斗。

1968年，他因父母被关、自己被追捕，逃回北京，先后投奔姐姐和一位未被打倒的将军，才躲过一劫。

宋家的二女儿宋彬彬在文革初期是个“名人”。1966年8月5日，她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宋彬彬作为“革命师生代表会”副主席，被认为负有责任。同年8月18日，她在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说她“要武”，她因此以“宋要武”之名闻名全国。

但好景不长，1968年4月，宋彬彬和母亲被押到沈阳软禁。1969年初，她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插队，后辗转进入长春地质学院，过上低调生活。

三女儿宋珍珍因文革未能上高中，被下放到江西于都的农场插队。后来，她进入福州一所大学，学习计算机和卫星图像处理。

宋任穷夫妇被打倒的时候，他们的小女儿宋昭昭只有11岁。她随父母下放到农场，在那里度过了近五年的童年，亲眼目睹父亲喂猪、挨批斗、受监视、患重病的惨状。

宋家子女移民美国

文革过后，宋任穷八个子女中有五个移民美国。他们有的在美国成家立业，有的加入美国国籍，有的干脆在政治、经济完全背离中共的体系中安身立命。

大儿子宋克荒的妻子、儿子已经加入美国籍，住在加州。宋克荒在多年前也获得美国绿卡。

宋珍珍、宋云扬、宋昭昭，三位女儿成为美国公民。

二女儿宋彬彬也早已在美国定居，过着低调的生活。

他们的“移民”并不是简单的个人选择，而是出于一种深深的失望——对那个体制、那个曾将他们家庭摧毁的制度的彻底否定。

宋珍珍的控诉

十年文革，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大陆作家秦牧曾写道：“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宋珍珍亲历了父亲被批斗、母亲受屈辱、兄弟姐妹四散流离的痛苦。

她回忆文革时说：“所有人都是骗子，你不能相信任何人。你说了什么话，有人转身就去告发。”这种人人自危、互相告发的氛围，给她留下深刻创伤。

在美国，她感受到“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两相对比，难怪她发自内心地说：“我恨死文革了！”

红色子弟的终极醒悟

宋任穷一家，并不是特例。他们只是无数被中共革命机器吞噬的家庭之一。

文革的恐怖，不在于它整“敌人”，而在于它整“自己人”也从不手软。

曾经是毛泽东战友、党和军队的骨干分子，如今的后代却对那个制度深恶痛绝。这正是对那段历史最强烈、最有力的控诉。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您对宋珍珍的话有什么想法，欢迎给我们留言。别忘了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期再见。

——《百年真相》制作组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5/10/24/n1462302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