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共编造谎言宣称自己是“领导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而已披露的历史真相揭示，中共在“九一八”事变后就破坏国军抗日，并与日本情报机构、日军共谋对抗国军。
中共改8年抗战为14年 抢“抗日”话语权
1月10日，大陆媒体报导，中共教育部下发文件，要求对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中凡有“8年抗战”字样的，全部改为“14年抗战”。中共教育部证实今年春季中小学教材将落实这项修订，并表示去年10月国务院就曾批示教育部要全面落实“14年抗战”概念，目前已全面完成修改。
所谓“14年抗战”，是将1937年“七七事变”开启的全面抗战，提前至1931年日本炸毁东北南满铁路的“九一八事变”。
台湾出版的抗战史中，一直都有将“九一八”等全面抗日前的战役放入，“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中，便将“九一八”到“七七”这段时间称为“备战”。
台湾国立政大历史系教授刘维开向中央社表示，中共现在将8年抗战改为14年，是想在抗战史上争取更多自身的角色和作用。而中共在“七七事变”前的所谓抗日，并不是基于国家的主权统一，而是为了完成共产国际的使命，实际上仍与国民政府对立。
港媒《经济日报》分析认为，近年中共意图争夺抗战领导地位，自称是“中流砥柱”，大搞纪念活动，希望成为中日战争的最终代言人，而今次修改教材拉长抗战时期，就是为了凸显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的贡献。
早在2014年，就有大陆官媒将抗战8年炒作成14年，当时《新纪元》杂志发表评论文章表示，中华民族8年全面抗战，举世公认是从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5年日寇投降。中共擎出一直好使的爱国牌，把8年抗战延伸为以1931年东北沦陷开始的14年，无非是找不出自己8年里做了哪些令世界折服的抗战壮举，要从之前6年东北民众抗日的壮烈事迹中挖出些佐料往自己脸上贴金，证实自己才是主导抗战者而不是蒋中正的国民政府。
当初东北义勇军达30万之众，其中辽宁有58路，划分为5个军区，占东北的2/3强。义勇军成分特别复杂，包括正规军队和警察大队、旧军政人员、收编的胡匪、农民秘密会社及青年学生等。当时的“东北义勇军”和国民政府的关系也很密切。到1933年初，义勇军主要部分基本上被日军消灭，剩余残部只能开展零星的游击战争。
不过1949年以后的中共历史教科书中，“东北义勇军”变成了“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中共声称，其领导的抗日联军是东北抗战的中坚。而事实上，中共中央14年间基本和“东北抗日联军”处在“失联”状态。中共教科书里的中共抗日英雄杨靖宇就是被自己人出卖后牺牲的。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破坏国军抗日“
“九一八”事变（又作沈阳事变、奉天事变、盛京事变、满州事变、柳条湖事变等），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
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驻中国的侵略军－－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借此突然袭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随即在几天内侵占20多座城市及其周围的广大地区。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至1932年2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积极备战、整顿内部、筹集资金、强化军队，准备长期抵御日本的侵略，国民党内部也呈现不计前嫌，团结御侮的局面。很多军阀后来都变成了积极抗日的将领。然而，中共不仅没有任何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趁火打劫。
“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9月20日，中共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委员会为满洲事变宣言》。这个宣言除了表明中共为苏联附属和要领导抗日以及大量篇幅诬蔑国民政府、国名党和蒋介石之外，就是号召国民“要联合起来，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士兵哗变”。
9月22日，中共通过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称，“党在这次事变的中心任务是：⋯⋯抓住广大群众对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斗争。抓住一切农民、工人、士兵的具体的切身要求，发动他们的斗争⋯⋯反对进攻苏联和苏区，拥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还把日本侵占东北称为“最露骨的反苏战争的序幕”。
中共还有一系列的决议和宣言等，其内容都类似。主要内容都是为了“武装保卫苏联”，要煽动国内各阶层的骚乱，而推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统治。
1931年12月29日，共产国际在给中共中央的“共产国际指示”中明确提出，“推翻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领导学生运动，利用学生煽动起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农民群众”。
从上述中共与共产国际的文件可以看出，中共完全执行苏联共产国际的指令，对抗国民政府。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与日军夹击国军“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抓住了国人对日本的仇恨情绪，然后又抓住囯民政府在准备抗日和整顿内部以及对日虚与委蛇的一些具体措施进行扭曲、甚至造谣、诬蔑。中共这一切都是在“抗日”的招牌下进行，更能煽惑人们对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反对声浪。而中共军队趁机大肆发展壮大，并与日军夹击国军。
“九一八”事变后两个月，即1931年11月7日（即苏联国庆日），中共宣告其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囯焘为副主席，并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这个临时“中央”于1932年1月9日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工农红军“将中央区闵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北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接着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训令中说“继续著1931年的工作，贯通了闽赣苏区，目前应该更进一步的贯通湘赣苏区，造成以湘赣为中心联系到湘赣，闽赣的广大版图。进而威胁吉安，向闽北发展，使革命更迫近，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
根据这个训令，以第三军团为主力，由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于2月3日起打响了围攻赣州的战役，“4月20日，东路军攻占漳州⋯⋯这次战役的胜利，消灭了张贞的大部分兵力，剪除了敌人的一翼，同时又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获得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的补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彭德怀部署两路军在湘赣边区也扩军40个营。”
6月5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布军事训令“一、五军团主力应与和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闽敌⋯⋯随后第一、五军团经过酷暑下的长途行军，赶到广东的乌经地区⋯⋯进行了一场异常激烈的恶战，击溃粤军20个团。”
中共“临时中央”发布的系列军事训令还显示，8月8日，中共中央下达了一、三、五军团发动乐安、宜黄战役的命令。“17日攻占乐安，20日攻克宜黄。23日乘胜占领南丰。这一仗打得异常迅猛，速战速决，一周内连克三城，俘敌5000多人。”“10月18日、19日、22日连克赣南边界的黎川、建宁、泰宁、邵武四城。11月间，又克光泽、资溪、和金溪。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它扩大了苏区地域数百公里，建立了闽赣省，并使闽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1933年元旦，红一方面军全军在黎川城举行北上誓师大会，周恩来参加了。2日他和朱德随军出发。5日、6日在黄狮渡首战告捷。8日、9日又在浒湾同孙连鈡、吴奇伟部展开激战。这两次战斗共俘敌4000。”
1933年元旦，日本也在北方开始进攻榆关（即山海关），与中共军队配合南北夹击囯军。中央政府立即抽调中央军关麟征部北上增援，与北方各军编组8个军团准备进攻。6日，蒋介石委员长也匆匆自汉口北上保定指挥军事。3月9日，29军宋哲元部在喜峰口以大力奇袭日军，血战三昼夜，杀死日寇逾三千，成为震惊中外的首次抗日胜利。宋部刘汝明师又在罗闻塔大胜日军。
抗日战史叙述称，“蒋委员长坐镇保定，抗敌将士获精神上之鼓舞，战况成乐观取向。不意共军突于此际扩大叛乱，分路鼠扰赣、闽，蒋委员长遂不得不于26日离保南返。 ”这就是说，蒋介石在“九一八”后长城抗战之际，受到日本和中共南北夹击，不得不疲于奔命应付外侮和内贼。
蒋介石到了台湾以后，曾检讨对中共认识不透彻，误以为中共毕竟也是中国人，面对民族危难，总不至于真的⋯⋯所以未下决断清除之。不成想养虎终于为患、酿成国家、民族之大悲剧。
中共私通日本情报机构与日军 共谋对抗国军
大量的抗日战争史实表明：中共在“九一八”前后的行动与准则，从后来国共第二次合作和“七七事变”后直到抗日胜利，始终一如既往——趁日寇入侵之机，假抗日之名，行自我扩张之实。
历史事实更证明，中共直接与日本情报机构、日军勾结，共谋对抗国军。
2015年11月，日本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远藤誉撰写的《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一书在日本出版。远藤根据她收集的中国、台湾、日本三方面资料，来论证中国国民党军队抗日时，中共与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合作打击国民党的史实。
书中说，1937年日中全面战争开始后不久，中共就向上海和香港派遣特务，与日本外务省旗下的特务机构“岩井公馆”的岩井英一、设置在日本陆军参谋部特务机构“梅机关”的影佐祯昭等接触。
远藤收集的岩井回忆录《回想的上海》中明确说，中共特务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目的存在弱化国民党的意图。
书中记述，1932年，作为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情报部副领事的岩井赴任后，认识了后来被称作“五重间谍”的新声通讯社中国记者袁殊（袁学易）。1935年6月，岩井解救了被国民党逮捕的袁殊，增添了两人的交情。
岩井获准在上海设置了“公使馆情报部”，并在上海领事馆设置了特别调查班，搜集蒋介石政府的内部情报。岩井全权委托袁殊组织新党，结果袁殊招募了大批中共地下党员，而所有经费由日方支付。最终新党运动演变成“兴亚建国运动”。
这个时期，袁殊还把前中共特工头子潘汉年介绍给岩井。岩井在《回想的上海》中回忆说，此后每次都是潘汉年求见，潘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提供给日方；且以岩井公馆作据点，扩大中共在香港的间谍活动。
岩井委托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小泉清一每月向潘汉年支付2,000港元作为收购情报费，加上由潘汉年筹办多种定期出版的刊物费等，每次另支付潘汉年1万港元。
当时，2,000港元相当于一名香港华人警员5年的薪水，而日本每年向潘汉年支付的费用相当于一名香港华人警员60年的薪水，而且尚不包括刊物费，最终这些钱都落入中共手中。日本支付的费用大部分源自外务省机密费。岩井回忆说，支付的总额达30多亿日元（超过2,500万美元）。
岩井《回想的上海》还披露，1937年“七七事变”后，潘汉年通过袁殊向岩井提议，商谈共军与日军在华北战场上“停战”事宜。岩井表示，对他来说，这是印象最深刻的来自中共方面的请求；他把该建议转手日军驻汪伪政府最高代表、日本陆军中将影佐，潘汉年从此开始直接与日军接触。
《田中角荣传》披露，1972年9月29日中日建交前，毛泽东于9月27日在中南海接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田中向毛道歉：“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毛则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的战争赔偿！”
毛泽东不止一次感谢日本侵华。早在1961年1月其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就说：“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
毛的言论佐证中共与日本勾结、对抗国军的真相；形同公开承认，中共没有“领导抗战”，是借日本侵华趁机坐大，待国军主力与日本拼得差不多了，发动内战夺权。
*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