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黄花岗》杂志主编辛灏年先生，1999年出版的历史巨著《谁是新中国》在北美华侨、特别是中国留学生中获得巨大反响。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大纪元征得辛灏年先生的同意，刊登其中的部分章节，以还原历史真相。本文主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共假抗日真相（1）：抗日是假逃亡是真
中共假抗日真相（2）：抗日统一战线阴谋
中共假抗日真相（3）：虚假妥协玩弄国民党
中共假抗日真相（4）：批判王明的内幕
（接上文）


《谁是新中国》下卷第四章：中共假言抗日以图存、借口抗日以扩张（下）

一 中共对外保证拥蒋抗日、对内决策日蒋火拼

当我们已经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策略和理论的阴谋本质，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之后，我们就能够将中共假抗日和真扩张的行径，以及中共乘国难以一意准备夺取政权的事实认识清楚了。

第一、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对内的两个秘密指示

一九三七年五月，刘少奇曾在中共“白区”党的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白区党的群众工作的报告，指出“各地党组织应该在中央帮助下迅速地恢复起来，并且谨慎地认真地发展党员；要训练出大批干部分配到各条战线上去，这是党的中心工作……”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虽然于七月十五日即发表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宣言”，同一天，朱德又发表了“七一五对日进行抗战”讲话，然而，事不过半月，当国民党军队在平津对日寇的节节抵抗，已经打得十分地壮烈与残酷，第二次松沪抗战就要爆发之时，中共中央却对内秘密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指示”。这个内部指示的前言，称发出这个指示的目的，是为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持点。”这个秘密指示的主要内容是：

（一）政权问题第三条：在邻近游击区域周围的国民党区域，我们必须利用一切旧关系打进旧政权中，去充当保甲长或区长及职员等等。

（二）土地问题第三条：要利用国民党旧有的组织，如农村复兴会、合作社等等，到里面去工作，在真正为群众谋利益的过程中去取代领导。

（三）武装问题：在保证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一、较大的红色部队可与国民党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二、改变番号与编制后，部队中可成立队长或副队长、政治部主任或总支部书记的党的秘密委员会，领导部队中的一切工作。三、脱离生产的小的地方性游击队，游击小组，原则上可一律变为民团，以取得合法地位，不可能时，仍可非法存在。四、赤卫队取消，有计划有组织地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或抗日游击队名义，根据党的新政策，进行独立的活动，以灵活的游击行动，去发动组织人民，建立党的秘密组织……。

（四）群众工作问题：二、在顺利的条件下，如果革命的群众团体还不能公开存在时，党应当根据当地的实际环境，利用一切合法的组织形式去进行组织群众的运动。三、党必须及时注意与纠正左倾关门主义与盲动主义以及右倾的尾巴主义与失掉阶级立场的投降主义的错误。四、必须有计划地去开展四周国民党区域的群众工作。

（五）国民革命军工作：二、利用一切机会去接近下级的官佐和士兵……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按：中共在之后历次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公开宣言中，均声称绝不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中共的秘密组织）三、顽固的反动的民团与土匪的坚持者与我们作对者，争取不可能时，可以以政治瓦解与军事进攻消灭之。

（六）党的组织：一、普遍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无论是苏区，还是游击区，党的组织必须全部变为秘密的组织，不必公开的干部和党员，不应在群众中以共产党员的面目出头。对于党员，要注意秘密工作的教育和执行。对于在政权中工作的党员和左派分子，绝不要他们直接作党和群众的工作，仅能做群众工作的掩护者，只能在他们的地位上作他们能做的工作……。二、……要真正建立党团工作，一切工作经过党团。三、有组织、有计划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训练党的干部和党员，了解党的新政策。要有计划地有系统地举办党校与训练班。

（七）解释工作：必须在党内外解释，同国民党求得和平妥协，需要我们长期忍耐与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我们仍应保持过去十年来艰苦卓绝的革命传统，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1]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又对内发出了“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

这个原则指示的第六条称：共产党员应该以抗日积极分子的面目，参加到政府与军队中去，并取得其中的领导位置。

第七条称：在抗战中，应该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利用一切机会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市民自己的合法的群众团体。或加入到已有的国民党所控制的机关（如黄色工会、农会、学生自治会等）中去工作，转变他们为这类的群众团体。利用一切方法动员群众争取民主权利，扩大政府所谓允许民主的范围，一直到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之完全取得。

第十一条称：同各党各派的政治斗争，是任何时候不能放弃的。但如何争取抗战顺利的问题，应该成为斗争的中心。应该到处提出党对于保证抗战顺利的具体主张与办法，批评其他党派的不彻底不坚决，以动员全国人民，环绕在我党主张与口号的周围。

第十二条称：用一切方法争取党的公开与半公开。但同时应该巩固与扩大党的秘密组织。[2]

应该说，这两份发出在七七事变刚刚发生之后的内部指示信，不仅是对“四项保证”的立即背叛和彻底背叛，而且已经将中共欲在抗日的名义下，恢复和扩张一己力量的阴谋谋略，表现的淋漓尽致。在这里，抗日，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幌子。抗战和如何抗战，已经完全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而利用抗战的名义，利用抗战的形势，利用民众的抗战要求，利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和利用国民政府所给予的合法地位，所干的，或曰一心想要干的，无非是既要扩大中共抗战的虚假名声，又要诋毁其他真正抗战力量的影响，更要乘机打击正在艰难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而这一切都无非是要乘机扩张和准备夺权罢了。二十年代中期，中共在苏俄的命令下对国民党施行挖心战术，以求发展与扩张的手段和经验，又被施展到了全民族奋起抗战的日子里。只不过此时的中共，刚刚绝处逢生，“合法”伊始，力量尚薄，无力张狂。因而不喊抗日，便不能合法和存在；不喊统战，便不能卷土重来。由是，中华民族为保存自己血脉的伟大卫国战争，便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全然变成了营造和扩张中共一党之私欲的时机、借口和手段。

第二、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洛川会议的由来及其对外和对内的两面政策

国民政府军 —— 国民党军队在平津节节血战日寇的壮烈牺牲景象，不仅震撼了全国人民；第二次上海抗战、即八一三松沪抗战的爆发和惨烈，更是揪住了全国的人心。这就使得“七七”以来仅仅是对外大言抗日的中共及其军队，面临着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诚如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叙述的那样，“八月上旬，日军向平津进攻，山西已受到威胁；南京急电八路军，催促即开赴前线，受阎锡山指挥，阻止日军前进。周恩来也由南京来电，要求八路军遵命迅速开往，表示抗日的积极态度。毛泽东代朱德草拟复电，老是借故推脱，不是说补给尚待充实，就是说编制工作尚未完竣，要求暂缓出发。……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战事大规模进行，八路军出发山西前线的事，似乎不好再拖延了。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立即举行一次扩大会议，以便在八路军出发前，决定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全盘政策。”[3]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延安南九十公里洛川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庄举行。参加会议者，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各部首脑外，重要军政干部和重要军事将领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等都参加了会议。

一、中共洛川会议的对外宣言 —— 阳谋

其一、《毛泽东选集》一九六七年版第三六六页注释载：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该宣言第八条称：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毫无疑义的。

其二、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洛川会议通过并发布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虽然该纲领包藏祸心，却宣誓曰：

为保卫华北和沿海各地而血战到底。
为收复平津与东北而血战到底。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反对任何的动摇和妥协。

其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第十八集团军正副总指挥朱德、彭德怀发表就职通电称：……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除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然而，这都是表面文章。是喊给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听的。

二、中共洛川会议的对内决策 —— 阴谋

其一、决策失败主义的“日蒋火拼”。在洛川会议上，张闻天作为当时名义上党的最高负责人，曾在他的开场白中说：“以往中共的方针是推动国民党抗战（按：国民党的抗战岂是中共推动的），现在抗战既已成为事实，就应从根本上考虑中共在抗战中的任务。”[4]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指证说：“他（张闻天）引证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采取使沙皇政府失败的政策为根据，认为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策略应该一箭双雕，使日本和蒋介石和一切反动势力相继失败……强调中共的抗日政策是十足的失败主义策略，因此肯定必须使蒋介石失败，使日本和蒋介石都因战争而瓦解。他还说，国民党抗战不会有好结果，不是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便会在中途妥协（按：所以中共才要“推动”国民党抗战）。”[5] 张国焘继续指证说：“毛泽东继张闻天之后发言，表明支持张闻天的见解。他认为日本的军事势力远胜中国，抗战绝无侥幸之理。前此中共强调武力抵抗日本，并不是认为就可以打赢，而是为解决国内矛盾所必须。他警告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伤害，将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6]

其二、决策“独立自主”的阴谋“抗日”策略。张国焘指证：“毛泽东接着强调中共和八路军应该绝对地维持独立自主。他说明八路军此后应完全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会的指示行事，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司令长官对八路军有任何命令，都应先报告延安，听候处断。凡不利于八路军的任何命令，一概应用任何借口，予以推脱……红军改称八路军，但其内部体系，一仍旧惯，不得有任何变更；尤其要严防国民党渗透到红军里来。中共所发展起来的抗日根据地的一切，都须根据延安的指示处理，自成体系。在国民党区域里的中共组织，除少数人可以露面外，仍须保持地下组织的特性，展开对国民党的批评。尤其要反对汉奸和妥协活动，以期达到争取群众的目的。……八路军应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7]

张国焘的指证没有不准确的地方。因为，在此之前，中共的内部指示已经是它的证明；在此之后，毛与中共的做法更完全证明了张的诚实（参见下文）。尤其是毛泽东所提出的“独立自主、游击战争和建立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三项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策略，确实成了中共在整个抗战期间的主要阴谋谋略。由是可知，这个由张闻天和毛泽东所制定的失败主义与日蒋火拼的阴谋抗战谋略，就不仅在实际上是对中共“四项保证”的彻底揭穿，而且，更是对他们自己对外高喊“抗日”的彻底背叛。难怪张国焘说：“我当场听了张闻天、毛泽东的言论，觉得他们把底牌揭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遭到蹂躏，民族大义也不受重视，抗日烈火也并没有改变这两个自私的阴谋家的心肠。”[8]

其三、洛川会议的内部争论与解决。应该承认的是，张闻天和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所提出的阴谋抗战策略，并没有得到所有中共与会人员的赞成。不仅部分有着爱国情绪的军事将领对此有看法，连周恩来也在一定程度上持保留态度。因为他需要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周旋，需要“要枪、要钱、要编制和要地位的本钱”。而其他到会者也“或多或少地表示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意见，不能完全同意。有的说到我们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实行时不好变化得太快，有的说到仍应委曲求全，力争抗战胜利。有的说到绝对的独立自主不易实行。有的说到八路军将来在前线作战，不能限于只打游击战……”“毛泽东看形势不对，于是提议休会三天……实际是停止讨论，仍然按照他自己的主张行事。在休会三天里，毛忙着与军事干部举行各种会议……三天后复会，毛泽东首先报告，谓现在大家的看法大体归于一致。”[9] 然后，洛川会议便作出了与会议的实际精神完全悖反的，高喊抗日、却又深藏祸心的两个对外文件，这就是前文已经提及的《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

然而，毛泽东绝不会改变他的阴谋抗战策略。苏联《塔斯社》记者、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彼得．富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中记述道：“据他看（指毛泽东）战争有利于夺取政权，因为战争能削弱和破坏重庆政府的力量。按照当前形势看，应让中央政府的军队去冒危险，而自己却要避免对日本进行积极的斗争。这样就能建立起自己的权势来。毛泽东认为，敌人的胜利是削弱蒋介石势力的一个因素。因为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成是主要的敌人，不遗余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地盘，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因此，中共军队只能在表面上服从南京，实际上必须服从延安指挥。南京任何命令，必须先报告延安，以保持独立的党，独立的军队，独立的指挥系统，并且主要是扩张地盘。”[10]

对此，中共的党史学家们也曾极为肯定地说道：“配合国民党友军作战，是在我党的绝对领导和直接指挥下进行的”。[11]

其四、中共洛川会议阴谋决策的贯彻和实行。由于山西的对日抗战已经打得十分激烈，因而毛泽东已经不得不命令部队开赴“前线”。但他不仅命令八路军的三个主力师开赴“敌后”，不仅对八路军主力部队交代了“主要是作群众工作以发展革命势力”的指示，而且，当八路军的个别将领在政府军浴血抗战的刺激之下，已存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心态时，毛泽东乃一日数电地命令，指示，甚至是软硬兼施地要求八路军“不得打大仗、硬仗和运动战”，而只需到敌后去发动群众，坚持所谓的山地游击“战”和建立由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历史的事实是，洛川会议之后，毛泽东即命令林彪的一一五师潜入晋察冀山区，贺龙的一二零师潜入晋西北山区，刘伯承的一二九师向鲁冀平原发展。其目的，均在绕到敌后，以谋扩张。

历史的事实是，“毛泽东曾在九月十二日致彭德怀电；九月十六日致林彪电；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怀电；九月二十五日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电；同一天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等一系列指示中，反复强调了我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能采取运动战的方针，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发动群众，通过山地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展和壮大革命势力。”[12]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平型关战斗发起前，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指示电中曾说：“只想以陈旅（按：即参加过平行关战斗的陈光旅）集中，相继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应适时把工作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13]

这就是毛泽东制止八路军抗日的“五封电报”，也是中共党内、军内曾盛传八路军参加平型关战斗是违背了中央指示的由来（参见下文）。而也正是这五封不准抗日的电报，才把毛泽东对内决策的假抗战谋略，强行地予以贯彻和执行了；才将毛泽东命令八路军 —— 这一支由国民政府武装起来的正规军，只能将做群众工作当作中心工作，而不得将抗日作为主要任务的阴谋暴露无遗；更把中共高喊“抗日”的纲领和决议，自我地揭穿无遗。

第三、中共参加平型关战斗和发动“百团大战”的真相

一、平型关战斗的真相

其一、平型关战斗是全面抗战前期发生在长城沿线的一场大型战斗，是华北京汉、津浦、京绥三线诸大型战斗中的一次战斗，也是蒋介石命令在华北实行节节抵抗方针的一个具体战斗（参见上卷第六章）。这场战斗以国民党军队为主力，消灭了敌阪垣师团二十一旅团的主力，对振奋人心起到了很大作用。然而，八路军某部却是在局部地抵制了毛泽东连续五次命令的前提下，才介入了这一场战斗，而不是“指挥和参加这一场战斗的领导和主力”。不过是极不情愿的“配合”作战，伏击了敌人的辎重、即补给部队而已。

其二、一九八六年，中国大陆学者就已经在“平型关伏击战所歼之敌非第二十一旅团主力”的论文中，论证了八路军伏击的“只是日军预备队一千余人和辎重”，即一支补给部队。其理由，一是从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来看，所歼之敌非主力编制。二是从缴获敌人的军用物资来看，军用食品无数，单是日本军大衣，就够中共一一五师每人一件（一一五师当时有一万五千人）。三是从当时敌人主力所处位置来看，敌二十一旅团主力于九月二十四日晚在平型关、团口即讲堂村一带阵地进攻国民党军队，于二十五日占领了该地附近长城正面约两公里的地方。因此，九月二十五日从灵丘方面开出的，不是敌人主力。四是从有关资料来看，九月二十五日，“第一一五师向蔡家山谷、小寨村攻击之部队，于十二时左右于小寨村将敌兵站守备队约一个大队兵力全部歼灭”。五是日本方面记叙，“第一一五师在通往灵丘 —— 平型关的小路上伏击日本补给部队，使日军遭受极大损失”。“中国军在平型关阵前进行反攻，同时，共军的一部，伏击第五师团非战斗部队的补给部队，使该部受到极大损失”。[14]

其三、中共党史专家们指出，“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平型关战斗意义很大，但存在严重错误，主要是违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至于党中央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方针”，前文已经道尽，此处无需赘述。

二、百团大战的真相

其一、百团大战显然不是一场大型的战役或大型的会战。台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史》称：潜入敌后的共军，常分股破坏敌人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到一九四零年号称“百团大战”，广事宣传。[15]

八十年代的一些中共党史专家称：“百团大战没有超过敌后防御阶段的限度”，它基本是“游击战中的运动战，防御战中的进攻战。”[16]

八十年代的另一些中共党史专家称：“百团大战违背了党中央规定的战略相持阶段的战略方针，超过了战略防御的限度。”[17]

中共统计的百团大战战果称：在三个月又十五天的战斗中，毙伤日军

两万零六百四十五人，伪军五千五百五十五人，俘日军二百八十一人，伪军一万八千四百人，拔除日据点二千九百三十三个，缴获步马枪五千四百余支，轻重机枪二百余挺及其它大量武器弹药，破坏铁路九百四十八里，公路三千余里和桥梁、车站、隧道二百六十余处，破坏煤矿五所……。[18]

上述研究成果，特别是中共自报的战果，以及它的战线之长、战场之阔大，均足以说明，百团大战决不可能是一场大型战役或大型会战。如果是，那它就一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范围的大型战役或会战”了。另外，它虽然“战果辉煌”，但至今没有伤亡数字的事实，和它在如此之大的战役中，竟没有一个中、高级军官伤亡的事实，都只能说明它的真实性是需要考虑的。与国民党军队在二十二次大型会战和一千多次大型战斗中所牺牲的二百余位将官相比，诚属不能想像。下文将提到的，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所指出的，“中共军队夸大战果、以掩盖准备内战”的话，值得深思。

其二、盖因毛泽东坚决不准对日寇打大仗、硬仗、运动战，连平型关战斗那样的“大战”毛泽东都不准八路军参战，彭德怀才不敢擅自组织一场真正的战役。因而，彭德怀只能怀着军人的荣誉心以组织一系列对日寇的小规模袭击，也就完全是可能的。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它却遭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一些领导人物以及中共某些党史学家的一再批评甚至批判。彭为此而具有了历史性的“反毛罪行”，文革中更因此而遭受过一再地批判和斗争，直至含冤而死。因为，至今仍有一些中共党史专家在指责说：“这样大的战役行动，事先没有报告中央，是背着中央擅自发动的。”[19] 也有一些党史专家们说：“这样重大的战役，还没有得到中央正式批准就进行，从组织上讲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但说根本没有请示，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20]彭德怀本人在《自述》中说：“总部决定后，七月二十二日发出电报给各区，也报军委”，“大概比预定时间早了十天，即在七月下旬开始的。故未得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21] 显然，在连彭德怀也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即便是他的《自述》所叙述的“事实”是否是事实，也仍然需要甄别，就不用说中共的那些党史学们家了。然而，毛泽东，中共，以及他们的党史学家们、红卫兵们批判甚至斗争彭德怀的根本原因，虽是“反对毛主席”，理由却如中共某些党史专家们所指出的那样：“百团大战给我敌后带来了严重的困难，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22] 说穿了，无非是因为它暴露了中共已经得以扩张的军事实力，从而给中共带来了继续实行假抗战和真扩张的困难。

其三、彭德怀虽然为他的百团大战遭受了难以想像的漫长痛苦，但是中共却对外将百团大战宣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共中央曾在它一九三九年的文件中趾高气昂地宣称“我党五十万大军积极行动于敌后，尤其是此次华北‘百团大战’，则给了日寇以沉重打击，给了全国人民以无穷的希望”。[23] 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等或致电祝贺，或纂文热情鼓吹‘百团大战’的胜利。《新中华报》、《新华日报》（中共在重庆办的机关报）等大量刊登欢庆“百团大战”胜利的报导和各界群众的贺电，都指出“这一胜利振奋了士气人心，提高了全国人民致力于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念……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纷纷举行庆祝百团大战胜利的大会”。[24] 然而，中共党史专家们却一语露尽天机：“国民党蒋介石攻击我军是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敌军。百团大战粉碎了这些谣言和攻击，从而提高了根据地与游击战的地位。”[25] 也许，这才是中共虽要批判彭德怀、却又要鼓吹百团大战“伟大功绩”的真正原因。此后，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在中国人民长期的艰苦抗战中，非但再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战斗，并且从不曾出现过一个如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抗日英雄（如果有，那就不知道要吹到如何的地步了）。毛泽东在他的《选集》里记载的所有作战指示和作战方针就全是打内战，而不是打外战，都是打国民党，而不是打日寇。中共更没有一个高级军官战死在抗日的疆场上，甚至至今连起码的伤亡数字也无法公布，在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上也难得一见中共的抗日烈士纪念碑。一九三九年就自称已经在敌后发展到五十万大军的中共，其只意在借抗日以招兵买马，只求“打”影响以争取群众，只为保存实力便游而不击，只为给自己抢粮、抢物资、抢武器而小规模地袭击日伪、主要是伪军，只因为遭遇日寇而不得不打打遭遇战，虽然拥有“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却从不曾包围过日寇所占领之任何城市的等等“抗日”表现，实在将他们假抗日真扩张的本相暴露无遗。至于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除掉参加平型关战斗和组织百团“大战”以外，因再也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抗战，便只能用电影、小说来表示他们是如何地用“地道战”、“地雷战”和“麻雀战”打败日本并发展壮大起来的了。在中共御制的电影“平原游击队”中，那一句“鬼子来扫荡了，八路军进山了”的著名道白，早已将八路军养在深山不抗日的“真景与真情”，由他们自己作出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对此，彼德．富拉基米若夫亦在他的《延安日记》中写道：“中共部队对目前日本扫荡占领的行动不作抵抗，他们撤上山去，或者渡过了黄河……八路军的队伍（当然还有新四军），早已停止了对侵略者的出击和反击。……一比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丧。八路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更有甚者，军事行动都被严厉地禁止了。……我们下来和战士一起抽起烟来，他们承认说，我们得到通知，叫我们不要去动他们。上头说，我们不去碰人家，人家也就不来碰我们。”[26]

彼得．富拉基米若夫还写道：“当然，中共对侵略者也消极应付，并不排除有一些战斗行动，但是，这种行动是有限的，而且只是被迫还击而已，显然同八路军的实战能力是不相称的。提供给外界的有关八路军和新四军战绩的资料，蓄意夸大了战果，这样，就把准备内战的事实掩盖起来了。”[27]

这便是中共自称“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直至最后胜利”的历史真相。在整个抗战中，如若仅仅将中共与那些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曾借口抗日以阴谋自保、扩张、甚至反叛的地方军阀相比，则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民族大敌当前之时，这些地方军阀们不顾一己的私利，而全身心投入浴血抗战的史诗般英雄行为，无疑只能使得中国共产党罔顾民族大义，一心只想扩张夺权的阴谋抗战“策略”，为中华民族的永世子孙所不齿。

参考资料：

[1]、《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2]、同上。
[3]、《张国焘回忆录》第一二九四页。
[4][5]、同03，第一二九五页。
[6][7][8]、同03，第一二九六至一二九七页。
[9]、同上，第一二九七至一二九九页。
[10]、〔苏〕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一九二页。
[11]、《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二八七页。
[12]、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上述电文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集。
[13]、同11，第三三六页。
[14]、“平型关伏击战所歼之敌非二十一旅团主力之辨析”。《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六页。
[15]、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六二一页。
[16][17][18][19][20]、《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一页至三三五页。
[21]、《彭德怀自述》和《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四页。
[22][23]、同11。
[24]、《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二页。
[25]、同上。
[26]、〔苏）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一九二页。
[27]、同上。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15/7/12/n447848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