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其党史中，一再宣称自己是抗日的主力，但大量的史料证实，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队才是中国抗击日本入侵者的主要力量。 与之相反，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却置国难而不顾，一味壮大自己搞分裂。其意图借日本侵略中国之机消灭国民政府以取而代之的真实历史也渐为人知。

《社会科学》2006年第一期的文章《莫斯科与延安关系的另一种记录》一文中披露了毛泽东与共产国际之间往来的一些历史资料，这些历史资料来自于《季米特洛夫日记》和《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这两本书中，这些史料也进一步佐证了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无视国家危亡，不积极抗日，却时时将抗日的蒋介石国民政府作为主要敌人的事实。

尤其是《季米特洛夫日记》，因其本人曾于1935年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直接负责中国事务，在中共与斯大林之间担任沟通协调工作的原因而具有较为重要的历史价值，其中所记录的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往来互动，都对正确解读中共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帮助。

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是全方位的

事实上，吸着苏共奶水长大的中共一直都依靠莫斯科提供的经费维持，据《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记载，陈独秀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他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写着，中共自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期间所花费的17655元，来自共产国际的就有16655元，自行募捐仅1000元。

为了支持这个共产国际的远东支部，莫斯科提供的经费源源不断，就中共中央每月平均得款而言，1924年为3000元，1925年3300元，1926年不少于万元，1927年不少于3万元，1928年至1932年，每月预算更是在5万元。而除了这笔经费，还有很多用于特别事件的“特别费”。

《季米特洛夫日记》（以下简称《日记》）也在1936年9月11日记录了共产国际决定向中国红军提供1.5万~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当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的事实。为此，共产国际同意中共红军发动宁夏战役，以便前往中蒙交界地区接运这批军事物资。

《日记》记载，1936年9月20日，季米特洛夫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从财政上援助中共的书面报告。12月2日得到批准。苏共将向中共红军提供1166吨军事物资，200.5万卢布和5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同时派遣484名军事技术人员进入新疆，包括驾驶员、技术员、指挥员等，准备帮助训练进入新疆的红军西路军人员。

1941年6月21日，德国对苏联发动战争，共产国际为此要求中共牵制住日本，防止其与德国对苏联采取夹击行动。毛面对季米特洛夫的要求，提出了种种财政上的困难，季米特洛夫因此于7月2日向联共领导人莫洛托夫等送交了要求向中共提供200万美元援款的建议书。联共（布）中央讨论后，次日即批准马上援助中国同志100万美元。但因国民政府对苏联方面要求派飞机飞往延安一事未予答复，季米特洛夫明确致信莫洛托夫提出：“由于使中国同志尽快获得至少是一半的援助非常重要，我们相信有必要采取非法的方式用飞机通过蒙古发送运费。”

毛分裂国共合作的“十五万精兵计划”

1936年12月西安军事政变之后，近于被消灭的中共得以生存了下来，正面抗日的国民党政府军力量在削弱，中共却“利用敌后空虚全力发展”。至1940年春，据不公开的统计，中共“军队总数已经达到50万之众”，地盘也从陕北一隅扩至“陕北而山西而河北而山东”的华北大部分地区。

准备与蒋介石政府彻底决裂的毛早已制定了一个“集中15万精兵”打到国民党后方去的对国民政府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计划。1940年11月4日他亲自给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写了一封长信，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请求你们给以指示”，毛不仅准备以重兵攻入四川，而且还请求苏联出兵，帮助中共军队夺取兰州和甘、凉、肃三州，以建立军火走廊，为此求得苏共方面的支持。

然而，苏联方面却需要蒋介石把日本人拖在中国泥潭中，以保全苏联。《日记》中记录，季米特洛夫经过斯大林同意后，复电毛明确表示不同意此计划，在与毛泽东往来的电报中，季米特洛夫最后强硬回复：“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您不该将破裂作为出发点。相反，应该依靠主张维护统一战线的民众，尽我们共产党和军队所能作出的一切努力来避免内战的扩大。请重新考虑一下目前您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毛并不赞同莫斯科的意见，但没有苏联的支持，先发制人的“15万精兵计划”只能泡汤。毛无法实施这一计划，但却明令新四军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北移”调遣实行拖延，曰：“可以拖延一个月至两个月”，并批准了苏北新四军部发起曹甸战役的战斗计划。这一系列违抗国民政府军事命令的行为终于导致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新四军7000余人被歼，军长叶挺被俘，政委项英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被杀，蒋介石公开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并撤销了其番号。

对此，毛怪罪共产国际没有同意他的“15万精兵计划”，他当即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通报了这一情况，并自我断定：不仅在皖南，包括在西北地区，国民党也集中了数十万军队，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在江苏、山东、安徽、湖北四省也在向中共的游击队展开大规模进攻。“他们正准备在全国范围内搞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我军有被全歼的危险”。

得到这一消息，季米特洛夫大为震惊。他马上电告莫洛托夫，要求他转请斯大林立即向蒋介石施压。他还在18日亲自致函斯大林，指出：“为了避免这样的内战，在苏联方面采取的措施来影响蒋介石的同时，还应该在美国、英国和其它国家掀起相应的运动，这将对中国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舆论。”

1941年1月20日，季米特洛夫与莫洛托夫就这一事件进行了专门的谈话，莫洛托夫提醒季米特洛夫不能只听延安一面之词，“为了讨论和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已发生的事我们应获得更确切的情报。”

次日，斯大林会见了季米特洛夫，斯大林讲得更加直截了当：新四军方面对此事件恐怕也同样负有责任，有必要了解，叶挺“是否为此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借口”。

针对毛泽东坚持要在政治、军事两方面对蒋介石国民党进行报复，季米特洛夫在2月6日的电报中提出了批评：“我们认为，决裂并非不可避免。你们不应采取分裂的方针。正相反，在依靠主张保存抗日统一战线的群众的同时，共产党应采取一切取决于它自己的行动，来避免决裂。请求你们重新审查自己的立场并告知你们的考虑和建议。”

莫斯科方面的态度，显然让毛非常不满。他在党内曾再三说：要打退蒋介石的进攻，就必须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展开攻势。“问题是远方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要采取报复措施，非有重武器和相关的技术人员不可，“没有飞机及攻城部队，夺取兰州及甘、凉、肃三州是不可能的”，“故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

中共假抗日真夺权

中共在中条山战役中的态度就说明了他的假抗日。中条山战役是1941年5月上旬至6月上旬，10万日军集结发动对20万国民政府军所驻中条山根据地的进攻，最终以国民政府军完全陷落告终，前后30天左右。

面对日军的精心准备和志在必夺的集结态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曾要求在临近地区活动的八路军主力采取牵制活动，以配合国民党守军作战。身负中条山作战指挥之责的卫立煌，也亲自致电彭德怀，要求八路军予以配合。

但中共方面却在战役开始后近两周的时间内均未采取作战行动，当时毛给彭德怀的指示是：“关于卫立煌要求配合作战，请拟一部署计划电告，此计划中在太南太岳两线者与战事发生时虽不是猛打，但应准备施行之，在其它区域只做样子，不应实施。”即日本军队从晋南发动进攻，延安却指示彭德怀“我们主要配合区域应是晋东南与冀南，其它作为次要配合区域”。

对此，苏联军事顾问崔可夫也多次专门找驻重庆的周恩来提出批评。而毛却再度对彭德怀强调：“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绝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恩来电是转给你作参考的，他电中反映国民党及外国人的压力，我们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望按此总方针调节我们的行动，在一部分地区打得大些，而在其它地区则打得小些，使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

毛泽东只想如何壮大自己，消极对待与国民政府军共同抗日，这一情况自然很快就反映到共产国际。对于毛就此做出的申诉，季米特洛夫答复说：“我们从这里难以提出任何军事性的建议，但我们十分清楚的一点是：尽管存在许多困难，你们必须坚持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积极行动来反抗日本的进攻。中国人民民族战争今后的命运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未来均取决于此。”

1942年6月16日，季米特洛夫给毛的电报中再度重申：“要求中国共产党作出一切努力，改善同蒋介石的关系，巩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

1944年2月29日，季米特洛夫在电报中要求毛泽东“告知在共产党和蒋介石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是否有某种较重大的变化，如果有，这些变化有何具体体现。能否就边区的情况，你们军队和游击队反对日本人的行动和共产党获得的一些主要内容，每周或每十天给我们一份简报？这在当前的复杂形势下是非常有益的”。

据此，毛在3月23日发出第一份报告，“其中介绍了国共关系开始缓和的一些情况，中共中央准备派林伯渠前往重庆谈判，以及他们正在利用外国记者渴望访问中共的敌后根据地和美国总统想要派遣军事代表长驻延安的机会，扩大影响等情况。”

在4月24日的报告中，毛声称“60万日军的58%，90万伪军的90%，都是中共抗击的，中共控制的人口已经达到7000万，党员已经发展到90万，军队已达到47万。”

对此，作为中共和莫斯科之间联络员，负责发报工作的弗拉基米洛夫等人在毛电报的后面加上了自己的评论，称“毛泽东有些片面地和明显不适当地评价了国共关系和他们所参加的这场对日战争。毛泽东电报的数字是从有倾向性地刻意为最近到延安来的外国记者团准备的材料中拿来的。事实上，特区（延安）领导层相信，蒋介石是目前中共最主要的敌人。”

仅仅在1943年里“新四军就对中央军进行了724次战斗，结果击毙击伤8181人，俘虏9879人，夺取了34个据点，以及8622支步枪，507支散弹枪和200挺机关枪。”因此，日本在4月17日发动的针对河南地区的大规模进攻，明显地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欢迎。“中共无意在这一地区帮助中央军防御日本人的进攻”。

果然，毛泽东在6月下旬的报告中，就报告了国民政府军在河南惨败的消息，并断言：不仅国民政府地方派系的军队毫无战斗力，就是国民政府中央军也是一触即垮。河南、陕西和甘肃“及各省的民众已经失去了对蒋介石的信任，急切地盼望着中共军队到那里去，抵抗日本军队”。

毛还说，短短的一两月时间，中共已经夺取了24座县城，使它控制下的人口，从上次汇报的7000万人，进一步增长到8600万人。毛泽东更是眼睛都不眨地撒谎：“一方领导着进攻，发展了自己，壮大了自己；一方实行退却，不断缩小，结果被危机所战胜。如果日本人继续其进攻，这种区别将会变得更加显着。”

在10月下旬的报告中，毛正式宣告说：国共两党的谈判已“没有希望了”。现在的形势是，“中共的政治局势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国民党的权力已经被极大地削弱，而特区的影响却有了可观的增长”。“我军人数已从47万增加到了57万，在我们根据地控制下的人口也由8600万增加到了9000万”。

我们已经“加紧开展对各大工业中心和日本人控制的主要交通线方面的工作”，并且“正在把我们的一些部队和多数军事、党务和政治工作干部调往河南、湖南和浙江”。“我党的力量和声望持续增长”，正在“产生一种有深远意义的积极影响”。

结语

毛与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大力扩大领地，壮大中共军队力量，不遗余力地将蒋介石政府视为头号敌人，利用国民政府军队对日本入侵的正面抵抗，实现着国共两方力量的此消彼长。然而，数次要求中共改善与蒋介石的关系，巩固统一战线的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国共双方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态度呢？

根据《日记》中记录，斯大林在接见被选派回国的王明、康生等人时说：“对于中国共产党现在基本的问题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并取得领导地位”。“中国人怎样打击外部敌人——这是决定性的问题。当这一问题结束时，再提出怎样互相打的问题！”

在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的目标上，无论是苏共斯大林还是中共的毛泽东都是一致的。但出于不同的立场，毛根本不考虑时值日本入侵的国难时期，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必欲借日本侵略者之手，消灭国民党政府军队，从而壮大自己。而斯大林却害怕日本对苏联造成直接威胁，千方百计让中国人特别是蒋介石把日本拖入中国泥潭，这就是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务必与蒋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因。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4/7/n1396767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