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幽灵并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失

第三章 东方杀戮

目录

引言

1. 暴力夺权──不光彩的起家
1）苏共上位
2）中共篡权
2. 受苦的还是工人、农民
1）苏俄杀工人、杀农民
2）中共亦步亦趋
3. 共产党干的事没有一件是有人性的，全是变异的、不光彩的
1）苏共暴行
（1）劳改营杀人，希特勒取经
（2）制造饥荒杀人
（3）大清洗杀自己人
2）中共暴行
（1）中共制造饥荒杀人
（2）文革暴力杀人，毁坏传统文化
（3）登峰造极，迫害法轮功
4. 共产红祸，输出暴力

引言

从在苏俄夺取政权开始，共产暴政的存在至今已有百年。美国国会记录显示共产主义残杀了至少一亿人，[1]《共产主义黑皮书》详实记叙其杀人历史及事实。[2]从苏联及东欧共产集团解体后解密的档案、中共党史研究室公开的历次运动死伤人数记录、国际法庭公审前柬埔寨共产党魁的杀人罪行，到当下的朝鲜金氏极权暴政，人们对共产暴政嗜杀的本性有着相当程度的认识。

曾有很多学者比较共产党极权与纳粹极权政体的不同。这些比较固然有很多真知灼见，但有一点却通常为学者所忽略。纳粹屠杀犹太人只是以屠杀本身为目的，但共产党杀人的本身却不是根本目的，而是手段。信神者相信，人的肉身死亡并不是真正的死亡，灵魂还是会进入天国或轮回转生。而共产党以屠杀的方式，在人们心中植入恐惧，强迫人们接受它的邪说，最终让人类的灵魂在道德的败坏中走向地狱。它不仅要毁掉人的肉体，更要毁灭人的灵魂。

共产党杀人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强化内部成员的凶残，筛选最邪恶者来进行掌控。许多人不能理解的是，共产党为什么要不断在内搞清洗。很多人只是在某件事上持有不同意见，既没有反党，也没有反对党的领袖，但却遭到残酷无情的清洗，乃至株连九族。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共产党由于与神和人为敌，罪恶弥天，因此时时感受到生存的危机。为此，共产党需要找到最没有是非善恶观念的人来做它的中坚力量。屠杀的过程就是在筛选最心狠手辣的邪恶分子，这样共产邪灵才能放心地将权力交到其手上，以保证这个暴政的延续。譬如，在1989年的六四屠杀中，所有不忍心下手的党员都被清洗，由此选出了一个最邪恶的江泽民，成为了中共的继任领袖。江泽民后来又选择了在镇压法轮功的过程中最凶残的罗干和周永康相继进入最高领导层，其原因也是如此。

这种杀人有时候还需要全民的参与，如“文革”，让全民手上都沾了血，与党共同犯罪后就容易成为这个罪恶体制的维护者。至今那些打砸抢的红卫兵中，还有很多人高喊著“青春无悔”，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

除此之外，共产邪教通过屠杀来消灭被制造出来的敌人，并让旁观者在恐惧和战栗中放弃对共产党的一切质疑。

理解了上述原因，我们不难解释一个现象：在人类历史中，无论是战争还是暴君，都是先有了敌人才去杀人。而共产党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杀而去找敌人，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来杀。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深厚的国家，持久和大规模的杀戮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因为传统的中国人信神、敬佛，五千年积累的文化底蕴、思想内涵和民族精神不可能容纳仇视神佛和崇尚暴力的共产主义，因此共产邪说必须靠暴力来移植和维系。在此之前，则是在苏联进行预演。

1. 暴力夺权──不光彩的起家

共产主义是个邪灵，所以其起家就必然是不光彩的。从马克思的“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到巴黎公社的地痞、流氓毁掉拥有人世间最辉煌艺术的巴黎城；从苏联共产党阴谋加暴力夺权，到中共暴力加诡计篡位，皆是如此。

1）苏共上位

1917年2月，当时俄国产业工人因食物短缺和工厂环境恶化而发动罢工。其后，动乱蔓延至俄罗斯其他地区，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俄国临时政府建立。列宁听闻动乱后想立即从瑞士赶回俄罗斯，但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正酣，中间经过的都是敌对国。2007年底，德国《明镜周刊》证实了一个长达九十年的猜测。[3]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与俄罗斯是交战国，他认识到列宁能够给俄罗斯带来的灾难性结果，于是允许列宁取道德国到达瑞典，再经芬兰回到俄罗斯。不仅如此德皇给了列宁大量的金钱和武器支持，仅到1917年年底之前，德国外交部就给了列宁2600万马克。丘吉尔在评价德国人把流亡在外的列宁送回俄罗斯时说：“他们把所有武器中最恐怖的那种用在了俄罗斯。他们把列宁像鼠疫杆菌那样装在一辆密封卡车里运了回去。”[4]列宁利用俄罗斯的这一动乱在1917年11月7日（儒略历10月25日）发动政变（即十月政变），推翻了俄国临时政府，建立首个共产政权。

但在其后的俄国立宪会议选举中（1918年1月5日），俄国社会革命党以明显的选票优势击败执政党，即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4440万以上的选民投票后，布尔什维克得票率只有24%，社会革命党得票率有40%，布尔什维克最终败选。

面对这一结果，列宁撕毁承诺，宣布立宪会议是“人民的敌人”，与此同时，早已准备充分的列宁布尔什维克党在立宪会议召开当天宣布在彼得格勒戒严，并调集军队进入首都，后以强制手段解散了立宪会议，导致1月5日的选举最终失效。苏俄十月政变是20世纪国际共产暴力运动的始因，它触发了共产主义暴力运动在全球范围的扩张，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自此杀戮不断。

2）中共篡权

1917年，苏俄刚刚建立，便利用中国是共产第三国际成员国的机会“输出革命”，派遣维京斯基到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再通过鲍罗廷让国民党接受“联俄容共”政策，以让中共渗透国民党促进其实力的迅速增强。国民党政府军与侵华日军八年艰苦对决中，中共趁机壮大自己的势力，从几乎被消灭的3万红军重新坐大成为拥有正规军132万、民兵260万的军事集团。随着日本战败，中共一边和国民党假装和谈，一边武力扩张，怂恿美、苏放弃国民党转而支持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政府军，于1949年暴力篡权，建立了世界上最邪恶的共产极权国家。

此时的共产阵营不可一世，有世界占地面积最大和人口最多的苏、中两大国，几乎“红”遍欧亚大陆，占据了全球人口及地球版图的三分之一，非洲、南美和东南亚许多国家也倒向苏共或中共。二战中无数世人浴血奋战的结果，却养虎为患，让共产极权坐大，实出世人所料。

2. 受苦的还是工人、农民

从共产鼻祖马克思到共产极权国家都在口头上大讲依靠工人农民、无产阶级，代表着工人农民的利益等等，但其实际行动证明了最后吃苦的还是工人、农民。

1）苏俄杀工人、杀农民

1918年，随着立宪会议被列宁非法解散，工人最先站起来反抗，成为第一个在暴力机器前流血的阶层。当时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发生了抗议解散立宪会议的工人游行示威，参加者多达数万人。布尔什维克军人向和平的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洒满了工人的鲜血。俄国最大的行业工会“全俄铁总”宣布政治罢工，以抗议立宪会议被驱散，许多工会纷纷支持。但罢工很快被苏共用武力残暴镇压。全俄铁总和其它非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工会被取缔，从此俄国工会逐渐被苏共控制而官方化。1919年春，在俄国很多城市也多次发生工人罢工。饥饿的工人要求获得与红军士兵相同的粮食定量，废除共产党人的特权，实行言论自由和自由选举。结果，所有罢工都被契卡以逮捕和枪决的残酷方式镇压下去。

1918年夏天，俄国因内战而断粮。为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列宁在1918年6月间把斯大林派到伏尔加流域的察里津，因为那里是俄国的传统粮仓。列宁命令斯大林在察里津搞集体大屠杀。斯大林到那儿后立即开始大规模处决农民。斯大林给列宁的电报中说：“放心好了，我们的手不会颤抖。”不久后，大批粮食便被押运至莫斯科。

苏共的暴政激起了更多的农民反抗。1918年8月，奔萨地区的农民起来武装反抗，起义迅速蔓延到周边地区。苏共派出军队血腥镇压了起义。列宁当时给奔萨地区发送的电报如下：“1. 吊死（确保人民都能充分看到绞刑的执行）至少100个已知的地主、富人和吸血鬼。2. 公布他们的名字。3. 抢走他们的全部谷物。4. 根据昨天的电报指定人质。此事应办得让周围几百公里的人民都能看见、颤抖、知道、喊叫。”[5]

坦波夫省十月政变前是俄国最富饶的省份之一。为了强行将粮食收缴上来，苏俄政府组织了很多“征粮队”进入坦波夫省。为了抵抗强行征粮，5万多农民组成了自卫军，同“武装征粮队”展开了武装冲突。

为镇压坦波夫农民的反抗，1921年6月苏俄政府“反匪徒委员会”建议图哈切夫斯基可以动用毒气攻击“匪徒”。图哈切夫斯基用毒气与大火使得坦波夫地区的大片土地成了无人区。在镇压坦波夫州农民起义中，估计有约10万农民起义者和他们的家属被囚禁或被流放，有15,000人被杀死。

苏俄血腥杀戮的预演为之后中共迫害中国工人、农民做了充分的铺垫。

2）中共亦步亦趋

中国有着经过五千年奠基的、博大精深的文化，敬天信神的传统已经融入到一代代中国人的骨子里。共产邪灵只靠欺骗、变异、渗透等手段想改变这五千年的传统谈何容易？为此共产邪灵有计划地用暴力残杀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社会精英阶层，摧毁传统文化中世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及物质载体，割断神人联系；同时建立邪恶的“党文化”以代替传统文化，并用其培养、训练没被杀掉的世人，特别是年轻人，把他们变成忘恩负义的“狼崽子”，变成共产邪灵继续毁灭人类的工具。

中共刚刚篡夺政权后，马上开始制造敌人，把屠刀首先挥向精英阶层，开始在农村屠杀地主、乡绅，在城市中杀资本家，也在制造恐怖的同时洗劫社会财富。

中共进行的所谓“土地改革”，许诺把土地分给农民，先给农民一点甜头，挑动他们和共产党一起杀地主、杀富农，支持共产党新政权。可是完成了对地主、乡绅的屠杀后，却立刻通过“合作化”收回了分给农民的土地。结果广大的农民还是没有自己的土地，继续受苦。

中共在1950年3月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镇反”运动，集中杀害乡村中的地主、富农阶层。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灭的“反革命分子”是240余万人，实则遇害的最少在500万人以上，占当时人口的近百分之一。

杀完了农村的地主、富农，中共接下来又用“三反五反”运动来屠杀城市中有资产的人士。仅上海从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据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876人，其中有很多资本家是全家数口人一起自杀。

消灭地主、资本家阶层之后，中共并没有停止，而是紧接着整治农民、小商人、手工业者，把他们的财富抢为中共所有，其结果是广大工人、农民照样贫穷。

3. 共产党干的事没有一件是有人性的，全是变异的、不光彩的

1）苏共暴行

（1）劳改营杀人，希特勒取经

1918年9月5日，列宁下令在索洛维茨基群岛组建了第一个特别劳改集中营。这是为了关押、折磨和屠杀反对十月政变、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政治犯和异见人士。此后，苏共在各地修建了更多的集中营。这些集中营即是斯大林时代臭名昭著的“古拉格集中营”的前身。“古拉格”是俄文“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简称。斯大林时代，伴随着接连不断的清洗和恐怖政治的不断加剧，“古拉格集中营”在苏联各地越建越多。1953年斯大林死去前，古拉格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全苏联共有170所，遍布各个地区和角落，就像是绵延不绝的“群岛”。

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作者索尔仁尼琴一共列举了31种刑讯方法，从心理上的折磨到肉体上的摧残无所不包、无所不用其极。由于秘密警察往往数刑并用，在生理上耗尽犯人的体力，在精神上彻底摧垮其侥幸心理，其结果是需要什么口供，就能得到什么口供。[6]

被投入劳改集中营的人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在冰天雪地中每天要进行十二到十六小时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大批大批的劳改者死于非命。许多人全家都被送进古拉格，有的丈夫服刑、妻子流放，即便是80岁高龄的老人也不放过。受害者上至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军队高级将领，下至普通百姓、宗教人士、工程师、技术员、医生、学生、教授、工人、农民，囊括了所有的阶层。

很多世人都以为集中营是德国纳粹的产物，其实苏俄的劳改营不只是其它共产国家劳改营的样板，希特勒当年也派出盖世太保去苏联参观、学习建造劳改营的经验。

据保守统计，在1930年至1940年间，有50多万名劳改犯死亡。1960年，古拉格系统被关闭。2013年，俄罗斯官方媒体网站显示，有超过1500万人因获刑被关进古拉格改造营；在那里，共有超过150万人于释放前死亡。

（2）制造饥荒杀人

饥荒也被共产政权用来杀人。1932至1933年间在乌克兰发生的大饥荒是苏共对乌克兰的种族清洗和灭绝。事件背景是，苏共在乌克兰推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遇到了当地农民的抵抗。于是，苏共把大部分擅长耕作的农民划为“富农”，并将他们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这导致乌克兰农业生产迅速下降，1932年的粮食产量暴跌。

在1932年到1933年的冬天，乌克兰的粮食供应被苏联政府中断。乌克兰周边圈起了一道警戒线，任何人无法逃离。起初，乌克兰人依靠家中贮存的蔬菜和土豆充饥。可是，苏俄政府动用了征粮队，把各家各户仅存的蔬菜土豆全部抢走。很快，大批农民陆续饿死，许多地方出现了吃人肉的惨剧，还有村民在冬季把已经埋葬的猫、狗、家畜和人的尸体重新挖出来食用。农民被禁止进入城市搜寻或购买食物，很多人饿死在铁轨上和铁路旁。

大饥荒过后，乌克兰有上百万的儿童失去父母，成为孤儿。无家可归的孩子，只好去各个城市乞讨谋生。斯大林政府认为，庞大的儿童乞丐损害了苏联的光辉形象，于是签署命令，对12岁以上的儿童“予以枪决”。据不同的统计数字，有250万至480万人死于大饥荒。在当时的乌克兰首都哈尔克夫市的大街上随处可见饿死者的尸体。

（3）大清洗杀自己人

共产邪灵毁灭全人类的目的中也包括毁灭它们自己人。所以共产党对自己人从未有过半点仁慈之心。在斯大林时代，恐怖杀戮行动愈演愈烈。从1928年开始，斯大林导演了一场持续十年的血腥的政治镇压。其中所谓的“大清洗”是斯大林杀戮共党自己人的运动。据历史学家研究，在大清洗运动中，出席苏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39人，其中80%的委员被逮捕，并且全都被处死。列宁在世时的最后一届7名政治局委员中，除列宁早年死去外，斯大林将其他5人（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都置于死地。1919~1935年先后选出31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有20人遇害。贝利亚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给我带来一个人，我就能给你找出他的罪证。”

这次清洗没有漏过任何一个社会阶层──对宗教界、科技界、教育界、学术界、文艺界知识分子的镇压甚至比对军政界的镇压更早一些，而且，事实上为斯大林的恐怖政策付出代价更大的是普通的苏联人民。

那么斯大林搞的大清洗总共到底抓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关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至今没有准确的记载和答案。1991年6月，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了一个数字：1920年到1953年，苏联约有42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大清洗”中遭到镇压的。曾在苏联和叶利钦时代主持过平反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在2000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说，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涉及2000万人，也许还要多。[7]

2）中共暴行

从1949年中共篡政到1966年的十几年中，通过“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及其所造成的大饥荒，使几千万中华子民死于非命。随着血腥的党内斗争的需要，随着新一批接受无神论、党文化教育的“狼崽子”的长成，为摧毁几千年奠基的中华传统文化，共产邪灵开始了更疯狂的杀戮和破坏。

（1）中共制造饥荒杀人

在1959到1962年之间，中国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大饥荒。中共一直蒙蔽世人谎称是自然灾害所致。其实，1958年中共大搞人民公社、大跃进，不只吃光了库存的粮食，搞得土地没有收成，还硬逼各级从省市到城乡虚报粮产量，并按照虚报的数量超额征收。结果导致农民把口粮、种子粮、饲料粮都上缴后仍然无法达到虚报的数量。中共各级组织逼粮团对快要饿死的农民吊打、刑讯、斗争以拿到农民们自己保命的最后一粒粮食。同时中共也学着苏共的做法断绝农民入城或其它求食的生路，致使无数整家甚至整村的人被饿死。人吃人的现象屡有发生，路旁饿死者的尸体随处可见，惨不忍睹。当农民为了活命而去夺粮食时，又被残忍地镇压杀害。上缴来的粮食被用来大规模购买苏联的武器、用来出口换黄金、用来还债，但中共却罔顾本国人民死活。在短短三年中，这场灭绝人性的以饥荒杀人的大屠杀，使数以千万计的中华子民丧失了生命。

（2）文革暴力杀人，毁坏传统文化

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发出，中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8月，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北京市部分中学红卫兵在北京市进行大规模抄家、殴打、屠杀活动，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市各城区造成上千人死亡，酿成了所谓“红八月”。

仅举北京市大兴县的屠杀事件为例。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人民公社共48个生产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家庭被杀绝。杀人方式有的是用棍棒殴打，有的是用铡刀铡，有的是用绳子勒死。婴幼儿则一条腿被踩住，另一条腿被劈开，从而被撕成两半。

共产邪灵让人们实施暴力、杀戮世人时，还要告诉人们杀人是应该的，人应有的善良之心必须放弃，而建立了“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党文化理念。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中共每一件恶行都有意地为建立它们用以毁坏传统文化、败坏人们道德的党文化添砖加瓦。在党文化的毒害下，很多人变成了共产邪灵的打手、杀人工具。

世人大都只是看到共产极权国家是如何的残忍、嗜杀成性，而无法理解作为人怎会如此丧失人性、惨无人道。其实这正是源于共产邪灵是由“恨”及低层败坏物质等组成的，同时利用烂鬼、低灵行恶，其非人性的表现就是其根本魔性所决定的。

整个文革时期，死于非命的人难以统计，多数研究估计超过二百万，甚至更多。

美国研究世界上大屠杀的权威、鲁密尔教授（R. J. Rummel）在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说，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773万人。

山东大学副教授董宝训与山东党史副主任丁龙嘉合著的《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一书1997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引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受政治迫害人数超过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据《邓小平文选》记载，1980年8月21至2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两次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法拉奇问邓小平：“文化大革命究竟死了多少人？”邓小平回答说：“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邓小平于是举了一个经典冤案：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被康生当面指定为叛徒、国民党特务，康生命令公安部长谢富治把赵健民当场抓起来，投入大牢。仅赵健民一案就共牵连了138万多人，打死了17,000多人，6万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打死了1493人，打残了9661人。

（3）登峰造极，迫害法轮功

几十年中共的暴力杀戮、强力洗脑、党文化的灌输和教育，不信神的人们道德标准早已远远低于神给人规定的最低水准，甚至信神的人不知道如何才是对神真正的信，而将中共败坏后的宗教作为信神的形式。长此下去，世界上各个民族所预言的毁灭整个人类的大灾难必将降临。

为提升世人道德，救度世人，1992年春，李洪志先生在中国传出了以信仰“真、善、忍”为本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大法至简至易，从祛病健身开始，仅短短几年，经口耳相传，全球就有上亿人入道得法，带动了整体社会的信仰重建和道德升华。随着大法洪传，更多世人走进修炼，势必让人类走回正道，让江山重归清明。

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是通过毁灭文化、败坏世人道德来阻断人得到创世主的救度，自然将法轮功视为第一大敌。

1999年7月，中共邪党前党魁江泽民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全面迫害。它集古今中外一切邪恶迫害手段之大成。江泽民下令对法轮功要“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

它们用谎言、欺骗加暴力迫使所有中国人认同并追随它们迫害法轮大法，反对“真、善、忍”，认同“假、恶、斗”，让人们道德败坏，背叛神佛，走向法轮大法及“真、善、忍”的对立面。很多中国人在邪党多年高压、洗脑、杀戮中噤若寒蝉，变得麻木不仁，对迫害视而不见，甚至违心地参与迫害而不知自己已被捆绑着走上毁灭之路。

共产邪灵还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捆绑自由世界国家，使他们无法制止中共对法轮大法及其信徒们丧心病狂的暴力杀戮和迫害，听之任之，遂使得迫害者越加猖狂，肆无忌惮。

共产邪灵集古今中外邪恶迫害手段之大成，更超出这一切手段之外，将法轮功学员作为活人器官库，以每个器官数万到十几万美元不等的价格，随时杀死这些学员并贩售他们的器官牟利。2006年7月7日，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与加拿大前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首次发布《血淋淋的器官摘取：关于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Bloody Harvest, 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该报告以18种证据证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是真实存在的，并称之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经国际调查员通力合作，2016年6月《“血腥的活摘器官”及“大屠杀”更新调查报告》发表。该报告以680页的篇幅、近2400条参考资料，揭示了中共活摘器官犯罪的真实性质和骇人听闻的规模。

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呼声表决”（voice vote）的方式一致通过了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为。

活摘器官的巨大经济利益不仅能维持迫害，还吸引全世界的人为了活命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用钱买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器官，其实也在帮助中共杀人害命。这也是邪恶所要的，即进一步达到毁灭人的目的。

中共从篡政后从未放松对所有宗教信仰的迫害。对此问题本书将在第六章进一步展开论述。

4. 共产红祸，输出暴力

在《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镇压》的绪论《共产主义的罪行》中，作者初步统计了共产政权在全球的罪恶行径及导致的死亡人数，他估计共产政权导致的总死亡人数约为9,400万。其中苏联2,000万人、中国6,500万人、越南100万人、朝鲜200万人、柬埔寨200万人、东欧的共产政权100万人、拉丁美洲15万人（主要是古巴）、埃塞俄比亚170万人、阿富汗150万人，另有10,000人是因“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发起的运动和在野的共产党”而死亡。[8]

根据不同学者的统计，柬埔寨在赤柬1975到1979年的这段统治期间，在中共的直接干预控制下，赤柬暴政害死的人数大约在140万到220万之间，而当时的柬埔寨总人口也不过700多万人。柬埔寨在所有共产极权国家中表现最为极端，近1/3的人口死于非命。

朝鲜从1948到1987年间，强制劳动、处决和集中营劳改，造成超过100万人死亡。估计240,000到420,000人死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饥荒，1993年到2008年朝鲜有600,000到850,000人非正常死亡。金正恩上台后，更是明目张胆地大肆残杀，包括其高层政府首脑和亲人，还不惜以核战争威胁世界。

从苏俄建立第一个共产政权至今，短短一百年间，共产邪灵在共产政权国度里竟杀戮了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还多的人。共产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史，每一页都染著世人的血迹，都记载着共产邪灵百年来一路暴力嗜杀的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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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membering The Victims Of Communism,” https://www.congress.gov/congressional-record/2017/11/13/extensions-of-remarks-section/article/E1557-2

[2] Stéphane Courtois, ed.,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trans. Jonathan Murp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

[3] “Revolutionaer Seiner Majestät” (德皇陛下的革命), http://www.spiegel.de/spiegel/print/d-54230885.html.

[4]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Volume 5.

[5] Robert Service, Lenin: A Biography (London: Macmillan, 2000), 365.

[6] Aleksandr Solzhenitsyn, The Gulag Archipelago: 1918-1956.

[7] 中国社科院译《雅科夫列夫访谈录（1992—2005）》。

[8] Stéphane Courtois, ed.,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trans. Jonathan Murp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


*大纪元 / 原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18/5/22/n1041770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