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戊戌年。这是一个昭示著历史巨大的变数，机势涌动、龙腾虎啸，天地之变化悄然、骤然扶摇而至，新生的能量蓄势待发的一年。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庆祝三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非凡的历史时刻。
这三亿人是十三年来世界各地，尤其是在中国大陆的成千上百万名法轮功修炼人一个个通过向老百姓讲真相、透过挂在树上的标语、贴在墙上电线杆的布告、写在纸币上的真相、打电话、传真、微信，通过各种能想出来的渠道和现代工具，苦口婆心劝退而退出党、团、队的。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大陆人自己拿著名单不远千里到海外来，慎重退地出党、团、队，逐步达到这个数字的。最生动有力的是人们手写了贴在街头巷弄，甚至贴上了法院公告栏、证券营业部门前、小学校门前的一张张退党声明。
在海外，又是另一番景象。在各国景点：巴黎铁塔、纽约街头、伦敦剑桥大学校园、梵蒂冈圣彼得广场、柏林勃兰登堡、台北国父纪念馆、香港铜锣湾、华盛顿广场、悉尼歌剧院，已形成了一道道独特的风景线。每天，在这些地方，在来自大陆的游客和讲真相的各国法轮功修炼人之间，发生著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看似平静，其实骤起的生命重生的故事。
千真万确，这三亿人是十三年来千百万人在风雪中、在烈日下、在市集、小区、公车、大街小巷、在荒村、在黑夜里坚持不懈地努力，甚至是冒着被举报抓补绑架，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一年一年、一天一天、一个一个积累而达到了这个可观的、感天动地的数字。
三亿人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共产党员的数字，那是因为这其中很多是拔除自己曾经戴在脖子上的染血的红领巾，退出少先队的人。而我们知道，小时候，生长在红色中国的人几乎人人都戴过红领巾。所以和全国十四亿人口相比，三亿人这个数字相形之下是太少了。
在最近，退党的情况又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一开始时一天几人、几十人，到现在一天三退的人数平均在9到10万人之间，这惊人的加速度表明了历史的转轮正在朝着一个不可变的方向，不可逆转地快速地转动。中国人退党的人数就是以这样惊人的、滚雪球一般的加速度迅猛地推进著，直到我们达到了三亿人这座庄严的纪念碑。
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为中国人做三退的人可能都看过这样的景象，这是我在台北101景点亲眼看见的：一个穿蓝色衣服，农民模样的老人在做了三退后，他的脸上突然出现了一种十分复杂的神情。那是一种深刻的感慨、放心、欣慰、自豪、自尊，加上来自内心深处的喜悦，种种复杂的情绪加在一起的说不出来的一种表情，就连他的身子也似乎生出了变化，整个的脊骨都挺直了起来。在那一刻，他整个变了一个人。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刻，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可贵的中国人。从此我知道，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三退是一件无比真实的事。三退意味着一个生命做出了重要的抉择，他的生命从此翻过了一页，对于他来说，这意味着新生。
2.被消失的历史对十四亿中国人来说，三退背后有一个深刻而紧急的意义。
继《九评共产党》之后，2017年11月，大纪元九评编辑部发表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本书犹如石破天惊，击碎了共产党“伟光正”的假面，道出了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在世界上，它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摧毁人类；而在中国，它的目的就是摧毁中华民族。69年来，它把仇恨植入我们心中，把我们心中的善一点一点地偷走，把我们敬天敬地的心一点一点地捣毁。
回顾69年来共产党在中国的历史，从建政的第一年起，就开始了它杀害民族忠良、精英，出卖神圣国土，毁坏山河、败坏人心、摧毁文化文物、改造思想、改变基因的恐怖工程。到了今天，毛矢言塑造的新人类的工程已基本完成。中国，这神传的“中心之国”已不可辨识。温文尔雅，心中存有仁义礼智信的古国人民基本上已在过去的四分之三个世纪中被歼灭大半。
什么叫改造思想？什么叫洗脑？共产党的思想改造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今天我们已忘了自己的思想是如何从当初笃信天地的虔敬一点一点扭曲转向，而变成今天向钱看齐，唯物论、无神论的坚信者，张口就是“有奶就是娘”，“谁给我钱我就跟谁走”，压根儿不自觉这思维逻辑的混乱。回顾赤色中国的第一场思想改造运动，或许，我们能跨越时间的藩篱，看见原初的自己。
图为当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委员们在讨论思想改造的学习计划（网络图片）
“1950年初，虹口区政府立即抓紧机会组织全区的中小学教师们进行‘马列主义学习’。具体来说，先是学习‘社会发展史’。发展史的第一部分是“从猿到人”，即猿人是如何通过长期的、简单的劳动生产进化为人，进入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所有中小学教师都很重视这个学习，因为是解放后的第一次正规集体学习。”（《吴维僔自述》）
这么多年了，我们忘了共产党是一个外来政权；忘了马克思、恩格斯是德国人，而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一手移植入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苏联一手扶植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身就叫做中华苏维埃。这个1931年苏联国庆日在江西瑞金成立的傀儡政权，它的头一个任务就是在中国的国土上“武装保卫苏联”，它的纸币上直接就印着列宁的头像。直到今天，中华苏维埃被称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预演、它的摇篮。而当年这个苏联傀儡国的领导班底和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出一辙，基本就是同一帮人。
一转眼，两岸开放已三十年。这些年来，越来越多大陆人到中正纪念堂、慈湖来拜谒蒋介石，有一个来自天津的自由行年轻人直接就说：“我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我是来朝圣的。我还要去忠烈祠。”
在各种新兴媒体的攻势下，圈住大陆人的那道网络围墙早已破裂。谁是当年真正打败日本军的中流砥柱，很多人都渐渐明白了。而在苏联解体后，前苏联解密档案把更多历史的真相摆在了我们面前，其中包括第二阶段国共内战的真相。
1945年，苏联入侵东北后，把日本关东军投降后上缴的数量庞大，可以装配五个师的军备及仓库等移交给中共四野军。
“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苏军指挥部把缴获原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转交给人民解放军。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筒37,000余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机枪约12,000挺，汽车2,000余辆等等。”（《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苏联并且派遣军事运输专家科瓦廖夫上将指挥苏联兵工，修建跨满洲铁路以及修缮120座中大型桥梁，以运载坦克、装甲车等军备和丰富的各类补给到前缐。四野军配备上来自亚洲、欧洲二战战场的大量精良的武器和丰富的各种后备物资，又接收了苏联俘虏的数万关东军（保守数字是3万），还有苏联训练出来的，来自朝鲜的3万朝鲜军兵（朝鲜军事专家布鲁斯‧库明斯BruceCummings提出的数据），以及在日本投降后自动解散的大部分伪满州国军队。结合了这些军力之后，原本快要被蒋介石歼灭的共军转身成为百万大军出关，向刚刚艰苦的打赢了八年的抗日战争，满目疮痍、资源耗尽，剩下最后的兵卒，一寸山河一寸血的中原进军。
也就是说，蒋介石千辛万苦战胜了的日本军一转身收编入四野军，穿上四野军的军服，回过头来和共军一起攻打持续作战了八年，疲惫瘦瘠，军备、军粮、军衣，甚至子弹匮乏的国民军。而当时的国民军中，很多是在军力不断的耗损之下，从乡下拉夫来补充军力的十六七岁的少年。
神州大地就是这样失去的，没有坦克、装甲车，甚至没有充足的子弹，美国应许的军备迟迟不来的国民军就是这样在最后的四大战役中，在百门大炮轰轰的雷击下被惨烈击溃，怆惶地撤退到上海、青岛、广州港口，又拼命挤上一艘艘严重超载的轮船，狼狈撤退出大陆的。此后，它背负着共产党加在自己身上的毁谤和诬陷，而这场战争背后足以销毁几个蒋介石军队的千门大炮却没人提及。
在苏联主导的这场入侵战背后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因素，那就是由共产国际一手训练出来的千万打入国民党的特工，卧底的地下共产党员。
共产国际的基地在莫斯科，它训练出的特工打入了各国政府（包括中国和美国）的最高层。周恩来就是共产国际调教出来的特工头子。他成立的中央特科中囊括了从经济专家到将军机要秘书、精通外语的记者、魔术师等，具有各方面才能的特工。这场所谓的“内战” ，这些特务的渗透、策反和阴谋策划（如冀朝鼎献计的金圆劵政策）起到了致命的作用，并给国民党营造了一个十分负面的形象。
国共内战根本不是什么内战，而是苏联入侵战。说得更明白一点，是一场力量悬殊的中俄战争。对于这一点，蒋介石当年看得非常清楚：“俄共并不使用其本国军队直接作战，而指使其第五纵队，煽动敌国内部的阶级斗争使其替俄共间接作战。”（蒋介石《苏俄在中国》）
这段历史距离我们不远，却被埋在历史的尘埃中，不常被人提及，甚至不为人知。随着苏联机密文件解密，以及更多胡佛研究所的文件开放，这一段历史正在逐步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也就是说，对于这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人们正在重新认识。
苏联训练的军队、苏联转移的可以装备数十万人的日军重型武器、莫斯科共产国际训练出来的几个兵团的特工。南京沦陷后，斯大林让科瓦廖夫转告毛：“中国已经没有政府了，中共中央不能称作政府，国民党政府实质上已经不能作为政府，这对内政策和国际地位都很危险，中共不能再拖延政府成立的日期。”
就这样，毛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10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在苏联策划下独立的外蒙古建交。1950年在莫斯科发表“中苏蒙三国关于蒙古独立的联合公告”，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条件承认蒙古独立。这就是窃据大陆之后，中共送给苏联的头一个大礼。1950年10月，毛派周恩来去蒙古主持主权移交仪式，同年并在斯大林的指示下勘定中蒙边界，并划给外蒙古十多万平方公里。这只是一个开始。加上在这之后割给苏联的国土：海参崴、唐努乌梁海、库页岛等地，1949年后中共出卖给苏联的神圣国土（算上外蒙古）多达四百多万平方公里。
从成立的第一天起，“新中国”就把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移了出去。在“新中国”的第一张地图上，外蒙古那块疆域整个陷了下去，中国的版图从我们熟悉的，中华民国饱满的秋海棠一变而成了一只红色中国的瘦公鸡。以这种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与真正的目的。而一直要到2012年，中华民国政府才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
另外，简化汉字也是1950年毛访问莫斯科时，由斯大林提出来的。当时的计划是分几个步骤简化汉字，直到完全拉丁字母化。其实早在1931年，苏联汉学家与中共代表瞿秋白等人就在海参崴举行“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中苏13条共同宣言：“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代替”。一直要到1953年斯大林死后，简化汉字的步伐才停下来，可却留下了今天我们所使用的，爱没有心、飞只有一个翅膀这些汉字的残山剩水。
时常，毛说的话在无意中泄露了中共的天机。“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1937年毛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
明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如何成立的，明白了它的真实身份，对于我们的今天，我们才能有一个深刻的体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傀儡国，一个外来政权。它的终极目的就是从精神、文化到山河，全面的摧毁中华民族。从建政的第一天开始，它就在处心积虑地朝向这个目标迈进。
3.饥饿：共产主义无形的武器
窃据神州大地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了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等一波又一波惨绝人寰的运动。这些运动叫我们痛悟当年失去神州大地意味着什么。对于近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后的我们来说，理解国民政府当年是如何被击溃的，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中华民族真实的处境。随着历史一步一步的展现，人们明白了对于全体人类，对于全体人类创建的文明来说，这一挫败都是一场叫人怆痛的大悲剧。
在1949年前后那一场民族大劫难中，许多人面临着去留的生死抉择。那些被迫或选择留在大陆的，那些从国民党内部投诚、策反，甚至带领整个班、整个连向共产党投诚的，或者让自己的亲人回“祖国”效忠的，许许多多人的下场十分悲惨。许多人自杀了。他们在自杀之前经历的种种，他们心中曾经翻腾掀搅的痛悔，是共产党所铸造的真正炼狱。
红色中国建政之后第一年就开始了它的杀戮之路。在它的第一个肃清异己的运动镇反运动中，有两百多名国民军高级将领被杀，其中至少有44名中将、41名少将。被杀的这些人多是民族英雄：他们是参加过护法、北伐、抗日的国民党军官，有些甚至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英雄。也就是说，这些人是当初出汗流血历尽艰辛，以自己的性命保卫国家的汉子，是民族的脊梁。被杀的另一部分人则是内战时向共军投诚、策反的人。当时毛定下的指标是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结果杀的人数远远超出指标，多达80万人。
五十年代，毛泽东效仿苏俄“无产阶级专政”，开始“镇反”运动。全国共杀掉数十万人。（视频截图）
在当年行刑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见这些民族英雄被押著赴刑场的身子笔直，脸上的表情正气凛然，毫无惧色。红色中国公开杀戮这些民族的勇士除了铲除后患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共产党的公开杀人，不光是用恐怖压弯人的脊梁，还要将杀出来的恐惧融到人的血液里，变成恐怖基因，一代一代地传承。”（《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在这恐怖基因植入人们的血液之后，毛制造了一场绝天绝地的大灾难。
红色中国建政之后不到十年，在1958到1962年之间，全国发生了一场进入吉尼斯世界记录的世纪大饥荒。现在人们已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天灾，而是一场冷血的大屠杀。是在自己的人民一个个饿死的时候却为了大规模购买苏联武器而大量出口粮食、购买黄金；在自己的人民开始人吃人的情况下断然拒绝外援；是在粮仓里装着满满的粮食而不开仓赈灾；更重要的是，在人民公社因为大跃进而没有收成；在虚报粮收下按照虚报的数量超额征收，导致农民把口粮、种子粮、饲料都上缴，面临断粮的情况下，却狠狠地断绝了农民入城、上山求食的生路，把绝粮的村庄封起来，不准农村生火做饭，不准人民写信求救，活活把整家、整村的人饿死，而死去不准亲人的百姓戴孝、哭丧的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是在农民快要饿死时偷了一个土豆，或是实在顶不下去，为了活命而去粮仓、运粮车夺粮食时，以种种酷刑把人活活打死的一场大屠杀。
在那时高喊“要粮不要人”、“宁叫人头落地，不叫粮食短斤少两”的口号下，为了搜索农民“瞒产”而藏起来的粮食，逼粮团把快要饿死的农民吊起来，狠狠逼打。罚跪、斗争、捆、绑、吊、打、刑讯逼供。为了残忍地挤出农民的最后一粒粮食，一切已达到疯狂的程度。
根据近年曝光的资料，大饥荒中在民兵挨家挨户搜索藏匿的粮食时被活活打死，在抵不住饥饿偷粮食吃时被虐杀死的农民就占死亡人数的6%－7%。如果以大饥荒全国死亡人数4,600万人来推算（荷兰学者狄可托《毛的大饥荒》依据官方数据的推算） ，在各种残酷的手段下被活活打死的，全国大约有300万人。这还没有算上全国各地数不清的因为饥饿，而偷了别人地里几个苞谷、青菜、谷物而被人狠狠追着打、吊打、活活折磨死或自杀的。
也就是说，不是由于大跃进造成的歉收，甚至不是由于谎报、虚报而造成的超额征收使得农民被逼迫把种子都交出来而引发的粮食短缺，却是在这种种残酷冷血的政策之下，造成了大饥荒这惨绝人寰的大悲剧。当年看到死亡数字后的周恩来把那张纸片给烧了。直到今天，对于14亿大陆百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一段屠杀历史是一个禁区。是中共许多绝对国家机密中极其恐怖，极其秘密，绝对的不能让老百姓知道的一个。
1959年，毛在上海会议上说了著名的一句话：“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 。”在拒绝赫鲁晓夫的粮食援救后，毛对自己的私人医生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啥算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不又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1958年12月9日，毛在八届六中全会上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
没有任何悬念，这是一场冷血的大屠杀，目的是消灭大批的农民。而我们记得，共产党是靠农民打下江山的。它所应许农民的土地，是共产党乌托邦当年蛊惑人心的一个主要组件。曾经头上绑块布，跑着追着推著一辆辆木头手推车，帮助共产党打下江山的千千万万农民，是这场杀人不见血的大屠杀悲惨的牺牲品。
大饥荒四年之后，毛发动了长达十年的文革。在这十年中（以及在之前的1957年反右运动中），无数的知识分子自杀了。对于动脑的知识分子来说，自杀前的精神折磨是最痛苦的，没有语言足以形容的。而对于以肉身的劳动来换取生活的农民来说，身体难耐的，长久的，一天接一天的饥饿是最直接，也是最残酷的折磨。在整个共产主义阵营，饥饿是一种普遍使用的特殊的酷刑，也是一种无形的武器。
在文革期间，骨肉相残，亲友反目，师生互斗的悲剧十分普遍。（网络图片）
“死亡的方式有多种多样，饿死是最痛苦的死亡方式。中国古代有残酷的‘凌迟处死’，将人一刀一刀地割死，即‘千刀万剐’。这是从人体外部开始剐割，饿死是对人体内部的‘千刀万剐’。⋯⋯自我消耗、自我分解到死亡的时间因人而异，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非常残酷、非常痛苦的，相当于从人体内部‘凌迟处死’。”
“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人体的各种机能下降，在一段时间内饥饿反射极度强烈。由于生存本能的需要，他会不择手段地去搜寻一切能吃的东西。这时，生存压倒一切，动物性压倒了人性。饥饿到极点的人们为了找到吃的，不考虑亲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后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吃人的记录达数千起，其中有吃自己亲人的。” （杨继绳《墓碑》获2015瑞典史迪格‧拉森奖致辞）
大饥荒是共产党为了摧残人的精神，摧残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而在许多共产国家制造的大屠杀。从苏联、乌克兰到朝鲜、柬埔寨都发生过雷同的惨案，死亡人数都十分惊人。饥饿，这就是共产党摧毁人类的最廉价，最原始，也最恶毒的武器。这个原始的武器所产生的种种侮辱、扭曲人性，碾碎人性尊严，使得人变成动物，变成可食的食物的后果，是其它武器无法企及，也是人们无法想像的。
直到今天，共产党告诉我们大饥荒是三年困难时期。可在这三年困难时期中，领导们莺歌燕舞，举办舞会，会场中间放着刺激食欲的，平常看不到的各式菜色、水果。对于高层领导，在平常的食物供应外还有“特需供应”，每人每月供应肉4斤、鸡蛋3斤、糖2斤、大豆5斤、甲级烟2条。至于毛，他的御厨为他精心策划的菜单上有意式奶猪、烤马骏、软炸桂鱼、莫斯科红烤鱼、各式烤虾炸虾、鸡蓉鲍鱼汤，还有更多数不清的，琳琅满目的中西佳肴。即使在不吃肉的时期，毛的食谱也是琳琅满目。一边吃这著这些老百姓连做梦都梦不到的美食时，毛告诉自己的人：“教群众吃稀一点，掺着树叶吃。”
在毛美味飘香的御宴厅外面，在国土的四方，在四川、甘肃、贵州、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江苏、安徽、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农民吃谷糠、薯藤、野菜、刨树皮、四处掘地下的草根、树叶、棉絮、不能消化的观音土，把死人挖出来吃，吃外来逃荒的饥民，吃自己的儿女、亲人。在鱼米之乡的信阳，人们皮包不住骨头，不成人形的身子吐出最后一口气，饿死在路旁，不远处就是粮仓，粮仓里是满满的粮食。而这些粮食是他们自己亲自种下、一寸一寸养大、一穗一穗收割的。
“我们当时整个地区还有11亿斤，那是国库的粮食，是不能动的。当时执行也不行，不执行这个命令也不行。当时上面的政策很紧，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非常着急，但谁也不敢开仓，没有粮食你急也没办法。树皮草根都挖完吃完了，食堂停火饿死人，哪个社都有饿死人的。那不光是门口有人饿死，没粮食吃就全身浮肿，走着走着一栽就死了。” （河南省信阳专员秘书余德鸿接受美国之音访问）。信阳饿死的人数高达一百多万，饿死的人已经“不像个人”，鱼米之乡成了人间地狱 。
大饥荒屠杀人是有选择性的，它依照进化论“适者生存”的法则决定着谁生谁死，谁存谁灭亡。而在这里，“适者生存”的适者却不是老天，而是共产党所决定的。大饥荒也就成了共产党统治下的无情大淘汰。
在那酷刑般的几年中，老百姓真的就坐以待毙，在粮仓外喊著“毛主席救我”活活饿死吗？不尽然。在各省都有大量的农民夺取粮仓粮食牲口，或是拦截运粮火车的事件。
1959年4月11日，山东济宁抢粮、闹事此伏彼起，郓城闹的最凶，抢粮达130多起，有万余人参加，抢去粮食19万多斤，有的结伙持枪到外县抢粮。5月12日，菏泽马岭岗公社抢粮，6,000多人抢走粮食4万多斤。
1960年1月20日，甘肃武威市万人以上的饥民拥上火车站，哄抢铁路运输物资。
1960年11月起，贵州发生开仓分粮和偷盗粮食事件532起，被分和被劫的粮食80多万斤。12月，贵州浮肿病一天天加剧，大街上抢粮、抢饭、盗窃时有发生。各地告急电话、电报雪片般飞来。人们在大街上走路时不敢拿着东西吃，会突然被人抢走。
1961年，辽宁省发生抢粮事件3万多起。沈阳学生吃不饱饭举行罢课、绝食斗争。
1961年1月，甘肃发生哄抢粮食事件五六百起，取走粮食百万斤以上，牲畜近万头和大批的百货，交通瘫痪。
直到今天，这被列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大饥荒仍然被说成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天灾。在半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场炼取灵魂的精神大饥荒。邓小平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像不像毛所说的“饿死一半人”？这“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恰恰是把其他部分的人牺牲掉的潜台词。而又一次，这些被毫不怜惜的大批牺牲掉的人是沉默的农民、工人。
（未完待续）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8/4/10/n1029235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