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知道10年文革的灾难：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蛊惑下，“忠于党、忠于毛泽东”是中国人必须自觉接纳的人类唯一真理，同时也成了红卫兵小将们打砸抢、批斗、告密、杀戮等等一切反人性行为的“正能量”源泉与革命法条。

“破四旧”中无数文物、建筑和古迹遭到毁灭，学生批斗老师、子女批斗父母，上亿人被整。人性被党性吞噬，亲情被阶级仇恨撕碎，人心被反反复复地凌辱、扭曲、变异，大地荒芜，山河呜咽，5000年文化传统被彻底斩断。

这样的劫难，如今为什么竟能成死灰复燃之势？还有人趋之若鹜、为其抱薪点火呢？中共掩盖真相，拒绝真话，致使人们对中共假恶斗本质认知不清是根本原因。

邓拓愚忠的遗言——真心的假话

2020年，网络上流行着一句话：“相信共产党，跑步进入火葬场。”这话用在文革第一位自杀的高官邓拓遗言身上比较贴切。

早在1942年，邓拓就提出“毛泽东主义”，对毛忠心耿耿。1949年后，邓拓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充当中共各种政治运动的舆论吹鼓手，批《武训传》、《红楼梦》、批胡风。1957年，毛泽东提出大鸣大放，《人民日报》没有《文汇报》《光明日报》跟的紧，邓拓被毛批为“书生办报”。大跃进时，毛再批邓拓是死人办报。

大饥荒期间，邓拓又审时度势，在《庆春泽迎接一九五九年元旦》一文中写道“百里千家足稻粱”“跃进声中，山川倍见壮丽，风物美不胜收……”。1961年，邓拓为配合“高举三面红旗”，在北京晚报《燕山夜话》专栏发表杂文，在《不怕天》一文中他强调“革命的人民是一切都不怕的，首先是不怕天”“天不可怕，人能胜天”。

但邓拓对毛泽东的做法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据王若水回忆，1950年，邓拓私下里说过：“伴君如伴虎。”1957年5月，邓拓在人民日报发表杂文《废弃“庸人政治”》，暗批毛主观主义作风，后在《燕山夜话》发表《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等文，成了他攻击伟大领袖和党的铁证。王若水在《新发现的毛泽东》一书中说：“邓拓也是最早看透毛的少数党内干部之一。他有一次邀请胡绩伟去潭柘寺散心时说毛这个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己讲过的话，可以翻脸不认账’。”

但邓拓最终不能跳出对共产党的认识，而被中共整肃。1966年5月16日当天，戚本禹发表文章，称：“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2天后的凌晨，54岁的邓拓自杀。

邓拓在遗书中，再次表达了对中共和毛的愚忠：“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甚至还不厌其烦的辩解，《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并非影射毛泽东。可是，又有什么用呢？似乎冥冥之中，邓拓已经感觉到了表忠的无效，写完辩解之后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文革结束后，邓拓被平反，中共又换了一套说辞，说邓拓的文章里根本就没有讽刺伟大领袖的意思，邓拓是忠心拥护党和毛泽东的。

是什么导致了邓拓一生的悲剧？学者傅国涌总结说：“他的心灵没有能在党文化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只落得自杀的下场。”

江青的“免责”辩护词——泄密的谎言

1980年，中共公审“四人帮”，12月24日，江青在法庭上念了2个小时的辩护词《我的一点看法》，开场就反驳起诉书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歪曲、篡改历史，隐瞒捏造事实。你们说了我那么多罪名，没有一件能站得住脚。……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来，到毛泽东主席逝世，我没有什么自己的纲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执行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的，是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江青在法庭强调“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不停的为自己辩解、开脱，江青指责邓小平、华国锋对她的审判是利用专政，搞法西斯。江青最终被判死缓，1991年自杀身亡。

江青的这份辩护词堪称“泄密的谎言”。中共的用人之道是卸磨杀驴，这对任何人都不法外开恩，江青也不例外。中共历次的政治运动都不是个别人能搞起来的，中共擅长的是搞群众运动，让所有人手上都沾满血。江青在辩护词里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文化大革命十年来，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这场运动中，所有揭发出来的走资派和叛徒、特务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等等，统统都是假的，统统都是冤案、假案、错案，都是我江某人策划的，这可能吗？这岂不把你们的能力和才华都抹杀了吗？”

但江青为何能如此理直气壮呢？因为她非常清楚，一切罪恶行径都是中共和毛让她做的，她并毫不避讳地在辩护词中说：“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这位曾经的红都女皇却没有料到，中共为了需要，对她也会关门打狗，弃市问斩。

江青打击别人用过的手法，中共在办江青专案的时候，全都用在她身上。1976年10月，江青专案组办案人员将帮助江青去延安的徐明清抓捕，刑讯逼供，证明江青去延安前就背叛了革命。徐明清本以为顺着专案组的人来就可以解脱，没想到作证后还是进了秦城监狱。

作家方方在评价文革时说过一句话：真相比结论重要。而中共煽动政治运动时，只给出“高瞻远瞩”的定性、不可挑战的命令和漏洞百出的结论，却从不给出真相，并且制造举国文宣谎言，为极权维稳。

它擅长的是，把国民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敌人”，一部分是消灭“敌人”的“战士”，谁听党的话、谁要党性不要人性谁就是坚强的“战士”，为了证明党具备自我纠错的强大功能，“战士”可以被挖掘成潜伏的“敌人”，“敌人”也可以平反为“战士”。百年来，中共就是这样以挑起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的方式来掩盖着自己的滔天罪恶，幽灵般游荡在中华大地上。

哈维尔：过讲真话的日子

邪恶有时并不诉诸于血淋淋的暴力和可辨别的道德缺席。唱首红歌，跳个忠字广场舞，带个八角帽来一次红色之旅，在一些大陆人看来，也许还是件不错的浪漫事儿。对于不经世事的青年，或许文革对他们来说，还是遥远的美丽的谎言。但对于亲历过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的人们来说，事情就远不是那么简单了。

前捷克总统、思想家瓦茨拉夫·哈维尔曾举了个例子。蔬菜店的经理在他的橱窗里贴了一个“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大多数商店经理对于这条和葱头、胡萝卜一同批发下来的标语意义，是从来不会过问的。因为，经营者们无法公开在当局将意识形态和生活资料打包批发过程中，做出只要后者而不要前者的选择，否则他们就得关门。

“中学老师讲授他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不稳；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的话，因为恐惧自己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加入共青团参加不论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制度下，因为恐惧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责任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件被要求的事。”哈维尔指出，这就是后极权主义时代下人们生活的特征。

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原教旨主义的极权动力已经衰竭，按照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说法，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但制度还是在惯性运转，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所不同的是，当局虽然会用权力替代真理，但多少会在红头文件上印点依法治国之类的标题。权力集中和权力寻租的本身就是在台下鼓励腐败，台上呢，它要驱动消费主义，引导一切向钱看的人生态度。制造人性冷漠、自私、玩世不恭、唬人的爱国主义等等手法，都会成为后极权政权维稳的主攻方向之一。

那么如何抵制后极权主义呢？哈维尔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做一个说真话的人。”“过讲真话的日子”。理由也很简单：“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与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来，那最后的打击会来。”

哈维尔还指出说真话是“无权者的权力”，其动因是人的良知。哈维尔的著作曾在共产欧洲广泛流传，很多年轻人喜欢读。在瓦解捷克共产政权上，他的思想和努力无疑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2008年他与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在布拉格签署了《关于欧洲良知和谴责共产主义罪行布拉格宣言》。

“三退”是最善意的真话表达方式

哈维尔的话在今天读来，仍然具有相当大的意义。令人鼓舞和欣慰的是，中共极权的虚假、荒谬与罪恶，催生了伟大的三退运动，即自发退出中共党团队的良心运动。三退运动是21世纪最善意最伟大和最具有道德力量的真话表达，也是中共解体前的民情民意真相。

2021年4月18日，大陆移民黄莹洲女士在领取三退证书时公开表示，他的爷爷因为赞同孙中山被中共害死，奶奶被关进牛棚，父亲躲在深山里，两个当时才四五岁的叔叔在家中饿死。黄女士的父亲告诉女儿：“共产党就是土匪。”爷爷当年的遗言是，“如果有一天共产党倒台了，一定要在我的坟头告知我。”黄女士表示：“共产党的新闻表面上都富丽堂皇。”“但是共产党的东西是假的。”她呼吁更多的人参与三退运动退出来。

声明人“全小将”说，一直认为中共会带领我们走向富强，于是他便加入了共产党，“期望能为中国的富强出一分力”。可是一件事让他明白了真相。一天，他被村委主任叫到自家参加村干部会议，他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了：满屋看去金碧辉煌，还有几个歌女打扮的人围在村委主任身边。他的党员朋友们也纷纷说出相同的经历。他“为中国共产党欺骗人民的行为感到羞耻”。他宣布自己正式脱离中共党的一切组织，并“希望我的经历能够带动更多身边的人认清中共邪恶的事实。”

迄今为止，已有3.9亿人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而且每天仍在以数万人的速度滚雪球般向前滚动。据新唐人报道，自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后，掀起了全球华人三退活动，突破1亿大关，用了6年8个月，突破2亿大关，用了3年8个月，突破3亿大关，只用了35个月。2021年前两个月的三退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万。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6/19/n1303375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