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2014年，当时整个社会经济已经是整体下滑得非常厉害，我们的企业上升的幅度非常大，营业额达到2,000万，而且还是处于上升阶段。”来自广东的民营企业家汤志衡说。曾经自负的他当年因高考失利，在挫折中思考人生时有幸得法修炼。一场惨无人道的迫害让他再无宁日，而他却能坚守善良，在商场中大获成功。几度春秋，他越发感到大法的弥足珍贵。

得法脱胎换骨

1996年年末，汤先生因为高考失误，被肇庆一所并不理想的大学录取，读非常冷门的化工专业。从那时候起，他开始思考人生的很多问题，当时还因高考身体被搞得非常糟糕，失眠严重，神经衰弱，每天头疼，还有胃病。高考失利令他感觉整个人非常颓废。

有一天上晚自习回来，就看到有一群人在打坐，让他感觉非常吃惊。“因为我觉得现在整个社会都那么浮躁，有这么一群人能静下心来在这里打坐，所以我就很好奇。同学就借了一本书（《转法轮》）给我，让我慢慢看。”他说。

汤先生第一遍看《转法轮》，足足用了一个月，因为他当时身体反应非常大。一个月后，整个人再没有失眠过，身心状况都非常好。

汤先生说，“当初对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我生命中一直在寻求的，我要找的。最大的体会就是感觉自己前半生都白活了，因为在常人社会里不知道遵守哪一个准则，去指导自己的人生，非常迷茫。大法给予我的真的是一个新的生命，教导了我‘真、善、忍’的准则，还有生命的最终目的是返本归真。所以看到这些我就非常震撼，发自内心非常震撼。”

他说，“其实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非常好，还曾经是广州市的优秀学生干部，当时高考所有学校都会降分优先录取的，在同学眼中我也是品学兼优的。但是（我知道）我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我非常骄傲，看不起别人，好像高人一等。结果我的高考作文是0分。”

“有一段时间比较消极，但是得法之后，身边所有人都觉得我整个人脱胎换骨一样，变得非常平易近人，乐于帮助同学。我还在想，如果高考我能得法的话，再重点的大学我都能考上。因为打坐感觉内心很宁静，而且智慧、各种思维都非常清晰。”

当时在肇庆有很多炼功点，也有不少教授、学生都在学炼大法。汤先生说，“这段时间心态很纯，除了学习，基本上就是学法炼功，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能够面对这场对非常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能够走过来。”

上北京说句公道话

汤先生说，广东省的迫害是从“7‧20”开始，“电视、报纸铺天盖地地污蔑大法，我们就去了省政府请愿。当时省府四周围满了学员，但是政府不接待，后来来了一台警车，叫学员上车。把上千的学员拉到一个学校的操场里，登记学员的个人详细信息。关了一天就把学员放了。”

7月份，汤先生刚刚从大学毕业，当时已经被一家私营单位接收，是一个化工公司。

被释放的第二天，他像往常一样去公园炼功，和我同学在肇庆体育中心，没炼几分钟就有警车开过来了，把他们带上车，把他们的单位证件扣了之后，就叫单位来领人。

汤先生说，“因为我被扣之后打算去北京，所以就辞职了。当时公司直接去学校招人的，非常器重我，本来要把我当做未来的核心员工来培养的，听到我要走他们就挺惋惜的。”

“但是他们也知道，法轮功教我们做好人，对社会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没办法理解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每个人在修炼中道德提升了，身体健康了，我们都是受益者，都应该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当时他们刚毕业，身上也没什么钱，就去了北京。在途中，同学的母亲得知消息后，不吃不喝以死来相逼，要他们必须回去。当时想了很久，家人如果出了危险，是不是自己没有做好，所以他们就回去了。

后来，汤先生又去了一个国营单位上班。2000年底，他买到去北京的最后一张站票，独自一人去了北京。“去北京之前，我从来没离开过广州。我一个人就想着可能会一去不复返。”他说，“我就这样站着去了北京，站了大约24小时，也没有感觉到饿，也没有想到准备什么，也不懂得怎么去安排。”

到北京后，在一个同修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他们就去天安门打横幅了。他们横幅一拉出来，就有一大堆警察扑过来打他们，把他们抓到警车上了，抓到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地下室，里面的铁笼子里关满了学员。他当晚被送到清河看守所。

汤先生还记得，在大巴车上，有个女学员喊法轮大法好，有个警察过来打她。他说：“当时我站起来说不许打人，警察一脚把我从车的前端整个人踢飞了，眼镜掉了，虽然我被打得这么重，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到疼痛。”

在清河看守所，一个北京老师曾在这里被活活打死。在这里，看管他们的犯人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让他震惊得不得了。他说：“有个牢头说你不报姓名我就用牙签插你的手指，把刷子塞到屁股里折磨你……没想到共产党这么黑暗、阴毒，从来没想到这个社会会坏到这种程度，对共产党之前的认识完全颠覆了。”

“后来登记行李，我傻乎乎地写了姓名，后来才反应过来，它就是用这种办法把你的信息套出来。不只是我，我觉得所有学员都非常老实，警察用一些手段很容易就把我们骗了。”汤先生说。

第一次经历酷刑、毒打

汤先生被押回广州花都看守所，治安拘留半个月。“我一进去（看守所）就受到毒打，整个人懵了，真的没办法想像这个社会残忍到这种地步。进看守所的第一天，牢头找一个打手说‘监规七下’，我没反应过来，四五犯人就把我压住手脚，趴在墙上，腰要往外弓，每个犯人轮流跳起来，利用下降的重力用手臂的肘部猛击腰椎，每打一下我都是惨叫的，一直打了七下整个人被打得趴在地上。那种痛苦真是刻骨铭心，永远都不会忘记。”

“看守所还强迫我们做非常重的体力活，搬钢筋啊。7、8月天气很热，有一次我出现中暑症状，但是那些人也不管，根本不把人当人看，还是要干活，说你是在装死吧。”他说，“里面的警察和犯人都是，已经是在这种体制下完全是麻木的了，没有人性的。他也不把一个生命当作人看。”

15天终于挨过去了。后来有一个人出来就告诉他，他被释放的当天，“610”来了，要把人提走（带去学习班），发现看守所提早（到期）把他放了。

后来，汤先生因为是年轻人、大学生，被重点监控。2000年12月，派出所一个片警到他家说所长要找他谈话，跟他们去一趟。结果一到门口就被带上手铐，当场他妈妈就哭晕在地上，也没人管她。

汤先生被拉到洗脑班。洗脑班在广州花都梯面戒毒所，地处一个深山的山坳里面，非常偏僻，据说吸毒犯人被打死直接就扔进山坳了。

在戒毒所里，一部分是强制戒毒的，另一部分是监视居住的，是没有时间期限的。汤先生说，“中共在利用法律的漏洞。这些完全是没有人性的，在任何一个国家，你没有证据怎么可以把人关在那里呢？”

第一期洗脑班二十多人，其中一个是高三的在校学生，正准备高考。汤先生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半夜又送进一个杀人犯，戴着脚镣、手镣的，汤先生有一张被子，就拿给他盖，他很感动。

每天白天，强迫学员到一个房间里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学员不看，他们就放高音喇叭。后来大家一起绝食，一个星期后被释放回家。

汤先生说，广东省刚开始并不是真心要迫害法轮功，只是迫于江泽民的压力。因为广东人比较重利益，一般对政治不感兴趣，除非是上面压下来一定要抓、一定要判的人才动。但是2000年之后，江泽民直接下令诛连，包括用金钱奖励各级迫害法轮功的人员。所以镇压就一步步升级了。

“这次去北京，经历酷刑、毒打、关押、做苦力，当时有朋友问我后不后悔，我就说我真的没有后悔，虽然后面经历的远远超出我的想像力，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是我应该做的，应该走出来告诉别人我修炼法轮功得益。”他说。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19/5/14/n1125909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