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五”是发生在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的一场万人自发上访。这次上访震惊了中外，让当时的中国受到国际好评。也有见证人说当时去的人远不止一万人，因为在警察的指挥下，上访者安静的有序排列，从中央信访局的大门口一直排到了相当远的地方，估计三万人左右。不管人数是一万还是三万，我都认为这场上访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以下分三点说明：

一、合法的文明举动

1、合法上访

“上访”是“信访”的俗称。在中国古代，魏晋以后历朝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设“登闻鼓”，并设专职机构或人员，遇有击鼓者需立即受理或上报。这也是“击鼓鸣冤”的由来。在中国大陆，按照中共官方的定义，信访指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政府、或者县级以上政府工作部门反映冤情、民意，或官方（警方）的不足之处，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等等。

自发参加“四·二五”上访的都是中国公民，他们采用了上门走访的方式，到中央信访办反映地方信访办说只有中央才能解决的问题，这个行为显然是合法的。这也是为什么时任总理和信访办官员让访民选出代表，在中央信访办接待了访民临时代表，并同意接受访民诉求的原因。

2、文明言行

经过中共之手，中国早已不再是文明之国。这一点，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已暴露的淋漓尽致，每个人都能随口举出一堆实例，再粉红也难以否认。对内，中国人内卷没底线，用极端自私、伤天害理、杀人害命都不足形容，而且是举国上下笑贫不笑娼、黑白颠倒、善恶倒悬。在海外，粉红们通过翻墙、旅游、留学、移民，在全世界反反复复地把中国人的家丑翻晒出来，他们不是生怕世界上不知道中国人的丑陋，而是被中共教得无知、无耻和自私。

相比之下，二十五年前的“四·二五”上访人群，衣着朴素整洁，言行平和自律，所站之处，尽量不给他人添麻烦，还自觉地维护公共场所的卫生和秩序。访民高度文明的举止和素质让警察震惊、感动，警察也没有对访民狂吼“你不是人民！”并暴力以待。这自发站到一起、排成长队的万名法轮功学员，为中国人赢得了国际声誉，国际社会从这群上访者的身上看到，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开明的、足够文明的投资环境。

3、合理诉求

“四·二五”上访的诉求只有三项：其一，释放天津被防暴警察抓捕的四十多名上访学员；其二，给广大法轮功学员一个合法的炼功环境（这句话包括但不仅限于：不再暗中先定罪再制造证据，不再用高音喇叭、高压水枪滋扰学员户外炼功，不再用阴暗手段禁止为法轮功学员提供炼功场所）；其三，允许出版指导修炼的《转法轮》等法轮功书籍。

这些诉求，每一项都是忍受了两三年的暗中和半公开打压之后，才依法提出的。在任何一个尊重宪法、尊重基本人权（人身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受教育自由、工作自由、维护健康自由、平等不受歧视）的国家，都是合理合法的。

在正常社会，面对这样的合理诉求，政府不但会当场妥善处理，还会回去之后检讨和改善自己的执政；而发生了“八九六四”不到十年的中国，在全世界的眼里绝非正常社会。因此，这个和平、理性的万人上访，以及时任中国总理对访民三项诉求做出的正面应对，都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文明与开明感到震惊。

当时人们没想到的是，“四·二五”当晚，时任中共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却暴跳如雷、并很快咆哮政治局，以一人之力，在政治局其他成员全体反对的情况下，成立了“六一零”办公室、发动了“七·二零”对法轮功的迫害，自此，亿万法轮功学员和同情支持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的善良人，瞬间面临又一场政治灾难和人权灾难——不和江泽民保持一致，就被剥夺人身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受教育自由、工作自由、维护健康自由、不受歧视的自由等一切基本人权，“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

二、挽救中国道德断崖的英雄壮举

在中国大陆和海外的中文圈，有很多人对“传统文化”产生了莫名的排斥甚至反感，认为传统的“家长式”体制是“封建糟粕”。其实不是“家长制”的错，错的是中共的滥用、恶用。中共大老们，对中国人宣扬“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爹亲娘亲不如党亲”、“中共是你的再生父母”、“党养活了你”、“一切服从党安排”，让中国人对这些谬论习以为常、无可奈何，还告诉中国人“天下乌鸦一般黑”——全世界都这样。换句话说，中共用垄断和强权政治实行“家长制”，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不相干。如果把传统文化比作一顶礼帽，你拿来时尚，她拿来取暖，而中共则在搞“大批判”、“坐飞机”时，拿它来激发民众对“地富反坏右”的仇恨。帽子本身无罪，罪恶在于马列子孙——中共，它用一百年，全面摧毁了中华的道德文明。

从古到今，中华文明的传统文化，都是以人为本、以人的正常道德规范为基础的。正如美国的民主自由需要公民的宪法意识和法律意识为基础，才能健康运行和发挥正面作用，中华的传统文化也是以个人道德为必备基础的。可在中共国，每个粉红都是从小到老的被中共灌输着与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的观念。那个内卷外狂坑骗斗的缺德环境，是中共国的特产和真实写照。试想，当做好人无法生存，做坏人却看似成本很低、短期回报很大；制造这样的社会环境，这个政府不就是在教人、逼人为娼为盗做坏人吗？难怪明白人都说：中共国是一个把好人变成坏人的国家。

天道昭昭。人说神不存在，那只是人的无知和狂妄——地球人说高维空间不存在，高维空间就会消失吗？不会。同样，善恶因果是宇宙真相。为什么在民主自由的台湾，遭受七级以上地震，大楼也只是倾斜了几栋，而楼体结构、门窗还保持良好？为什么在马列子孙掌控一切话语权与资源、人人能高唱“了不起了我的国”的中共国，一场强风就能把整栋楼吹得窗碎门飞？一场地震就让一栋又一栋大楼整栋瘫散，如同一堆堆豆腐渣？真应了有人说的：

无知无耻无良善
互坑互害互相伤
他人遭灾你叫好
冤冤相报你遭殃

回顾历史，现代中国有两个道德断崖：

第一个：一九八九年的“六·四”。这个事件，直接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灰心丧志，放弃了一个国家的知识阶层应有的社会责任。

第二个：一九九九年的“七·二零”。这个对上亿中国人追求善良者的打压运动，让绝大部分中国人在求生的恐惧中，很快放弃了追寻真理真相，选择了随波逐流和唯利是图。

而二十五年前的“四·二五”呢，则是一群举止文明、思想开明的个体中国人，在又一个道德断崖发生的前夕，拿出道德勇气、实践道德信仰、力挽崩摧的英雄壮举。

三、后续

从百十来岁的文革幸存者，到六七十岁的改革开放见证人，老几辈的中国人都明白，一九九九年的“四·二五”，很不幸，未能阻止中国第二次道德断崖的发生：如果说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民政部名义推出的“取缔令”还受到很多历次运动过来人的嘲笑和不屑一顾的话，那么二零零一年除夕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实实在在的成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滑铁卢，让那么多人变的自愿得“健忘症”、主动“只向钱看”。

当时八零后、九零后年纪还小，零零后刚刚开始出生，而这几代人从孩童时期就只能得到谎言信息，以至于他们被中共驯养成“闻法轮功而色变”，甚至翻墙看到了真相信息还感到难以置信。“百度”、“微信”、“抖音”，中共与时俱进，用各种工具把“韭菜”、“社畜”、“螺丝钉”们捆绑在红墙内，实时监控，随时洗脑。在中共国，人不被当人尊重和善待；“韭菜”、“社畜”、“螺丝钉”无需基本人权。年复一年，生态严重恶化，一些人虽然在疫情三年后开始清醒，少数人转为反共，可是在十几亿的中国人中，有多少人能想到真善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希望与福祉？又有多少人知道墙外的真实世界和正常生活是什么样呢？

谨以此文，献给二十五年前的那个“四·二五”，纪念那座真善忍铸就的道德丰碑。

（明慧网:https://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24/4/7/21649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