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石采东，2002年在中国科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底到美国特拉华大学做访问学者，现为纽约一家公司实验室的主任。

我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01年曾因修炼法轮功被绑架到劳教所洗脑迫害。

1999年4月25日，中国北京，我和千千万万法轮大法修炼者一样，到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去上访，要求释放在天津无辜被打被抓的法轮大法修炼者，争取合法的炼功环境，维护公民的信仰自由。在我们和平、理性的坚持和当时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开明处理下，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并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这就是4.25万人和平上访事件。

4.25和平上访本质是在维护公民基本权利，客观上也是在给中共当局一个机会，一个纠正自己、顺应民心的机会。但是，三个月后，4.25和平上访却被中共歪曲成“围攻中南海”，并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对法轮功信仰的镇压，残酷迫害持续至今。

二十年过去了，事实越来越清晰，中共的邪恶面目越来越暴露无遗。今天，在自由的美国，我想再次回顾那次平和平、理性的上访，还历史以真实，还人们以真相。

4.25万人大上访的原因

4.25万人大上访的直接原因是天津员警无理抓人打人事件。

1999年4月11日，曾经多次诽谤法轮功的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出版的一份期刊上再次发表污蔑文章，说修炼法轮功会使人得精神病，并暗喻法轮功会使中国亡国。天津的法轮功学员感到，如果不能澄清事实，给予纠正，不但学员的合法炼功权利会受到威胁，还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拉入政治斗争中去。于是，学员们本着善意到天津教育学院找编辑部澄清事实。

经过天津学员多日持续的讲明事实真相，编辑部表示要改正。但后来却突然改变态度，拒不认错。4月23、24日天津公安殴打并无理抓捕45名法轮功学员，天津法轮功学员去市政府请求放人时，却被告知北京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要释放被逮捕的法轮功学员，必须北京授权。所以关注这件事情的学员除了去北京上访，别无选择。

在此之前，其它地方也出现过对法轮功的干扰，合法的修炼环境受到打压。

例如1996年6月，“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诋毁法轮功是“伪科学”。一个月后，新闻出版署以“宣传迷信”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书籍。

1998年7月，中国公安部发出“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对法轮功辅导员的电话、行踪进行监听和监视、取缔法轮功炼功点。新疆、河北、福建等地出现基层公安部门强行驱散炼功民众，非法抄家，没收个人财产等违法问题。

面对种种人为事端和无理挑衅，当时我们以为中央政府不了解法轮功实情，只是一些地方和部门违反政策。所以大家都自然想到要向中央政府反映，才能解决。我们当时是完全出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希望合理合法解决问题，才想到去上访的。

朱镕基带我们进中南海

4月24日晚上，我在附近学员家参加集体学法时得知天津法轮功学员被打被抓，决定第二天去上访。4月25日早晨，我到达府右街北口信访办附近时大约七点半钟。府右街和附近的街道两边已经站了许多学员，大家或站、或坐、没有和行人交谈，有的手里捧着书在看。人虽然很多，但既没有阻塞交通，也没有喧哗声。马路上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们如往常一样地赶路。因为第一次来上访，心想先转一圈，希望遇到认识的同修。于是顺着府右街西侧往南走。街道两边的学员排列得整整齐齐，靠外侧（马路）的学员站着，靠里的学员坐着，手里捧着《转法轮》。从他们的衣着看，有些是从农村来的，透着朴实和善良。沿途我没有见到我认识的学员，倒是随处可看到一些年轻人拿着对讲机在报告情况，衣着和普通人差不多，可能是便衣。

正往前走，忽然身后人群中响起了由稀而密的掌声，在清晨的宁静中显得清脆。我转身往回看，几十米之外，朱镕基正走出对面的大门（原来我刚才经过了中南海的西门），身后跟着几个工作人员，朝大门对面的学员走来。坐着的学员站起来鼓掌，大家看到朱镕基出来都很高兴，没想到他刚上班就出来接见学员，都想围上去向总理反映情况。我快步往回走，从人群里往朱镕基身边靠近。

朱镕基大概已经得知法轮功学员上访，大声问道：“你们来这里干什么？谁叫你们来的？”站在他面前的学员不少是从农村来的，大多没有吱声。

“你们有宗教信仰自由嘛！”他接着说。

“我们是法轮功学员，我们来反映情况。”人群中有学员回答道。

“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派代表来，我带你们进去谈。“朱镕基停了一下，接着说，“我也没法和你们这么多人一起谈呀！”

朱镕基让选代表进去反映情况。但是大家都是自觉来的，甚至彼此大多不认识，也从没有想过要选代表。因为平时炼功就是自觉自愿的，想炼就一起炼，没时间就忙自己的事，从来没人登记，也没查过人数，更不用说选代表。

“你们有代表吗？你们谁是代表？”他又问。

这时，我已到了距离朱镕基不过2米的地方。“朱总理，我可以去。”我首先自告奋勇地从人群中来到他身边。

“还有谁？”朱镕基问。

“我！”

“我！”

“还有我！”

……这时大家纷纷举手。

学员们个个都想进去反映情况。

“人不能太多。”朱镕基在站出来的学员中指了我们先站出来的三个人。其实，我们不是推选出的代表，而是毛遂自荐的。

朱镕基转身带着我们朝南海西门走去。他边走边大声问道：“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不是做了批示吗？”

“我们没有看到呀！”我们几个都愕然地回答。（后来我们才知道，朱熔基当时对北京部分学员的联名上书有回复，他批评公安部某些人放着危害国家的大案要案不办，而与一个修炼团体过不去。法轮功这些年给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医药费，不应该去找法轮功的麻烦，应该抓社会治安问题。但是他的批示被扣押了。）

他可能意识到了什么，换了话题说：“我找信访局局长跟你们谈，找副秘书长跟你们谈。”说着转向工作人员，吩咐找人。这时我们已经到了中南海西门警卫传达室前。工作人员示意我们止步，带我们左转进了传达室，而朱镕基进中南海上班去了。

提出三个上访诉求

传达室很干净。靠西墙的桌子上是电话及切换设备，摆着几把椅子。几个年轻的警卫来回忙碌着。不一会，进来四位三、四十岁模样的官员，但我一个也不认识。其中一位四十多岁坐在我对面，按朱镕基的意思，应该是信访局的负责人。“我们受总理委托来了解情况，你们先登记一下。”他说。我们三个依次报上姓名、单位和电话，他们每个人都在记录。我这时才结识另外两位学员。

其中一位女学员是北大某电脑公司的职员，她首先说：“何祚庥在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览》上发表污蔑法轮功的文章……”

“谁？”信访局的那位负责人似乎没听清，打断她的话问道。

“何祚庥。”我们几个一起说。

“不就一个何祚庥吗？！”他边记录边说，语气中透出几分轻蔑。

“又是何祚庥？！”另一个官员低声嘟哝，对他屡次挑起事端早就不满。

“天津法轮功学员到杂志社澄清真实情况，却被公安抓了四十多人，希望能尽快释放他们。”女学员接着说。

从他们记录时的表情看，有的似乎知道情况。但四十多岁的那位似乎不知道，他转向身边年轻的一位，意思好象是核实一下天津的情况。

“法轮功修炼‘真、善、忍’。我们通过修炼亲身受益，就先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们修炼一段时间受益后，又告诉他们的亲戚朋友，就这样人传人，心传心，修炼的人越来越多。现在，一些地方学员炼功受到干扰，我们希望有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女学员和另一位下岗工人学员都反映了这个情况。

“还有《转法轮》本来是公开出版发行的，但国家新闻出版署禁止出版，导致社会上出现很多盗版书。希望允许《转法轮》公开出版发行。”我把以前写信反映过的情况也提出来。

四位元官员边听边记录。我们三个你一言我一语地又补充了一些自己知道的情况。

我们还谈到既然国家制定了关于气功和人体科学研究的“三不政策”（不宣传、不争论、不批判），各级政府机关和新闻单位就应当贯彻执行。

从我们的说话和反映的情况中，那位元中年官员似乎觉得我们不像有备而来的代表，他可能不知道我们是被朱总理随机找来的。所以中途我曾出来找其他老学员进去补充情况。

最后，那位中年官员说：“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们将向国务院和中央领导汇报。请你们出去后，叫大家回去，尽快回家。”

“我们反映情况主要有三点：一是希望天津的公安尽快释放法轮功学员；二是允许《转法轮》公开出版发行；三是希望有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临走的时候我概括了我们的要求，并把我们带来的几本《转法轮》送给他们，请中央领导阅读。

合理诉求得到回应，上万人悄然散去

出来之后，学员们很关心天津公安是否放人。我简单的向站在西门口的学员介绍了情况，以及他们没有明确表示放人。因此大家仍然在原地站着，等待着事情的解决。旁边一直有便衣在监视我的一言一行，他们可能以为我是上访的组织者之一，或者我是某某负责人。事实上，我只是普通的炼功者之一。（几天之后，单位同事告诉我那天晚上就有人查了我的档案，但没有发现我有什么特殊经历。）

北京的早春，中午太阳已经很晒。中南海附近的人越来越多，但秩序仍然很好。大家都是从各地来的大法修炼的亲身受益者，最清楚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也都非常关心政府对天津员警无理抓人事件的处理情况。学员们的心境非常祥和，都在安静地等待消息。

后来的情况表明我们反映的情况也是许多学员都想反映的问题。当天下午，国务院领导找当时北京研究会的学员反映的大致也是这些内容。

傍晚时分，在朱熔基总理的处理下，天津警方释放了全部被关押的学员，并答应遗留问题要再派代表到信访办继续谈。晚上九点多，学员们得知事情已经妥善解决，平静散去。上万的人流，没有喧哗、没有碰撞、没有堵塞，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地上连一个纸片都没有。

“围攻中南海”是迫害借口

“4.25”万人大上访的和平解决，首先应归因于法轮功学员们在大法中修炼出的真诚、善良和宽容。其次也得益于当时国务院领导的开明处理。

但是，不到三个月，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就把4.25和平上访歪曲成“围攻中南海”，这是完全不顾事实的诬陷和别有用心的迫害借口。我们当时要去的地方是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并不是中南海。据那天早到的学员回忆²，中南海西门对面的学员是由员警带领着分别从府右街南、北口调过去的，也就是说是员警安排站在那里的，有意制造对立，企图构陷法轮功。当时我们主要站在北边的西安门大街（国务院信访办所在地）、文津街和西边的府右街，我们都站在远离中南海红墙的街道对面，靠近红墙没有站人。而且中南海东面和南面的街道都没有站学员，形式上不存在包围之势。

而且朱镕基当时出来面见学员，带我们进入中南海，假如存在“围攻”，朱镕基能从容的走出来吗？所以“围攻”之说完全是歪曲事实，是为发动迫害而找的借口。

4月27日，国务院信访局的负责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称法轮功学员“聚集”北京，并指出“对各种炼功健身活动，各级政府从未禁止过。有不同看法和意见是允许的”。这表明政府当时也承认4.25上访是合法的。我们出于对政府的信赖，本着利国利民、和平解决问题的良好愿望，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去上访，始终保持良好秩序，没有喧哗，没有标语和口号。所谓“围攻中南海”、“破坏社会安定”等等，都是后来为迫害法轮功制造的谎言。

没有4.25上访，中共也会迫害法轮功

“4.25”和平上访之后三个月，中共全面发动了针对法轮功的史无前例的迫害运动，许多人很自然的把这两件事用因果关系联系起来，认为“如果没有发生万人大上访，就不会导致中共镇压。”果真如此吗？

法轮大法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在中国传出后，广受欢迎，1998年12月上海电视台曾报导法轮大法“传遍欧、美、澳、亚四大洲，全世界约有一亿人在学法轮大法”。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法轮功在中国大陆的迅速传播，早就引起了中共内部的恶势力的高度警觉，如前文所述，它们一直企图寻衅迫害法轮功。

中共党魁江泽民在1999年4月25日当晚给政治局写的信中，明白表示了对法轮功的迅速发展、及其对民心的凝聚力的担忧和妒嫉，认为法轮功在和“党”争夺民心。他问道：“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江泽民妒嫉和共产党的邪恶本性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正原因。因此，即使没有4.25和平上访，以中共及其头目江泽民的邪恶本性，也会制造事端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共迫害所有的信仰群体，不管4.25有没有去上访。基督徒没有去上访，可是基督徒在中国也遭受迫害；藏族人没有去上访，可是藏族人也被中共迫害；维吾尔人没有去上访，可是维吾尔人也被中共关进集中营。这是共产党的邪恶本性决定的，它的最终目的就是毁灭全人类。

“真、善、忍”永恒

4.25和平上访开创了中国平民与官方之间通过和平对话解决问题的范例，被称作“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法轮功学员所表现出的和平理性和对正信与公义的坚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江泽民与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国社会道德严重败坏，对信仰的迫害，毒害了人们心灵，毒害了人们的行为。中共把这些丑恶的东西利用“全球化”输出到全世界，威胁全人类。这是当今世界陷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道德危机的根源。

但是，创世是为了救度。世界不会永远是邪恶逞凶的乐园，世界应是正义彰显的舞台。4.25和平上访至今二十年过去了，法轮功不但没有被铲除，反而弘扬全世界。二十年来我们一如既往的和平的讲真相、不屈的反迫害赢得全世界关注正义与和平的人们的支援。人们也越来越看清了共产主义不但与所有的信仰为敌，而且与全人类为敌。

4.25是平凡的，那是以“真、善、忍”为指导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内心境界的自然表现；4.25又是不平凡的，有识之士由此看到了人类社会道德回升的希望。在历史的过去，邪恶对正信的迫害从来没有成功过；历史的将来会再次证明，这个世界上终究邪不胜正。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19/4/21/n1120175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