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2日，中国强摘器官研究中心于第27届国际器官移植大会上发布了题为“中共在改革的幌子下持续强摘器官”长达341页的研究报告。

在没有捐献系统的情况下，中国在本世纪初的短短几年内就成长为世界上实际最大的器官移植国。自2006年中共大规模法外虐杀并摘取良心犯器官用于移植的情况被首度曝光于世，为应对国际舆论压力，中共当局多次改变对器官来源的说辞，并于2015年宣布全面停用死囚器官而转向公民自愿捐献。

中共通过海内外强力公关攻势和展示其器官源的“一夜间转型”、捐献移植系统蓝图与移植医院橱窗，使其改革得到了一些国际移植组织的承认与背书。而此报告揭示了中国器官移植工业的按需移植的特性、规模与走向、自愿器官捐献与移植系统的运作、法外的器官来源以及器官犯罪的幕后推手。

本网分期登载此报告的摘要与概述。

宣称器官源改革后的新动态

即使在2015年中共宣称公民捐献成为移植器官的唯一来源之后，虽然真正捐献的器官根本无法满足器官移植的需求，但移植中心的容量却仍在扩张。黄洁夫认为其制约因素不是缺乏器官，而是缺乏有资质的医院和有经验的医生。他还力主并推动将在中国采割的器官输出到其它地区，这显示中国拥有丰沛的移植器官源。

2017年5月，官方批准的移植医院从169增至173家。据官方统计数据， 2017年中国的移植数量比前一年增加了50%。黄洁夫于2017年8月宣布：到2020年，将官方批准的移植医院增到300家，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移植数量最多的国家。

韩国国家电视台于2017年10月对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进行了现场调查，发现其东方移植中心移植团队轮班工作，其手术室在日夜运转。国际部一名护士向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咨询）透露，仅该部前一天就做了8例移植（1例胰腺、3例肾脏和4例肝脏），并许诺数以天计或周计的等待时间。医护人员还鼓励患者家属向医院基金会捐款，以加快移植手术排期，进一步缩短等待时间。

尽管黄洁夫对外宣称中共已杜绝为外国患者进行移植手术，但天津东方移植中心仍在大规模接待来自韩国、中东及其它地区的国际患者，为之移植器官。中心移植大楼大厅的布局图显示大楼里有三个国际移植病区。除了使用自有设施外，医院还租用附近酒店的楼层接待国际患者及家属。移植中心护士透露，来自中东的移植患者数量超过韩国患者，其中至少一位中东患者的移植费用由其国大使馆直接支付。

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期间进行的电话调查显示，中国器官源依然充足且质量很高，一些医院甚至声称有多余器官。一家医院甚至为头十名登记的患儿提供免费肝脏移植手术。但多数移植器官并非来自全国捐献与分配系统，因为医院大多无法访问此系统。

这些都是在中国器官移植系统缺乏自愿捐献和监管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提出了关于中国移植器官真正来源的问题。

“一夜间”向合乎道德的器官获取的跃变

为应对国际社会的批评，中共当局从最初的抵赖到高调承认其移植器官几乎全都来自死囚犯，后来又宣称转型到公民自愿捐献。

然而国际组织估计，自2000年以来，中国每年处决数千死囚，并且“数量在逐年下降”，十年后，死囚器官已成“无源之水”。

在2010年3月之前，中国没有任何器官捐献系统，之后才在19个省市开展器官捐献试点。 尽管头两年中国只实现了207个捐献，2013年8月，当局公布了中国器官移植反应系统（COTRS），将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

中共官方数据显示，2013年使用器官的23%来自捐献， 2014年增至80%， 从2015年1月开始完全停用死囚器官。“一夜之间”，中国器官移植业实现了向合乎道德的器官源的跃变。黄洁夫宣称，中国在短短几年内就建立了器官捐赠和移植框架，走过了其它发达国家用了数十年才走过的路。

然而，这数字轨迹似乎只是为构建一个向合乎道德的器官获取“新时代”的奇迹般跃变而杜撰出来的。截至2017年底，官方公布的中国登记捐赠者总数为373,536，如果按美国登记捐赠者与实际捐赠者的比例，全中国的登记捐献者能产生的实际捐献还不到29例（见“登记捐献者仅能产生几十例实际捐献”一节）。并且，各地区报告的捐献数量（主要来自医院ICU重症监护室的非登记捐献）的总和远低于官方承认的移植量，更不用说医院实际施行的移植量。

长期障碍中国器官捐献的因素包括：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缺乏脑死亡立法以及保障合乎道德的器官捐献的完善法律与制度框架；普遍缺失对医疗系统的信任。

在中国宣布完成向合乎道德的器官获取转型一年后的2015年底，中国的捐献系统仍未进入实际运行，因为“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形同虚设。”黄洁夫在2017年3月向媒体透露：在美国有1,500人监管器官捐献过程与系统，而在中国仅有一人。没有政府部门为器官捐献、采割和移植的日常过程进行监管或执法（见 “中国捐赠系统只是一个空壳”）。

按中国器官捐献与获取系统的设计，器官获取组织（OPO）就建立在卫生部批准的器官移植中心之内，负责器官捐献、死亡确认、器官获取与报告等各环节的运行与管理。黄洁夫在媒体采访中承认：“器官的资源，所有的受体供体都在医院，器官移植的整个链条，都发生在医院里面。”

OPO联盟的副主席、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原局长，2016年被起诉受贿。昔日（并且仍在继续）进行不道德器官获取的核心成员就是今天的器官协调人，大多数器官仍为非法获取（见 “黑箱操作”）。

尽管当局宣称，建立中国器官移植响应系统旨在管理所有器官捐献者和接受者，但这套系统也得有捐献才能实际运作。并且截至2017年3月，其网站上只登记了31,000名潜在器官接受者。2017年6月结束的电话调查显示，中国大多数被调查的器官移植医院无法进入中国器官移植反应系统，这意味着其大多数移植器官并非来自捐赠系统。

上述情形显示，中国尚未建立透明、符合道德的器官捐献系统。器官捐献的商业化和缺乏透明度导致潜在的捐献者及其家庭对中国器官捐献系统失去信任。

黄洁夫在2017年说，70%的器官来自脑死亡捐献者；其余30%主要来自脑死亡后心脏死亡捐献（DBCD）。[38]然而截至2014年底，中国90%的医生不清楚脑死亡的鉴定标准，这种状况到2017年仍然存在。[40]这矛盾意味着脑死亡在中国普遍被滥用。

中共至今尚未颁布有关器官来源、捐献、获取、分配和移植的基本法律。政府及行业政策与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严重受利益集团的影响，既未在医疗系统中贯彻执行，更无从管控军队、司法等其它部门。这为通过其它渠道进行的不道德器官获取留下了巨大的漏洞。

与中国器官移植业的真实规模相比，死囚（从2015年开始也已被归为自愿捐献的公民）和公民自愿捐献者的总和只占中国所有移植手术器官源的一小部分。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被高调宣传的中国器官捐献与分配系统，包括COTRS，被用作洗白非法器官的门面，而并未在实际移植规模层面发挥作用。

在改革幌子下持续强摘器官报告（2）

（待续）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8/7/18/n1057262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