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纪元记者的专访中，葛特曼表示，人们很容易从《大屠杀》一书的名字上，认为书中写的都是中共酷刑和活摘器官的问题，但实际上，在他看来，这本书完全都是写的法轮功问题。他希望纽西兰政界和媒体人士，都能够认真读一下这本书，这对他们客观认识法轮功、以及认清中国/中共的真实现状，都会有帮助。
2018年8月16日，葛特曼在纽西兰惠灵顿接受大纪元专访。图为他向记者展示他的著作《大屠杀》。（视频截图／大纪元）
葛特曼说，这么多年来，西方因为没能认识到法轮功在中国问题中的重要性，所以在中共活摘器官这样的极端非人道问题上也视而不见；《大屠杀》以一个西方媒体人的视角，通过对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法轮功学员的深度采访，让读者在认真读完全书之后，可以自己勾画出法轮功问题的全貌，并对法轮功问题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得出自己的结论。
由于中共这些年来在海外的宣传，加上像纽西兰等国家对中国经济贸易的依赖，让很多西方高层人士对法轮功遭受的迫害避而不谈，唯恐触碰中共的敏感神经。葛特曼说，他们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中国现在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方面，习近平当局动作不断；经济上，前任政权留下来的问题正开始显现出来，所以那些还抱着原来的认识与中共打交道的人，显然是“有些过时了”，很多事例都显示，对中共罪行的强硬态度，并不会影响贸易发展。
早就对法轮功问题感兴趣
戈特曼表示，很难确切地说出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对法轮功、以及以法轮功学员为主要受害者的中共系统活摘器官开始调查的，“但我真正开始接触到法轮功是在1998年，那年冬天，在北大，那时我在北京。”
“到了1999年，我对法轮功问题就更加感兴趣，因为这显然是件大事，铺天盖地，是到那时为止，中国发生的最大事件。”
“到2005年、06年，我决定要针对这个问题做点事，写一本书，也可能不是书，而是一部纪录片——关于法轮功和中共当局之间的矛盾。”
“但一定要非常全面和完整——我不想（像其他人那样）去报导法轮功的信仰活动，也不想去分析那些书籍，我想去研究他们的行为，因为行为才是最重要的。”“行为才决定真实性”。
《大屠杀》探讨的是法轮功问题
葛特曼真正开始采访，是在2006年，他的足迹遍布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亚洲的泰国、台湾等地，以及欧洲的许多国家。在7年中，他前后采访了一百多名法轮功学员，认真聆听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试图记录下每一个细节，包括他们在某一时刻的所思所想所感。
葛特曼说，他是在采访法轮功学员时，意识到中共当局广泛地、系统地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的。之后，他的书中才逐渐增加了有关活摘器官内容的份量；而《大屠杀》这本书的名字，也不是他最初取的名字，而是出版商给出的名字。
“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容易认为这本书是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但实际上这本书的大多数章节，都是写的对法轮功的迫害、镇压——从开始到随着时间逐渐扩大——这些才是这本书的精华。”
“这本书10个章节中至少有6章是有关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迫害是怎样发生的、怎样达到这种状况的”。
“这本书写得非常详细——是在调查过程中才开始引入活摘器官问题的。”
像是在读一本小说
针对《大屠杀》一书的写作方式，葛特曼更愿意把自己定位在“作家”而不是“记者”上，尽管他为此前后花费了7年多时间调查，采访了100多名法轮功修炼者。
“尽管这本书所写的都是事实，人物、地点、以及涉及到的一切，但总体想法与其它的著作有所不同；比如《血腥的活摘器官》报告，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份法律文件，而这本书则更倾向于让人们去阅读，而不是（像上述报告那样）用来研究和翻看。”
“人们不知道这本书是真正地在写人，（读到的）不只是一个个单词，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书中涉及的每一个人物，我都深入地发掘他们的特点、性格等，相当地深入，我想要获得真正的信息。”
“所以我写这本书几乎就是一种——不是以一个记者来考量——几乎就好像你是在读一本小说。”“就是那种书，你拿起来就不想放下的书。”
每一章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葛特曼翻开《大屠杀》，指著上面的图片说，“其中一章是写韩广生的（原沈阳司法局局长，2000年出逃加拿大），他怎么样建造的龙山教养院——这个劳教所主要用来关押女性法轮功学员，她们在这里生产的蜡烛，都贴著泰国制造的标签”，他手指著一张照片中一个只剩一副骨架的女性说，“这名妇女饿死在里面”。
葛特曼继续翻著书，一边指著其中的一些照片，一边说，“还有一些章节是写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逃亡的故事。这个是王玉芝（后被加拿大政府营救到加拿大），这是赵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爱尔兰，在回国探亲时被抓捕，并被监禁了一年，后被营救回爱尔兰），这个是莲女士（Lotus）……，这些都是重要章节，每一章都讲述了一个故事。”
“不过最重要的章节可能是这一章”，他指著长春插播事件的参与者照片，“这是大卡车（长春插播事件主要参与者刘成军的绰号）”。
“我采访了很多人，他们认识那些法轮功学员。他们认识大海（长春插播事件参与者刘海波的绰号），这是侯明凯的妻子；其中一个主要的信息来源就是唐峰，他认识他们每一个人。”
“书中的一些部分有关活摘器官，实际上我也确实发现很多有力的证据——受害者除了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有被活摘器官的。”
考验耐心的艰巨工作
葛特曼说，尽管在调查过程中发生过车辆被砸坏洗劫、调查员在香港遭到恐吓等事件，但这些对他来说都不算最困难；“真正的调查非常非常难做，冗长乏味，常常让人感到精疲力竭。”
“我采访的一些人，是从中国逃出来的难民——他们曾经遭受酷刑折磨，曾经被置于难以想像的压力之下，他们失去了家庭，失去了孩子——去采访这些人，从他们那里得到真实的信息，就得耐心地聆听他们诉说。”
“有时可能是3个小时，有时可能是4个小时，甚至6个小时”，“王玉芝的采访花了3天时闲”，“他们带着那么多的伤痛，他们必须从伤痛中走出来，才可能开始讲出他们真实的经历和感受，而这个过程往往都要4、5个小时”。
“这相当考验耐心，在我看来真正的调查都是这样进行的”，“必须等到合适的时机，才能提出合适的问题”，“如果提问太早，很可能得不到真实答案，那这样的调查就不可信”。
“而对于中共当局的这些指控，都是有害的、残暴的，为支持这样的指控所作的调查，就必须非常确信，而对于见证人的信心的建立，必须花费很长时间。”
因为之前他曾经参加了一个网络会议，身在中国的一名证人第二天就失踪了，之后再也没有任何消息，并且他的家人也都死去，所以葛特曼决定不在中国做调查。
“我不想要任何人因为我的书而死去”，“已经有太多的人因为被摘取器官而失去生命”。“所以我去找那些来到国外、相对安全的人作证”。“尽管他们仍很害怕，还很担忧，他们遭受过巨大的创伤、痛楚和困境，但至少这样不会有任何人会因为调查而失去生命。”
采访揭出中共活摘器官罪恶
他在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深入采访时，这些法轮功学员大多数都有过被强行采血、做莫名其妙体检的经历。葛特曼举了个例子，他在加拿大采访一名50多岁的法轮功妇女时，这位女士非常地详细地跟他讲了她在遭受监禁时，受到的种种酷刑和折磨，中间提到被强行体检、医生翻开她的眼睛用手电筒照眼睛等，但其余的只是一带而过；凭著媒体人的敏锐感觉，葛特曼意识到其严重性，就非常细致地询问了整个体检的过程。
但这位老年女士仍然不停地讲她遭受的酷刑，有几次葛特曼不得不打断她，试图把她拉回到那个奇怪的体检上来，这让这位女士很不高兴，葛特曼说，“在她看来，我跟你讲我遭受的如此惨烈的酷刑你不听，你偏要问我那些毫无意义的体检”。
“他们很多人都是这样，没有意识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到底有多严重；但反过来讲，这让我更加确信这些事情的真实性。”“我知道如果正常的体检，会检查视力，但那种方式检查眼睛，是在检查眼角膜（做移植用的）；而那种验血，也更像是为器官移植获得血型匹配数据所做的。”
殊途同归 揭惊天黑幕
葛特曼说，尽管他在《大屠杀》中所做的调查与两位大卫（乔高和麦塔斯）在《血腥的活摘器官》报告中所做的调查方式不同，并且是互相独立的，但两项调查结果却非常相似：一个是从2000年到2008年，大约有6.5万法轮功学员因为被强摘器官而失去生命；另一个是从2000年到2006年，中国有4-5万例器官移植无法说明来源。这个结果，从另一方面证实了中共大面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的真实性。
“因为我曾在大陆生活过，我不相信中共官方的任何数字，那些都是编造的”，“与乔高和麦塔斯的方式不同，我决定与证人交谈，这就是之所以花费如此长时间的原因所在”。
“这些证人遍布全世界，有从中共反正出逃的，书中包括一位局长，有劳教所所长，有（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办公室的官员，还有一些医生，一名监狱看守，当然还包括一些难民，这些人非常重要”，“我自己采访了100多名法轮功学员”。
“虽然采取的方法截然不同，但我们对于中共强摘器官的指证却非常相似，这也是为什么在最新的更新报告中，我们联手工作的缘由。”
最新报告翔实数据 中共罪恶铁证
葛特曼说，他原来调查估计的数字——8年中6.5万名法轮功学员死于被强摘器官，这确实太少；尽管他一点都不相信中共的官方数据，但最新报告中的数据，都是经过大量的分析和计算，对一家家医院的床位数、周转率、移植后抗免疫药物的消耗量等的分析和计算，而得出的结论，可信度相当高。
“不过因为我们不清楚中共在每一个人体上摘取器官的数量，可能是1个，也可能是2个或3个，所以目前还无法估计被摘取器官的人数”，“只能估计每年大约有6万到10万非法移植器官数量。”
“这个更新报告，并不是早前的书和报告的替代——那里面都是真正的证据——而最新的报告，只是为原来的一项证据——即器官移植数量，提供了更详尽的证据（数据）。”
“所以，到现在，这已经不仅仅是一本书或者一个故事，而是一个研究领域”，“这项研究第一次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美国国会在最新报告发布后两周，就通过了343号决议案，并援引这些可信和持续的调查报告，要求中共停止系统摘取良心犯器官、并停止迫害法轮功；3周后，欧洲议会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案；与此同时，各大媒体包括CNN、BBS、伦敦时报等等，还有NZ Herald，都进行了详细报导，使这件事情获得了它应该得到的广泛报导。
西方必须重新认识中共
葛特曼认为，那些认为中共当局仍然强大的认识“已经过时了”。“我是说，中共的财政困境已经很明显，中国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占支配地位了”。
“外国公司在中国的状况都不怎么好，我理解，去年，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企业离开中国，25%，这是个相当显著的数字。”
“所以我觉得，人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些过时了，他们还没有完全搞明白”。“那些跟中国或中国人接触不多的人，他们确实很难知道它们（中国）是怎样运作的，他们也不知道那些人是如何思考的。”
“我可以解释一点点，但这并不是说我是西方与中国的桥梁；我只是觉得我对法轮功有所了解，我在全世界与很多法轮功学员在一起相当长的时间。”
为了了解法轮功学员日常的行为举止、所思所想，他甚至在新泽西州的一个城市里，在法轮功学员合住的房子里租了一个房间，每周都会去住两三天。“我并没有采访他们，也没打算那么做，我只是想了解人，想了解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
“其实，每一位法轮功学员互相之间都不同，他们每一个人随着时间推移也都有所变化”，“法轮功的声誉在中国大陆已经有相当的恢复，在西方也得到相当程度认同，只是时间可能会长一些。”
必须让更多人知道真相
葛特曼说：“历史上一直都有群体灭绝罪恶发生，也都是以同样的形式：人们开始时否认，然后开始接受事实，之后再围绕这个问题来解决，总是这样”，“一般来讲，在这样的事情还在发生时，人们都会去否认它，这并不奇怪。”
“麦塔斯和乔高把这（中共活摘器官）称为这个星球上的新型邪恶，我同意——形式是新的，但邪恶不新——这种医学界堕落的形式是新的。”
“人们总是有一种倾向，倾向于把某些事情推到一边去，人类一直都是这样”，“也有为让人们承认事情的真伪而不断地努力的，就不停地这样循环著”。
“据我知道，中共的目标——如果它有一个目标，即使中共分裂，它的目标人仍是掩盖罪行，就是这样，它们只想掩盖罪行。”
“如何能最大限度地掩盖罪行？就是把每一个见证这个罪行的人消灭——任何参与的人，这是它们一贯的作法，毛（泽东）就是这样做的。”
葛特曼最后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不仅是让人感到触动，更要以事实为基础，提出让人无法不信服的例证”，以这种形式，“强迫人去听，强迫人去采取行动，强迫人去思考这个问题。”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6/8/24/n823120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