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活着，就变成了死人。这对中国的情况来说是一个独特的术语。”多伦多圣迈克尔医院肾移植负责人Jeff Zaltzman医生说。
中国的器官移植行业在2000年初开始成倍增长，现在，中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器官移植游客的首选国。尽管在中国器官捐献很少，但器官很多，等待时间在几天到两个月之间，这在任何其它国家都是不可能的。
“手术提前预定 只能是强迫器官摘取的结果”
2005年，当一位病人告诉以色列著名心脏移植外科医生Jacob Lavee他要去中国进行心脏移植手术，并且手术的日期已经安排好了，Lavee医生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以色列著名心脏移植外科医生Jacob Lavee。(Alex Ma/Epoch Times)
Lavee医生意识到这只能是强迫器官摘取的结果，因此由他牵头率先制定了以色列的器官移植法（Israel’s Organ Transplant Law），该法于2008年生效，禁止购买和销售人体器官。Lavee医生曾担任以色列器官移植协会主席，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医学院移植专科医生主任。根据2012年12月发表在《美国移植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上的一项研究，以色列的器官移植法对减少以色列的移植旅游产生了重大影响。加拿大2019年也有了类似的立法；2月27日外交事务委员会一致通过关于打击器官贩运的S-240法案，4月30日，S-240法案获得加拿大国会所有党派的支持。经过第三次审阅，全体通过了该法案。
“活死人”中国器官的黑幕
位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器官观察”（Organs Watch）组织曾经发布报告指出，加拿大是世界上去中国器官移植游客买家最多的国家之一。
多伦多圣迈克尔医院肾移植负责人Jeff Zaltzman医生表示，他的至少50名患者曾到中国进行移植手术。Zaltzman在2014年关于强制器官摘除的论坛上表示，中国创造了第三种器官捐赠者，这种捐赠者在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并不存在。他称他们为“活死人”。他说：“他们活着，就变成了死人。这对中国的情况来说是一个独特的术语。”
韩国精选电视台（Korea’s Chosen TV）2017年播出的纪录片《杀戮：中国移植旅游的黑暗面》（Killing to Live: The Dark Side of Transplant Tourism in China）显示，自2000年以来，估计每年有3,000名韩国人在中国接受器官移植。该纪录片是对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调查。医院根据需求保证提供“健康、年轻捐赠者”的器官。
该医院拥有专门为国际移植患者使用的500张移植床，有三层楼，手术室全天24小时提供服务。
“在中国，得到器官很容易。我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但是只需要两个小时就可以将新鲜器官带到这里。”该医院一位资深护士告诉电影制片人，她说肝脏花费是130,000美元。
中国的很多医院面向世界做器官移植。上海中山医院网站称，该医院吸引了来自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韩国、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患者。
器官供体主要来自法轮功修炼者
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发现了中国移植行业的人体器官供体。他们发布了两份调查报告，一份是在2006年，一份是在2016年，显示未经同意的宗教人士和政治犯——主要是因信仰而被拘留的法轮大法修炼者，活着时就被摘取器官。换句话说，他们因器官被杀。
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Jonathan Ren/Epoch Times)
据维基百科报导，麦塔斯和乔高2006年发布乔高—麦塔斯的调查报告，曾在德国、墨西哥、法国、美国、瑞士等多国接受当地各大媒体争相报导。2010年1月16日，国际人权协会（IGFM）瑞士分部将2009年度的人权奖颁给了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推崇他们调查中国共产党摘取法轮功学员及良心犯器官的指控，并因此成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中共把器官移植当作牟取暴利的生意
《血腥的器官摘取/大屠杀：更新版》（Bloody Harvest/The Slaughter: An Update），是乔高、麦塔斯，以及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共同撰写的，书中详细介绍了一些移植旅游案例。葛特曼是美国研究员、资深媒体人、中国问题专家。
书中说，外国人多是组团到中国器官移植旅游，多由经纪人组织。2001年2月，一组9名患者从东南亚前往太平医院进行器官移植手术。这九个移植手术在两天内完成，同时至少还有另外四个器官移植手术。
一组七名从香港前往中国接受肾脏移植手术的患者均在同一天进行了手术，并在一周后回家。一名来自台湾的妇女前往中国进行肾脏移植手术，她报吿说至少有10名患者正在等待移植手术或从移植手术中恢复。
“听到器官的来源，我感到很惊讶。我参与了这样的事情，我感到非常难过。我想讲述我的故事，以便人们可以了解它。”台湾居民庄柔柔（音译）在纪录片《活摘》（英语：Human Harvest）中说道。她在中国接受了新的肾脏。
“当我去移植手术时，我不知道捐赠者会被杀死。”另一位台湾居民涂秀松（音译）哭泣着说道。
日本患者Hokamura Kenichiro对于器官移植手术在中国如此容易达成而感到惊讶。在与一位在中国的日本经纪人联系十天之后，他就躺在了上海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接受一个新的肾脏。“这快得让我害怕了。”他说。该器官的价格为80,000美元。
2016年的报告称，Hokamura是前往中国进行肾脏，肝脏或心脏移植手术的数百名富裕的日本人之一。
该报告发现许多情况下，由于器官排斥或作为备用，为同一患者准备多个器官是常见的。在一个案例中，为同一患者准备了八个备用器官。研究人员表示，每年在中国进行多达6万至10万例移植手术，其中大多数是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器官。
研究人员发现，虽然许多国家都存在移植滥用问题，但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受到当局的批准，当局正在从中获利。
“追究反人类罪 每个人行动制止暴行蔓延”
独立人民法庭提出，全世界政府应有更多行动来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在此之前，美国国务院已宣布，美国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将拒发移民和非移民签证，已发签证（或绿卡）者将被拒入境。
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Matthew Little/Epoch Times)
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呼吁，每个人都应立即采取行动，制止共产主义暴行蔓延，“当有人想来杀你、取你的器官时你会反抗，但到这一步已经太迟；你要制止这件事，就得在他们到你身边之前出手。”麦塔斯自费调查、四方奔走逾13年，这位律师表示，“我希望活摘器官停止，那会让我欣喜若狂。如果它确实停止了，事情还没结束，因为所有罪犯都必须被绳之以法。”
麦塔斯指出，“当大规模犯罪发生、数以万计的人被杀害时，不仅受害者数量巨大，犯罪者的人数也非常可观。”
“有第一线的犯罪者，有发出指令的机构，也有策划者，不同环节有不同的人。”他列举道，“进行血液和器官检查的人在其中，识别谁是法轮功的那些狱警在其中，做移植手术的医护人员在其中，负责镇压法轮功的‘610’官员，散播对法轮功的仇视的人，他们也在其中。”
在麦塔斯看来，知情的间接参与者也逃脱不了责任，“为外国人‘器官移植旅游’做中介的人，以及去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也都在其中。”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19/7/8/n1137106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