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中共在2015年11月1日设立的这个举报电话，就是鼓励北京市民举报可疑的间谍行为，最高奖励是人民币50万元。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利益的诱惑下，难免就有六亲不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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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简单地计算一下，一年5000个举报电话，相当于在一天当中就有十几个举报的电话打进，或者说每天都有十几个人打电话举报间谍行为，每天都是这种情形。可是真的有那么多间谍吗？如果真是这样，那间谍岂不遍地都是了？而且如果真是间谍，有那么容易被发现吗？
美国之音记者向接线员询问，在这些举报线索中，有多少被查证属实了。对方表示她只接电话，不能透露接到举报后的甄别流程，她说那是中共内部的情况。
我们不妨做一个反向分析。间谍行为我们不排除会有，但是我相信绝不会有这么多。那么这5000个电话说明什么呢？是不是意味着北京市民身边这种监视别人的人太多了？换句话说，这些偷偷监视别人的人，他们的行为是什么？
接线员告诉美国之音记者，中共当局会给民众提供“抓间谍”的有效建议，每年的415国家安全日的宣传中都会有详细介绍。
那么中共这个国家安全日是怎么回事呢？大家知道，中共在2016年，把每一年的4月15日定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在这期间，中国的公共场所一般会出现一些反间谍宣传的标语、海报和漫画等。有的人可能看到过一组漫画，名字叫“危险的爱情”。这组漫画还提醒中国女性要特别提防男子。
甚至大陆网络上在流传一份《可疑的间谍行为特征》的文件。大家可以去查阅一下，里面列举了很多在可疑范围的人员，像什么工作性质模糊却有多种头衔，而且资金充裕的人；在公众聚会时，喜欢抛出争议性话题然后在暗中观察的人等等，都在可疑人员之列。
流亡澳洲的中共退役军官胡伟早前曾表示，中共从篡政以来，始终鼓励人们互相揭发、举报，在毛泽东时代更是达到疯狂的顶峰。他说：“人们为了活命，被迫检举揭发自己的亲人，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剧。”
胡伟认为，现在中共“全民抓间谍”的风潮再次蔓延，这反映出中共对人民的极度不信任，是它极度恐惧的一种表现。
就是说，中共对国内的控制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了。那么它对国外的渗透是不是要好一些呢？就在前几天（4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起诉了一个名叫多杰嘉登（音，Dorjee Gyantsan）的男子。指控他在表面上同情西藏独立，并且参加了一些与西藏有关的活动，但是实际上他在为中共政府监视藏人难民。
多杰嘉登好像是来自西藏、住在斯德哥尔摩的郊区。对他的起诉书中指出，他涉嫌搜集藏人难民和异见人士的生活状况、家庭关系、出行和会议的详情。然后多杰嘉登在波兰和芬兰两个国家，把搜集到的资料交给中共的官员。
藏人是中共监控的一个重点族群，但不是说中共会放松对其他人的监视和控制。《纽约时报》也在前天报导了庄烈宏被中共电话威胁的事。2016年9月，身在美国纽约的维权人士庄烈宏接到了第一个威胁电话，是从关押他父亲的监狱打来的。
在国内的时候，庄烈宏领导老家乌坎村的村民，对村官变卖土地进行了一系列抗议活动。后来遭到当局的打压，庄烈宏逃亡到了美国。之后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朋友和家人发来的照片，曝光了警方对乌坎村的镇压。
这些都是中共控制华人、实施政治打压的一个缩影，也是它一贯采用的方式。可以这么说，任何一个有华人的国家、城市，哪怕是其中的一个社区，可能都有中共安插的特务和间谍，这是人所共知的事。
当然对中共的长臂控制，西方国家已经开始觉醒了，意识到了中共的邪恶输出。所以我们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正在反制中共。去年美国国会的“中共特色威权主义”听证会，已经吹响了反击中共意识形态入侵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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