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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建筑农民工柴先生最近告诉新唐人记者，他在疫情中失业，目前生活拮据。
柴先生：“失业一年半了。没有收入来源了，特别可怜的几个收入。我老婆一个月300多块钱的养老金，她有60岁了；再加上田地租金的话，三年才1000多块钱；还有国家的补贴大概一年有900多块钱不到1000块钱，两个孩子。”
柴先生形容现在在啃老本，每月用1000元勉强支撑一家四口的生活，但要是想办其它大事就不够了。
柴先生：“我现在最大的压力就是两个孩子说媳妇的事儿。像我们这一代的话，最少你也得用30万左右，那还是要有房的情况下。最好是有房有车的情况下，另外用30万左右，没房没车那更没希望。你在城里没有房子那没办法，你乡下的房子不算房子。”
像柴先生这样的农民工还有很多。由资深媒体人创办的新媒体“正面连接”最近发出一篇《如此打工30年》的调查报导，讲述中国第一代农民工命运。他们出生在1970年代之前，在八九十年代进城打工，规模约有8600万人。第一代农民工在中国城市发展最快的30年进城打工，但他们能做的都是本地人不愿干的工作，两成左右遭遇过欠薪等权益侵害，更谈不上涨薪。
报导还引述安徽师范大学的副教授仇凤仙做的一项研究。她发了2500份问卷，访谈了200位第一代农民工，结果发现：他们都打工超过15年，但到了晚年，一半以上的人存款还不到5万元。城市老人有养老金保底，每月平均能领到3000元，但在第一代农民工群体里，由于年轻时只能把工资用在当下，顾不上考虑晚年，还有部分人不理解养老金制度，没有参保，因此60岁后能拿到的养老金只有一两百元。他们并不具备退休享福的条件，超过六成的人要干到干不动为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旅美中国维权律师吴绍平表示，实际上中共对农村农民一直都是采取歧视性的政策。
吴绍平：“比如说早期工业产品跟农业产品的剪刀差问题，实际上就是压榨农民的收入来贴补中共的整个工业体系，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共利用这些廉价的农民工把城市建设起来，但是他们获得的劳动收入所得却非常的低，还没有给这些农民工相应的保障，没有给他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因此是对农民工的第二道极度的压榨。”
这篇报导遭到封杀，虽然网友不断将它转发到不同平台，但大部分都被下架。
吴绍平：“这篇文章在中共的媒体审查里面，对中共而言是属于一个负能量的东西，它不容许它被更广泛地传阅。当然大家都知道中国农民工的这种生活状况和境遇是跟中共的体制密切相关，所以它不是去解决问题，相反它是去解决提出这些问题的人。”
柴先生也没有打算退休，他还在找朋友帮忙介绍打工的地方。不过他感觉现在比疫情的时候更难。
柴先生：“疫情起来的时候还可以呢？就是那个寒风虽然来了，但是不是极致寒，现在就是极致寒了。去年和今年在市面上完全找不到工作了，各行各业都是这样，不光是武汉，从广东到上海到江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失业，现在是大面积失业。”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在城镇青年失业率飙升的情况下，当局希望把失业人口分流到农村，开始推动上山下乡2.0。但第一代农民工的孩子，也就是第一代留守儿童很多正在重复父辈的路，寄希望进城去找机遇。
（新唐人：https://www.ntdtv.com/gb/2023/07/06/a10374438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