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劳动力、土地这三大生产要素要能够自由交换,通过交换就形成“要素市场”和要素的价格,中共是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的。它自己不止一次强调发展要素市场的重要性,不过时至今日也没有兑现。美国经济学家指出,中共体制阻碍着要素市场的发展。只要这个死结无法解决,中国也就无法实现全面现代化。
中共在
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曾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020年在十九大上又提出,将要素市场化配置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重点之一”。然而这些至今没能实现。
康涅狄格州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贯中指出,中共体制阻碍了要素市场的发展。以资本市场为例,美国和中国就存在重大区别。
文贯中:“以美国为一个例子,它的资本配置,基本上是由股市加上一些银行来完成,效率就非常高,而且刺激了无穷的创造发明。而且,它对资本只是有一个司法,因为它没有一个什么党,另外的人对资本进行干预。中国则不是,中国是通过国库、党库里面的钱人为的把国营企业做大做强。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国库、党库的资助,这些企业根本做不大,也做不强,那么硬要把它们做大做强。同时(中共)对民营企业又进行各种各样的限制打压。那么你就看得出来,中国现在资本市场,它绝对不是由要素市场在决定性的配置。资本市场还有一个要诀,因为你既然在搞全球化,那么你跟世界上所有货币应该自由兑换,那中国就不行。第一是限你的量;第二是不准自由地兑换,所有的兑换都要在央行里面进行。这怎么叫资本市场所谓发育出来,然后决定性的在配置资源呢?”
其次,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也受到中共的户籍制度的严重限制和扭曲。3亿农民工虽然为所谓的“中国奇迹”作出了最大的体力贡献,但并没有获得理应享受的收入和福利。
文贯中:“市场经济它的一条是在市场面前、在价格面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高与低,那么中国就不行。中国农民工都比农民还稍微高一点,因为他们进城了,那么就是三六九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个正常的工资不但应该满足工人自身的生存,而且还要满足工人进行人口再生产所需要的成本。这样的话,才能使得工人一代又一代的,不但是生存,还能够繁衍后代,能够比上一辈生活得更幸福更好。这一点在发达国家都实现了,在中国就没有做到这一点,我刚刚就讲到农民工是受到歧视的。”
土地市场受的限制更多。中共闹革命的最终结果是垄断了全国土地的所有权。
文贯中:“在这个情况下,当然中国的土地市场绝对是发育不出来的,因为只有你国家一家的垄断。它垄断以后,那个所作所为也是自以为得计,但是现在是焦头烂额。”
多年来,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财政,以垄断的低价收购农民的农用地的所有权,再用垄断的高价卖给开发商土地使用权,赚取一进一出的巨大差价。虽然,靠这样的土地财政拉动了基建,但也导致了政府的过度铺张浪费。文教授指出,土地财政是不可持续的。在土地私有制的国家,政府征收物业税(property taxes)用来改善社区的基建和服务,使业主的土地和房产升值,然后在物业升值的基础上,政府征到更多的物业税,这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但在中国就不行。
文贯中:“中国第一就是所有的人都拒绝交这个,以后政府不是说要收所谓的房产税吗?因为每个人都说,这个土地又不是我的,土地之上的房子是在折旧,你怎么队一个不断价值减少的东西征税呢?但土地本身倒是在升值,这个我也承认,但土地是你(国家)的,那你(国家)自己征自己的税好了。所以,老百姓都很有理由,从法理基础上把房产税否定掉了。那么,没有房产税,土地财政又没法再经营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城市化,他主要就靠把农村里面的人吸引到城市里面来,当然他们需要房子,需要教育,需要医院等等,这就构成新的需求。所以,这部分人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但是,中国现在不给这些人户口,也不准他们实现家族的团聚,更加不允许他们的后代跟着他们父母进城。那么好了,这个城市化怎么搞下去呢?”
要素市场的发展受到中共各种政策的限制,同时出于对特权和政权的执著,中共的保守派更是强行扼杀要素市场的发育。文教授表示,中国经济遇到一个要不要让要素市场发育出来的死结。只要这个死结无法解决,中国也就无法实现“两个弥合”,无法实现全面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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