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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号，广东惠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启动裁员程序。公司裁员方案显示，这次裁员由员工自愿报名，截止时间到6月14号。惠州三星的多名员工说，三星要在2019年9月关闭惠州工厂，并将生产线搬到越南。但这一说法还没有得到三星证实。
惠州三星是韩国三星在中国仅存的一家智能手机工厂。工厂成立于1992年，现有员工五千多人。2017年的时候，惠州三星生产的手机数量，占三星手机全球总产量的17%。
这是三星集团在六个月内第二次裁减在华企业的员工。去年12月31号，天津的三星通信工厂裁员，并关闭。
大陆民营企业业主刘刚认为，这和三星在华生产成本增加有关。首先，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聚集的广东一带，工人工资已经翻了三倍。此外，企业的“隐性成本”也在增加。
大陆民营企业业主刘刚：“什么叫隐性成本呢？我们叫七姑八大姨。所谓的工商、税务、环保……大到国家的那些机构，小到街道的一些环卫，都要有一些成本摊到这里面。这些费用你一个环节拜不到，可能各环节都会起来了。再一个，我听说一个事情，共产党在所有的大的企业里都要增加党支部，是党建，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成本。”
旅美的上海企业家胡立任认为，这还和大陆的经营环境，以及三星战略调整有关。这几年，三星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已经从2013年的20%，跌到1％左右。
旅美上海企业家胡立任：“第一方面，从政治角度，它考虑到政治风险，可能会把很多的企业搬出中国。第二，主要是它自己产品可能要做一些战略方面的调整。现在三星很多的产品在下滑，特别是像这种手机，三星遇到了很多的中国的企业的一些狙击。三星主要的客户跟华为平行。华为下去以后，三星可能会上来。”
“低人工”、“大市场”，这些曾经吸引三星去中国设厂的优势，已经不存在了。而美国政府还打算对中国大约3000亿美元产品，加征最高25%的关税，手机、笔记本电脑等都包括在内。分析认为，这更加速了三星的撤离。
刘刚：“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可能就是中美贸易战。三星如果产地在中国的话，关税增加对它来说，它的成本要增加很多。”
而受到贸易战冲击的不仅是外企，还有中国的民营企业。
刘刚：“我们以前是中美贸易做汽车的。我说一个最荒谬的就是，我们现在所有进口的中国的汽车，当时海关跟我们说过一个问题，就是原来定为是美国出口的汽车我们不能进口到中国去了，后来改成了凡是美国制造生产的。就比如我们从加拿大一批车买进来以后，由于它生产地是美国，或者它部分的主要零配件生产地是美国，它也被列入这个关税增加的名单里。”
面对美国调高中国货品关税，浙江服装企业陈先生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他考虑将工厂搬到越南或者关闭。
胡立任也表示，民企困境还包括这几年的国进民退政策，导致民企市场不断萎缩，同时国内缺乏法治，民营企业家为了降低风险，只得移往海外。
刘刚：“这个民企它既没有国企那种靠山，也没有外企那种宣传作用。（中共对待）民企赤裸裸就是剥削。我知道的，包括你说马云这么大的民企，最后他把支付宝交给了国内，现在我们听说的，就是完全是无偿地交。所以我觉得这个民企来说，能出跑已经不错了，有的未必还能跑的出去呢！”
大陆民营企业的盈利，从2018年开始，呈现剧烈下降的趋势，平均利润比往年下降高达27%。而今年1到4月份，中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1万5千多家民企平均利润为213万元，比去年又下降21%。
（新唐人：https://www.ntdtv.com/gb/2019/06/06/a10259507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