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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狂潮爆发。在这个疯狂的红色年代，各地自杀成风。
天津的自杀风潮，据说是由中共市委书记万晓塘、副书记王亢之开的头。一名天津老大夫描述，1966年8、9月间，他在市区海河桥上，常见有尸体从河面上漂过，如果站立时间长一些，还会见到两、三具。
据《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一书记载，仅湖南道县在1967年8月到10月，被迫自杀者就高达326人。作者丁抒认为，文革初期自杀者就约有20万人。
山西省《黄河》杂志副总编辑谢泳援引内部材料说，仅上海市，在1968年到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自杀者就达1万多人。据北京大学的教师说，有一个时期燕园天天都有跳楼和上吊的。
资料记载，北京大学在文革初和“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共有24位教授自杀。中国现代物理学先驱饶毓泰就是其中一位。
历史学者辛灏年：“中共发动这些运动，逼着我们的无辜人民，特别是知识份子自杀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就像有位教授所写的那样，都是为毁灭个人尊严和人格为基本特征的。而它基本的目的就是为了统一思想、消灭个性。”
文革中知识份子们所遭受的人格污辱，有时甚至超过政治迫害：当众搧耳光、挂牌子、戴高帽、批斗、游街，甚至剃阴阳头。
曾担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样一段故事。一次他出去办事，遇见一位语文女老师，一边哭一边用手捂著脑袋，一路小跑。原来学生把她半边脑袋的头发都给剪了。
而武汉大学的刘绶松教授夫妇，著名作家老舍、著名翻译家傅雷、历史学家翦伯赞等，都因受不了恶意的人格侮辱而自杀。
老舍当时是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66年8月23号，老舍和其他28人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斗争”：跪在火堆前被毒打三小时。24号晚，老舍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尽。中共还下令，不准留下他的骨灰。
同一时期，北京还有一大批人像老舍一样在被斗争、殴打和侮辱后自杀。
辛灏年：“对许多知识份子来说，毛泽东统治的时代就是个绝望的时代，除了自杀没有别的路可走。另外，自杀的地方更加集中在高等院校、作家协会、文艺联合会、艺术团体。我自己就是作家协会出来的。我当然知道在中国作家协会死了多少人。我们所听到的作家自杀的情况是令人吃惊的。”
一些留学海外的知识精英，怀着满腔热忱回国，却也被逼走上绝路。
例如，民国时期的两位学界大师，曾昭抡、俞大絪夫妇，分别是曾国藩的曾侄孙和曾外孙女。曾昭抡清华毕业，1926年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多所大学教授，是中国化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俞大絪曾获英国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在巴黎大学进修，1937年回国，也曾在多所大学任教。
1966年8月25号，俞大絪在北京被抄家，被强迫下跪不说，红卫兵还剥除了她的上衣，用皮带死命抽打。悲愤难抑的俞大絪服药自尽。被定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的曾昭抡，第二年也被迫害离世。
不仅是知识份子，从香港回到大陆，希望报效祖国的中国乒坛三杰：傅其芳、姜永宁和容国团，1968年先后在北京自缢身亡。他们的死，震动体坛。
从中共统治中国的1949年开始, 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几十年间，中国出现大批知识份子绝望自杀。这是中共煽动整个社会敌视知识份子的结果。
（新唐人：https://www.ntdtv.com/gb/2019/08/27/a10265268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