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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历史学者辛灏年表示，在中共用运动来逼人自杀的70年当中，第一种自杀类型是抗议型的，这也是最值得去研究、去思索的。
旅美历史学者辛灏年：“比如说在北京，三反、五反到反右，很多学生自杀。有一个学生很用功，但是他拒绝参加共青团，那个时候还叫青年团，结果党和团的积极分子就想以他为斗争对象，在大会上开始对他斗争。可这个学生有性格，他认为自己埋头读书，居然被整成这个样子，那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
这名耿直的学生买好了酒和糖果等，爬到了学校的一个大烟囱上，坐在上面一边饮酒一边吃糖果，准备以自己年轻的生命来抗击这种暗无天日的运动。
辛灏年：“他沉着语气回答下面逼他下来的老师、校长和同学们，你们猜他怎么说？他说：你们不必想侮辱我这个活人，我是个清白的学生，我没有罪，我要的就是纯洁的学生身份。2222我愿意拿我的头颅和鲜血来评判你们这种无法无天的政治运动，结果他饮完了酒跃身一跳，他的脑血染红了灰色的洋灰地面。接着是同学们一片哭泣的声音。”
辛灏年说，还有一种抗议型自杀，是用生命来对抗共产党统治的世界，东林煤矿生产科长王彬就是例子之一。
先后加入过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王彬，平日里有很多被中共视为“反动”的言论，还在“大鸣大放”期间为肃反对象“鸣冤”。王彬岳父也被共产党杀害，因此在反右期间王彬一家三口一齐自杀。
辛灏年：“自杀的原因和他说的话，是‘不要与共产党同处在一个世界上’！这是一种抗议性的，用生命和共产党统治的世界，做最后的、彻底的对抗！”
另外，当著名记者和作家刘宾雁被打成右派而遭批判时，他的好友戚学毅，拒绝揭发刘宾雁，从北京日报大楼纵身跃下，轰动京城。辛灏年认为，这对当代知识份子也是一种提醒。
辛灏年：“我请问，中国这个几千年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气概，戚学毅的这样一种精神我们还有吗？没有了。看看今天深深的陷在民主自困的陷阱里的当代大、中、小知识份子们，想一想戚学毅先生，想一想‘士为知己者死’这样一种传统的美德，我们是不是觉得太惭愧？”
辛灏年表示，第二种自杀类型，是恐惧型的。典型代表之一，是私营轮船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的所谓“畏罪自杀”。
卢作孚被称为“民国一代船王”。抗战时期，卢作孚组织的整个宜昌大撤退，被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民生公司的船只担负了90%以上的运输量，民生的经营损失在400万元以上。
1950年8月10号，卢作孚与交通部部长章伯钧签署《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这是1949年后中国出现的第一个公私合营企业。
1952年2月，就在三反、五反运动进入最高潮时，卢作孚在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自尽。
辛灏年：“许多人猜不透他自杀的原因，而我认为他是恐惧型的，因为卢作孚是有历史的巨大功劳的。他曾经在抗战的时候为了将江南的物资全部运到重庆，他牺牲了自己整个行业，他被砸毁的船只上百艘啊，当时国民政府对他嘉奖有加，当时的国民把他当作抗日的英雄，可是正是因为他做了这些事，他被共产党指为配合国民党政府。2615他支持了那个领导了抗日、坚持了抗日的国民政府。”
在因恐惧而自杀的类型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学生群体。那些所谓的“反动”、“落后”的学生们，在运动中成为打击和孤立的对象。
（新唐人：https://www.ntdtv.com/gb/2019/09/03/a10265744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