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两会最后一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公布的一项数据震惊了许多中国人：“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竟然还有这么多贫困人口，很多人感觉难以接受，狂热的民族自豪感从虚空中跌落下来。 当人们习惯于高喊“厉害了，我的国”时，似乎忘记了视频中经常出现的场景：山村里破败的村屋、一贫如洗的家庭、用砖头搭起的课桌……

被淡化的贫困

在中共“伟光正”的宣传下，贫困被淡化，被遗忘，但不意味着不存在。事实上，2017年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约5亿中国人——占人口约40％，生活在每天不足5.5美元的条件下，也就是每个月的收入在1000元人民币左右。依中共官方贫困线的标准，即年均收入在2300元以下、平均每月的收入只有200元的赤贫人口为3000万。

中共在2015年声称2020年脱贫，如今到了2020年，却爆出许多地方官员担心因无法达到要求而遭到问责，纷纷演戏造假，被人斥为“数字脱贫”。2020年5月27日，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委员在微博发帖称，他去调研广州扶贫项目，问村民：扶贫项目有没有帮到你们村民？村民的回答却是：帮到村委。也就是说，村委的干部们得到了扶贫款的项目，而村民没有。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指出，“顶端1%的家庭占有了社会财富的约三分之一，而底层25%的家庭却只拥有1%左右”。贫富差距极大，人间悲剧频频出现：2020年5月25日，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发生人伦悲剧，有一名女子带着两名幼儿跳桥身亡。2019年4月21日，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的一名母亲带着三个孩子从米易龙桥跳河溺亡。2018年10月，湖南省新化县一母亲带着两个幼儿跳水自杀身亡……

谁导致贫困？

扪心自问，中国人开始富裕起来，不是从“站起来”开始的，而是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开始的，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之后，中国人以自己的辛劳与智慧创造了财富，而中共的错误政策曾把中国带入绝境。

回溯中国历史，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中国早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公元元年中国国民总产值（GDP）是世界第二，公元1500年世界第一，近代才被美国超过。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中国的国民总产值还是世界第二，1949年中共篡政前是第四，到1978年所谓“改革开放”前降到全世界第九。

从人均国民总产值来看，中国1948年排世界各国第40位，到了1978年就成了倒数第2位。原因是，从1949年中共篡政之后，中共搞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等等，导致中国经济几近崩溃。

在中国，1976年全国农村每个社员从集体分得的年收入只有63.3元，1977年全国有1.4亿人平均年口粮在300斤以下，处于半饥饿状态。1978年全国有2.5亿绝对贫困人口。根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指标，当时中国在贫困线以下，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然而，中共却欺骗全中国人民，说全世界还有很多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和救助。尽管当时的中国才是真正的贫困国家，很多中国人却对中共的宣传信以为真、狂热跟随。

1949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对斯大林说，为了革命胜利，中国准备死3亿人。后来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评论说，“毛泽东不是疯子，它比希特勒、斯大林更狡猾和残暴。”

百姓的生命与温饱，在中共的眼中视如草芥；而将百姓置于贫穷和动荡之中，对中共的统治大有“裨益”。贫穷和动荡能让百姓除衣食生存之外无暇他顾，没有时间和力气独立思考、接受教育和传承文化。

世界上最贵的政府

今年武汉及湖北两会期间，地方政府出于维稳考虑，没有公布一例新增病例，却给全世界带来灾难，被斥为中共史上最昂贵的两会。

实际上，中共也是世界上最为昂贵的政府，中国人对它的“供养成本”是全世界最高的。让我们来看几组数据：

纽约，世界经济之都，人口1800万，国民总产值26,000亿美元，“市领导”6人——1名市长，3名副市长，一名议长，一名副议长。

东京，人口1300万，GDP11,000亿美元，“市领导”7人——1名市长，4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

中国辽宁的铁岭市，人口300万，GDP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五分之一、纽约的六分之一，GDP是东京的0.1%、纽约的0.18%，但“市领导”却有41名，是东京和纽约的6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长1名、副市长9名、市长助理3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7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8名。市政府还有20名处级副秘书长，平均每个市长配备了两个秘书长！

中国河南的新乡市，人口565万，GDP100亿美元，人口不到东京的一半、纽约的三分之一，GDP是东京的0.9%、纽约的0.4%，但是市领导却是43名，同样比东京和纽约的市领导多6倍。

不要以为这些书记、主任、常委只是一个个尊荣的牌位，不必花钱养。正相反，这些“领导”、“公仆”们是老百姓的沉重经济负担：专车、秘书、豪宅、“工作”宴请、“交流视察”、出国“学习”、“意思意思”，等等等等！每一项都是老百姓在支付！2007年，仅出国考察、公车、吃喝三项，“公仆”们就挥霍了9000亿人民币，是2007年国家支付卫生事业经费1800亿人民币的5倍！是2007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1100亿人民币的8倍！也就是说，“公仆”这个不到全国人口4%的群体，消耗了全民财政收入的30%！这还只算公务员部分。

而这种“供养”成本，德国是财政收入的2.7%，埃及是3.1%，印度是6.3%，加拿大是7.1%，俄罗斯是7.6%，而我们中国是30%！

中共前三十年“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挖出的阶级敌人越多，官儿做得越大；后几十年是用经济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追求血腥的GDP至上，不顾及民生与环境，只为升官发财。貌似不同，但中共万变不离其邪，掠夺和伤害人民的嗜血本质不变。

不堪的维稳费

连续数年，中共的经济数字GDP已至近一百万亿的规模，财政收入也达到二十余万亿元。除了政府支出，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有很大一部分被中共拿去维稳了。以2018年为例，中共的维稳费用大体相当于预算支出中的公共安全支出，中央和地方的加起来高达1.28万亿，与1.1万亿的国防总支出可谓不相上下。

用于极度贫困人群的低保费用是多少呢？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2016年全国各级财政共支出城市低保资金687.9亿元，农村低保资金1,014.5亿元，两者合计一共是1,702.4亿元。这意味，中共用来救济穷困家庭的资金只约占其维稳费用的15%左右。

巨额的维稳费花到哪去了？花到监控和打压民众上去了，名曰“维稳”，实为打压。

在1999年之前，维稳费占财政支出比例并不大，但是从1999年开始，比例逐年上升，从每年1千亿人民币，直至2016年9千余亿，近年来一直维持在1万亿的基准。

为什么是1999年维稳费开始激增呢？根本原因，是从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集团发动对于全国上亿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打压，丑类江泽民赤膊上阵，调动财政款项，在全国范围的公检法、街道、单位、学校、外交等等全方位参与迫害。

在江泽民眼皮底下的北京，首当其冲从公共财政中大肆抽血：根据北京1998年至2002年官方财政数据，2001、2002年北京基本建设的财政预算急剧下降，农业和教育支出也于2002年开始回落，而政法支出增长率的排名，却从1998年的倒数第二跃升至2002年的第一，增长幅度（37%）大于其它所有各项投资预算。而1999年这个分水岭，恰恰是江氏集团大规模打压法轮功的开始。

每年的两会、“四·二五”（法轮功学员上访中南海纪念日）等，中共如临大敌，兴师动众，在全国范围内抓捕、绑架、骚扰法轮功学员，其靡费民资民财之巨，可想而知！每年这笔巨大的维稳费，就是拿出一半用于民生、民用，都可让众多的百姓得到应有的照顾。

5月31日下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做客央视新闻直播间示警：秋冬第二波疫情肯定会发生。

从历史上的中共，直至今天的中共，对于百姓生命的漠视，对于维护强权的嗜血，从来没有任何变化。任何对他们回心转意的指望，都是最为危险的思维误区。唯有彻底解体这个邪恶的政权，中国人才能真正找回属于华夏子民那份尊严，这一天，这一刻越来越近了，希望您在历史的巨轮面前做出正确的选择。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6/9/n1217254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