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美国国会下属“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发布2022年度报告，报告第一章回顾了习近平过去十年来如何将经济、外交、军队等所有政策领域的决策权，集中到自己一人之手的经过。

报告认为，这种集权虽然简化了程序，但削弱了下级机构的灵活性，集权也不适合解决如中国经济放缓、生产力下降和高债务水平等长期、结构性的挑战。而且习近平将政治权力和决策权集中于中共和他本人，也使得纠正政策错误变得困难。

习近平将所有决策权集于一身

在过去的十年里，习近平系统地集中了所有政策领域的决策权，强化了中共主导决策的能力。

习近平比江、胡更快地控制了党、国家和军队，在习近平第一个任期结束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分别写进《党章》和《宪法》序言，超越了他的前任。

最重要的是，习近平还担任了中共各种委员会和领导小组的组长，每个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负责委员会的日常管理，并直接向作为委员会主席的习近平汇报，使他能够在重大政策问题决策上发挥指导作用。

习近平的角色提升，也体现在其它党内程序上。例如，与他的前任相比，习近平主持制定或修改的党内法规和条例要多得多。仅在2021年，习近平就通过了一系列中共党内新规则，比如加强了中央对人事选拔的控制，加强了中央对高级干部的监督，并提高了总书记对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议程、召开和运作的控制。

习近平也有很大的能力来控制党的高层文件，这些文件以共识的形式，在中共政治体系中具有很大的权威性。据党媒报导，习近平“从头到尾”亲自指导和监督了2019年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文件起草小组，时间超过200天。维护习近平作为整个党的核心和中心地位，现在已被列入中共的《纪律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中共党政干部考核条例》和《干部任免条例》。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吴国光说，习近平亲自监督的2019年四中全会，最突出的特点是“党的领导、党的中心工作和党魁习近平的领导的同等性”。在中共官媒报导中，习近平的权威和党的权威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欧亚集团高级分析师牛犇解释说：“（习近平）的意识形态控制，使他几乎成为党的统治的同义词。……提高了精英们反对他的公共成本。”

根据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欣的说法，习近平领导下的规则变化也“系统地体现了习近平的个人权威，并将对习近平权威的支持和忠诚作为决定官员违纪、工作表现以及任命和晋升的试金石。”

经济决策

在习近平之前的几十年里，经济决策权被下放到地方政府，突破了原本僵化的专制机制，在竞争、创新和GDP增长方面，地方政府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但中共却越来越意识到它在经济领域影响力的下降，对自己的统治构成威胁。因此，当海内外许多人认为，自由化的市场化改革，能够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时，习近平却选择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恢复了党对经济的影响力。

习近平正在恢复列宁主义组织结构，加强党对经济各个方面的渗透，使得习近平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李克强，而李克强作为国务院总理，这个职务传统上对经济事务拥有更大的权力。

将经济决策权集中在党的机构中，这些机构更加顺从习近平的命令，并拥有越来越多的资源和权力，来引导中共经济官僚机构，这表明习近平希望确保更多人遵守他的高层指示。

在中个两个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制定部门，都在2018年3月从中央领导小组升级为委员会，它们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和“中央财经委员会”。

与国务院相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级别高于各部委，拥有更多的政治影响力，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决策领域。“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制定政策，并分级指导下属职能机构，如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科技部和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央财经委员会”作为第二重要的经济政策制定机构，发挥着类似的作用，但其职权范围更加专业，专门针对金融和经济，不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那样参与具体的政策制定。

“党管经济”让国务院机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事实上被降级，这个政府机构曾经非常强大，被称为“小国务院”。2018年的机构改革，剥夺了发改委关键的经济决策权力，进一步削弱了其影响力。

除此之外，习近平在经济部门安插亲信来执行他的意志，习近平非常倚重中共中央组织部，让他的亲信陈希担任组织部部长。让刘鹤负责处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和“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相关经济问题。习近平还安排了他最亲密的伙伴之一何立峰，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2022年6月，习近平的一本新书《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成为所有各级党组织的必读书目，这说明习近平还要从意识形态上塑造其经济议程。

外交决策

在习近平之前的时代，虽然总书记作为唯一负责外交事务的常委，但其他成员可以提出异议。

如同经济决策一样，2018年3月，习近平通过将“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升格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CFAC），使其成为党的外交政策制定过程的“真正的神经中枢”。

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特别是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已成为外交政策决策的核心执行机关。“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目前是杨洁篪，直接向习近平汇报，而习近平则依靠委员会办公室提供有关重大外交政策问题的信息。相比之下，外交部长（目前是王毅）没有直接向习近平汇报的权力，必须向委员会汇报。

习近平还限制了地方官员推动对外交往的自由度，以前地方政府在未获得中央批准的情况下，仍可签署一些对外国际投资项目，但习近平越来越限制地方政府在外交事务中的自主权，特别是国内敏感地区如新疆、西藏和内蒙古。

虽然外交政策的决定，仍需得到政治局或其常委会的一定程度的批准，但相对于其前任，习近平的政治地位的提升，增强了他将个人决定强加于这些机构的能力。

习近平通过官方宣传所谓的“习近平外交思想”，行使他个人指导中共外交政策决策的最高权力。习的特权不仅包括对外交“战略”、“理论”和“原则”等进行高层指导，还包括对外交事务的低层“责任”、“机制”、“行动” 和“战术 ”进行指导的能力。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摘要已被汇编成册，并在党和外交政策机构中分发，这表明习近平个人体现党的权威，也适用于外交政策。
“一带一路”被广泛认为是习近平的“标志性”外交倡议，能够说明习近平自上而下、以党为中心、个性化的外交政策制定过程。通过该倡议，习近平成功地将整个外交政策机构与他个人对中共外交政策的领导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缺乏参与热情，可能被解释为政治不忠。

军事决策

在习近平之前的时代，中共军方四总部基本上像“独立王国”一样，拥有做出决定的广泛权力，不受中央军委的监督，特别是总参谋部强烈抵制在其领域进行现代战争所必需的改革。

中共政府和地方当局在动用军队和武警方面，也有相当大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国务院与中央军委共同管理武警的资金和运作，公安部和与各省相关的下属机构负责管理。

胡锦涛时代的报告显示，一些地方领导人利用武警进行法外收税、追讨债务、没收土地，甚至实施政治暴力。地方党委书记也可以利用他们对地方党委的领导，来指挥地方中共军队预备役部队的行动，以谋取私利。

习近平的军事改革，一个关键之处是，将中共军队四总部解散为15个单独的权力较小机构，将其职责直接纳入重组后的中央军委。

习近平的军队改革，还取消了各军种（陆军、海军、空军和火箭军）首长直接参与中央军委决策的权力，并将指挥作战的责任，分配给新成立的战区司令部，剥夺了各军种首长的两项关键职能。

2017年和2018年对中共的准军事部队，即武警和海岸警卫队进行了改革，使其只对中央军委负责。

在2016年之前，地方党委书记经常担任省军区预备役部队的“第一政委”，这一任命使其能够与预备役部队的军事指挥官和政委，发挥同等的作用。改革后，如果没有相关战区司令部对这些部队进行联合指挥，地方文职官员就不能再为地方目的，使用预备役部队。

同样，在习近平改革之前，地方公安官员在地方武警中拥有“第一政委” 的称号，这使他们对武警部队有一定的控制权。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和党委书记会召集武警来镇压抗议活动。在2017年和2018年的改革之后，地方官员必须向中央军委申请授权，才能动用武警部队。

直到2015年，习近平视察军队时，陪同人员还包括几个中共文职领导人，如政治局委员王沪宁和栗战书。但在2015年之后，就取消了这一做法。

对中共军事的决策，越来越以习近平本人为中心。中央军委主席一职是习近平对中共武装力量的主要权力来源。在之前时代，中央军委的两个军委副主席代表主席，负责中央军委的大部分决策，这种模式被称为“副主席负责制”。 习近平认为这种安排，是造成军队过度自治的主要原因，因此加以取消，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

习近平还通过官方演讲、出版物和党内媒体，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军事战略家，让军队对他完全忠诚，从而提升自己的地位。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军队和准军事部门对政治工作的重视程度提高了，重点是确保军队对党的忠诚，并且只对党忠诚，部分是为了打击将军队“国有化”的言论。

（大紀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11/18/n1386822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