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突然去世,令各界震惊,也引发人们分析李克强的一生。李克强最大的悲剧在于,他即便初衷可能想在共产党体制中当一个“好人”,但却在明知道共产党之恶的前提下,愿意遵循共产党的政策。
大学时代的李克强追求法治与自由,说过做人要“真诚、忍让、善良”这类话,但进入共产党体制后,在中共“六四”屠杀、迫害法轮功等一系列罪行中,他从未违背过共产党路线,和他的初衷相去甚远,死后却被外界认为“活得憋屈,死得窝囊”。
李克强的朋友王军涛认为,李克强最大的悲剧就在于,他以为通过这个党可以改变这个党,最后把自己变成党的一部分了。所以最大的悲剧就在于,千万不要再想通过找什么借口加入党,跟共产党去合作,然后想通过党改变这个社会,千万别再做这个。就要天灭中共,把它灭掉。
从北大时代到“六四”屠杀
上世纪70、80年代,毛泽东去世后留下了权力真空,中国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政治自由期。
政治上的相对开明,使得当时的北大校园内一批优秀青年知识分子,有机会对中国的前途进行了思考,其中包括李克强。他当时对洛克的自由主义非常喜欢,欣赏贝多芬交响乐,爱讲西方的法制传统。
李克强赠送同学留言说:“有的人不曾以强力取胜,却以真诚、忍让、善良感人。其实,这是生活中真正的强者。”
长期关注中共政局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对大纪元表示,李克强大三的时候就翻译出版了《法律的正当程序》,他当时有一篇论文运用了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北大法律系的几个教授非常欣赏,把他推荐到美国一所大学,美国大学也录取他了,但是他当时决定要从政而放弃了。
“当时的人都想搞专业,大家都讨厌政治,那时候官儿是被骂的,至少在学生看来,其实选这条路对他来说,他是做了一个牺牲。”
王军涛表示,在北大的时候,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认为李克强双眼是蒙上的,他是自愿做的一个选择。
“那时候我们北大这批人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能推动中国政治进步。在中国应当走向民主、自由、法治方面,我们没有分歧,包括像胡平、李克强、张炜,我们的目标都是高度认同。”
“但在自己的角色定位上我们有分歧,像我和胡平就认为,应当坚持独立的民间路线,因为民主自由法治是需要独立的人,我们就走这条路。但李克强他们就认为,如果想改变中国,现在还是共产党权力最大。”
王军涛表示,80年代走当官这条路,基本上可以按照良心去当官。因为那时候,即使有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这种事,你不做共产党也不会管你。但是到了1989年开枪之后,他们走这条路就明显有问题了。
“那时候张炜就做出了选择,他实际上我们这个年龄中官做得最大的,当时已经天津开发区主任。那时候他就坚定地要跟共产党告别,开车到了北京,然后找到在中办的同班同学吴稼祥,他们就向共产党递交了抗议书,然后辞职了。”
但是李克强有了一个不同的选择,他变成和其他官员一样,对领导唯命是从,李克强与一群领导一起劝说学生停止绝食,回到教室中去。他们参加各种会议,谴责天安门抗议是反革命行为。“在党内生存,你必须成为一个机会主义者”,王军涛说。
误以为可以改良共产党
经济学家、政治评论家张杰在X平台上写道:“六四屠杀后,老师告诉我,只有加入共产党才能改变它,当有法治思想的人在党内多了,中共自然就改变了。他的话激励了我,于是我投入了改革开放时代。后来,我发现真正被改变的是我自己,每天面临灵魂的拷问,于是我离开了体制。多年后,我也曾劝一位有同样梦想的朋友,他不愿离开,李克强就是他的偶像。”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博士告诉大纪元,李克强悲剧的根源,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当代知识人悲剧的根源。
“他们发现共产党仍然领导和决定一切,以为只有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去,才能够改变这个体制。如果都在中国共产党外面,共产党就永远脱离不了野蛮本性。七七级的大学生大多数都有这样的理念,李克强当年肯定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比较积极地投入了。”
“但是多少年下来,这个体制看来并没有被改变,他们反而被体制改变了。共产党有一套非常严密的控制人的办法和一套行动纲领,再加上历代中共的领导人对人的改造,使得个人在党内没法发挥作用。”
陈奎德说,共产党意识形态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违背人类的基本人性,所以一定要灭亡。李克强他们当时的这种信念,看来是不现实的。共产党是一个失败的、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意识形态支配的党派,其命运就是应该退出历史舞台,别无出路。
“共产党这种列宁主义式的政党,只能进不能出,即使发现它做了很多坏事。李克强一旦进去了,他的全部身家就和这个党联系在一起了,没有办法逃脱了。他就要维护共产党的机体生命,一定就会慢慢地被这个党同化掉,变成了党的维护者。”
“他们的悲剧都在这里,实际上美国和西方前些年来总结出的经验教训,也是说共产党可以和平演变为现代宪政民主国家,这个期望是错的。”
王军涛表示,很多人也问我这个问题,“如果你当时留在共产党里,现在不可以做更多的事吗?我就说为了保留一点做好事的机会,你要干很多坏事啊,而且能不能到你手还是个问题呢?”
“你以为李克强不想做好事,到那一步他就不能做好事了。你要到那个位置,就得有投名状,你要不干坏事的话,那些人怎么相信你呢?你最后还没得到一个干好事的机会,结果人家没见你干好事,全是干坏事,那你就是坏人。”
他说,在共产党你想做好事不大可能,八十年代还是很好的时候,我都觉得有很多限制。因为你是中央的大员,你得执行中央文件吧,你得执行上级命令吧,你不能不执行,因为那些命令的措施你就得执行啊,你至少不能对抗它,要不然你最初就别走这条路。
王军涛表示,那些想通过共产党改变共产党的人,我觉得这个梦就休掉,就要天灭中共,把它灭掉。李克强最大的悲剧就在于,他以为通过这个党可以改变这个党,最后把自己变成党的一部分了。
河南省任职期间 多次要求镇压法轮功
不仅在六四问题上,在法轮功问题上,李克强也与江泽民保持一致,在李克强主政河南、辽宁期间,许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2001年,中共炮制天安门自焚伪案,参与者来自河南开封,当时已是河南省省长的李克强感到十分恐慌。据前中纪委官员王友群透露,2001年黄历中国新年期间,李克强给另一位省部级高官打电话,询问他是否应该就此向中央请求处分。
李克强任河南省长、省委书记期间,多次发表讲话,要求镇压法轮功。2002年1月24日,李克强在河南省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报告时称,要坚持不懈地同法轮功作斗争。
2003年1月10日,李克强在河南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报告时声称,镇压法轮功已经取得成效,要求进一步惩治法轮功。
2004年12月至2007年10月,李克强调任辽宁省委书记期间,辽宁省是全国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
王友群说,2007年至2022年,李克强任中共政治局常委15年、国务院总理10年。15年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一直在持续。期间,我没有听到、看到李克强对迫害法轮功说一句公道话。
在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网站上,分别有“对河南省委、省政府李克强、陈奎元、范钦臣等人的追查通告”和“对辽宁省15个城市部分不法分子的追查通告”,其中提到,根据当局在镇压法轮功中,实行的“领导负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对李克强(辽宁省委书记)给予警告,保留对其作为责任人的追查,以观后效。
王军涛表示,他也看到追查国际的追查通告,他也很支持做这件事,因为他觉得犯罪就是犯罪,做了坏事还是要承担的。
这反倒凸显了李克强的悲剧,他的悲剧绝不像现在别人讲的那样,他很窝囊被人欺负了。他是有意识想选择一条路,通过共产党来推动中国进步,必要的时候接受共产党给他的限制。这种人内心痛苦,远远少于一个二把手被一把手欺负了这种委屈感。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当然这个事是江泽民定的,他要想往上走,必须不能得罪江泽民。如果他简单是为了官往上走,他就是个坏人,这事倒好办了,没什么悲剧。问题就在于,假如想装成坏人,然后想干好事的人,结果那个好事还没到,你装坏人装一辈子就是个坏人了,那你就不是好人,那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的话,这才是真正的政治悲剧。”
“他们是一批人的悲剧,他们想做好事选择了共产党,结果共产党把他们变成坏人,他们好事没干成之后,他们变成了坏人,这跟他们初衷完全不相同的人。”
王军涛说,“共产党制度毁了好多人,一方面迫害法轮功、迫害我们这些异议人士。但另一方面,他也把一些本来想加入共产党立志推动中国进步的人,把他们的一辈子都给辜负了,让他们人不人鬼不鬼。我们至少还是活着像个人,但是他们真的就在历史上很难说清楚。”
王军涛:与党合作 李克强活得很窝囊
王军涛表示,李克强本来想进共产党里是想推动中国进步,没想到就变成人不人鬼不鬼,你说他是鬼吧,他有一颗人的心,你说他是人吧,干了很多鬼的事。
“李克强在大学期间高度认同民主自由法治人权,他这个认同是基于自己对中国现实的观察,毛泽东后期那种无休止迫害的专制独裁之恶,不是看了西方的东西。”
他说,李克强有什么贪腐的事吗?现在官场上普遍有的这些事情,李克强没有。要是有,习近平早就给他弄出来,习恨死他了。
王军涛还提到了2007年的时候,中国民运旗帜人物郭飞雄被抓,被送到辽宁办案。胡平与他给李克强写公开信,让郭飞雄少吃点苦。结果大概一个多月后,辽宁省公安厅就带着录像到郭飞雄广州家里,说郭飞雄在监狱没受到酷刑。
王军涛表示,可是他如果真是个坏人,他可能也心安理得,问题是如果他抱着一个好人的心,那你说他多冤呢?
王军涛说,李克强(私下和他谈话时)高度认同六四运动。像他这样角色,本来应该迅速外放,像贾春旺进去,没几个月就去当官了,胡锦涛、王兆国都是这样。但他一待13年,你就知道他是犯错误了。
“邓小平南巡讲话,李克强才重新出来。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北大、清华要出国家级领导干部,这是当时中央既定方针,因为张炜辞职之后就是李克强了,但李克强提升速度其实并不快,后来胡锦涛照顾他,让他提升的速度快一些。”
王军涛表示,李克强始终是与习近平有基本分歧。习近平认为共产党可以集中资源办大事,李克强做总理时,始终是能放权就放权,尽量的给老百姓创造条件,创造机会。
“李克强原来是领跑第五代,之所以最后给他换下来,是曾庆红他们觉得他不可靠,曾庆红说,仅仅靠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提拔的干部,关键时刻靠不住,这是苏联的教训。所以要换自己的血统、自己的孩子。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怕李克强这种人。”
他说,“我们虽然也边缘化了,至少我可以不说违心话,他天天十句九句半都是瞎话,都是他自己不想说的话,也不是他老大逼他说,他想干事结果他事没干成,说了一堆鬼话,你说这人活得多窝囊。”
“所以最大的悲剧就在于,千万不要再想通过找什么借口加入党,跟共产党去合作,然后想通过党改变这个社会,千万别再做这个。”
其他专家点评李克强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对大纪元表示,像有李克强这样有学历、有思想情怀的人,在中共的干部中间还是有的,但他们一旦进入了中共这个制度之下,就根本就没办法发挥作用。哪怕像李克强做到了总理,当然可以在一定范围可以做一些好事,但整个国家大的问题他根本想都没办法去动。
“刀郎那首歌罗刹国,说这个国家是完全黑白颠倒、丑美颠倒。罗刹国里是有好人,但好人出不了头,出头的只不过是一头鸡、一头驴。”
前北京建设银行法律部门负责人梁少华律师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有一个很强大的逆淘汰机制。如果说真话很难在体制内生存。李克强即使本性有善良的地方,但进入体制就必须迅速同化,才能长久生存下去,一步步迈入最高层。
“李克强本身是体制内利益所得者,肯定是要继续维护体制。所谓加入党是为了改变党,我觉得是一种话术,中共是一个暴力集团,即使当初有美好的愿望,到体制之内,都会很快的变成体制内的一分子。”
他说,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要打狗也要变成狗吗?你去打共产党,就要变成共产党吗?这种逻辑不成立,更多是一种话术,总得有理由去辩解。
梁少华表示,你加入这个体制,就要为共产主义牺牲做准备。共产党内斗一方面是权力斗争,另一方面是更残酷的路线斗争,现在李克强的改革派和习近平的原教旨主义,确实有一个巨大的路线差别。
“团派包括汪洋、胡春华、胡锦涛和李克强他们,至少是从整个党的利益出发,为了能够维系共产党长远发展,要与西方搞好关系发展经济。习近平更像毛泽东那一套,希望能够回到绝对控制,对人民的绝对控制。”
“他们是狗咬狗,不会为了民众,可能有好狗、赖狗的区别,都是为了把共产党维持下去,权贵集团能够千秋万代掌握利益和权力。中共自我改良,就是姿态再低再友善,都是没有用。”
梁少华表示,李克强如果成为一号人物,肯定不是会像习近平这么快地去改变体制、建立独裁,他不具备习近平的红色基因优势,可能还是在邓小平体制之下,做一些有限的改革,这对维护共产党的统治会有利。
“他不可能做民主化、多党制、开放报禁,他是共产党的高官,他们要维护党内的一些领导,统治阶层的一些继续统治,不会有一个质变。”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告诉大纪元,共产党是什么性质?你加入这个党,你在这个党发展,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要受到什么样的限制?每一个人都事先都清楚的,没有谁是盲目的。
“李克强明明知道共产党的性质,就像去加入一个强盗团伙,你是自愿的加入进去,那就是个人的选择。你可以不干,没有谁拿枪杆子顶着你,这完完全全是李克强个人的价值选择。”
赖建平表示,说李克强是曲线救国,不排除有这样的动机,这就相当于他是潜伏者,那进去了以后,总会要选择某个时间,用某种方式,把他的抱负展现出来。
“每一个有这样动机的人,都明明知道可能要做出巨大牺牲和奉献,可能轻则身败名裂,重则成为囚徒,甚至是遭遇杀身之祸。那既然有这样伟大高尚的情怀,一定会在某个时期表现出来,但他一辈子都没有表现出来。”
他说,李克强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是个潜伏者,是志存高远的策略性入党的人呢?当了国务院总理,你有没有推动一下宪政民主啊?习近平搞倒行逆施,那你阻止一下,哪怕是你去秦城监狱坐牢了,也觉得值。
“如果你真愿意为国家民族的前途未来促进宪政民主转型,一定能做出某个动作嘛,二号人物怎么会做不出来呢?但他从来没有公开宣扬认同过普世价值,从来没有提到过中国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赖建平表示,相反真正有胸怀有抱负的人,是不愿意加入共产党体制的人,他们知道在体制内是不可能去改变它的,只有在外部去呼吁去抗争。中国这么多维权律师和异议人士,有的到海外,有的在国内在抗争,这才是真正有抱负的。
“所以凡是加入体制的,凡是在共产党体制内的人,要说入党的目的就是为了救国救民,那么我觉得这个命题基本上是不成立,这是我的看法。”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11/4/n1410959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