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个日本男童上学路上被刺身亡，在中国民间引发舆论反弹。中国政法大学的两名教授日前发文，称打着“爱国主义”幌子的暴行在中国日益嚣张，呼吁当局严惩这种残暴杀戮行为，并直言“再不发声，我们都是共谋”。 文章发表后引起社会共鸣，但不久就被中共网管封杀。

本周三(9月18日)，一名年仅10岁的中日混血儿童，在中国深圳的一所日本人学校附近，遭到一个44岁的中国男子持刀攻击，重伤身亡。 此事件震惊了国际社会，在中国大陆也引发激烈争议。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和副教授陈碧，9月21日联合发表了《我们能为死去的孩子做点什么？》一文指出，深圳日本男童被杀事件并非偶然的孤立事件，实际上在中国社会上广泛存在着极端化仇恨日本人的现象。

文中表示，从穿和服就会被认为涉嫌“寻衅滋事”，到网红“铁头”和“亚人”的拙劣表演，再到袭击日本校车上的无辜孩童，眼见“爱国主义”的底线日益被拉低，并最终沦为罪恶的借口和理由，实在不能不让人痛心。

文章质疑：如果“爱国主义”可以如此被滥用，那还有多少罪恶可以假藉其名进行？

文中提到，类似深圳日童被杀的悲剧，3个月前已在苏州的日本人学校校车前上演过，同样是将屠刀刺向正去上学的孩子。而这类事件发生后，人们都将其原因归结为“几近癫狂的民粹主义”及“毫无理性的仇恨教育”。文章质疑：虽然根源找到了，但这种野蛮的杀戮就可以因此被理解甚至原谅吗？。

“对野蛮和残暴的任何辩护，都是对文明和生命的亵渎”，文章写道，“如果还要给文明保留一点脸面，还要为社会挽回一点尊严，就必须对这种残暴杀戮予以严惩。”

文章呼吁，不要再纵容任何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暴行宣传，如果有人还在蛊惑，为了某个伟大的名义就可以随意荼毒个体的生命，那一定是反人性的；如果一个社会还能容忍，将残忍杀害无辜孩童的人标榜为“抗日英雄”，那一定是罪恶的；如果还要用仇恨来铭记历史，那带来的就一定是更多的杀戮和伤害。

文中痛陈，当今社会舆论环境下，不管多么猥琐龌龊的行径，甚至行为涉嫌违法犯罪，只要打着“反日爱国”的旗号，都有人在评论区点赞喝彩、摇旗呐喊；常识变成了“异类”，反思尤为稀缺，勇敢常被吊打，文明成为笑柄。作者进一步直质问：网路上的疯狂反日情绪哪里来的？难道这是一两天冒出来的吗？

文章还感叹，现在正义感尚存的人们只能私下交流，朋友圈点赞或摇头叹息，都知道什么对什么错，却不敢发声，“我们可能缺乏的就是直面的勇气”。直到现在仍有朋友劝告“别写，别发声，因为会被骂”，可是，“那孩子都死了，再不发声，我们都是共谋”。

深圳的日本男童无辜被杀，在引起国际社会震惊的同时，也引起了在华日本社区的恐慌。事件发生之后，日本松下(Panasonic)集团宣布，允许日本员工及其眷属申请暂时返回日本，公司负担其费用；多家日本企业，如东芝公司与日本汽车大厂丰田也呼吁在中国的员工要保持警觉注意安全。

在深圳生活了5年的日本创业家A君对此事件深感震惊。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此恐怖残忍的事件发生在深圳，深刻打击了他对深圳的好感与信心。他举例说：“如果我在街上与日本朋友大声交流，虽然99%的人都是好人，但那1%的坏人会怎么对我，我根本无法判断—他们是想打我，还是要杀我。所以，现在在街上我不敢用日语交流，这对我影响很大。”他还坦言，在中国经济不景气时，中共当局经常会发起反日运动，让反日情绪成为民间对社会现实不满情绪的出口。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The 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研究员饭岛佑美(Yumi Iijima)也直言，中共当局在某些方面制造的民族主义情绪过于激烈，带来了极大的危险。

长期观察日本文化现象的商业及法律顾问福泽乔(Joel Fukuzawa)则指出，深圳杀童事件发生后，中共官方甚至都不能对这件事件说声“对不起”，因为这样等同于给官方过去的反日教育打了一个大嘴巴，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放下身段来处理这个问题”。他并表示，日本的制造业在新冠疫情和美中贸易战的影响下，已经持续撤离中国。在日本男孩被杀事件发生以后，制造业的撤离一定会加速。

（新唐人：https://www.ntdtv.com/gb/2024/09/23/a1039163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