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时》时任驻华记者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在一份证词中表示，《纽时》令她无法继续报导中共摘取器官的新闻，她要求将中共摘取器官的对象从死刑犯拓展到良心犯的请求，也被编辑忽略、拒绝。
研究中共活摘器官问题的律师和专家告诉大纪元，《纽约时报》之前以及现在的做法，等同于为中共的利益服务。
专家表示，《纽时》讨好中共的做法，令人质疑其判断力。
《纽时》前记者：中国医生的对话显示中共使用良心犯器官
2019年2月3日，《纽约时报》的时任记者狄雨霏向研究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中国法庭”提交了一份书面证词（PDF）。她在这份证词中，介绍了2016年4月初，她和“中共肺移植第一人”陈静瑜之间的对话，以及陈静瑜和另一位胸外科医生之间的对话。
狄雨霏表示，这两次对话显示，中共使用良心犯器官，并且，中共有关停止使用死刑犯的器官的禁令，可能无效，并可能不是真的。
这两次对话，发生在狄雨霏和陈静瑜等一行5人于北京的一次午餐期间。
以下是狄雨霏提供的有关这次午餐会面情况的书面证词的中文翻译：
2016年4月初，我参加了中国（中共）红十字会在北京医院举办的一个活动，当时（中共）国家卫生部门的高级官员就中国的器官捐献问题发表了讲话，并对器官捐献者表达缅怀。4月5日是中国的清明节。
当天上午的活动结束后，我与无锡市人民医院的肺移植外科医生陈静瑜博士一起吃午餐，之前我曾撰文报导过他。陈博士带来了一位朋友，是北京医院的胸外科医生佟医生（音译）（佟医生表示他之前做过肺移植手术，但当时因为他的医院已经停止这类手术，所以他没有继续做）。
午餐还有另外两人：《环球时报》的一位记者，以及一位清华大学研究生，该研究生介绍自己是清华大学从事医学研究的学生组织负责人。我们一行共五人。
午餐期间，陈博士指责我的报导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最近，美国华盛顿特区一次大型心肺移植会议的组织者在最初接受了他的展板内容，后来又拒绝了他。理由是他的研究是基于死囚的。陈博士没有否认这一点，但说这是我的错，因为我的文章给他带来了“麻烦”。
我回应道：这与我无关，如果因为使用了非自愿捐献者（如死刑犯）而被拒绝，那是他的责任，而不是我的。
陈博士问道：“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回答：“不要提交在你说停止使用非自愿捐赠者之前收集的调查结果。”（即2014年12月之前）
他看着我，似乎在说“这是不可能的”，但他没有进一步讨论这个话题。
我们对话时，佟医生仔细听着。
接着，佟医生转向陈博士，以下是我根据记忆而记录的他们之间简短对话的逐字记录（午餐并不是一次报导活动）。
佟医生：“死囚不能用吗？”
陈博士：“不能用。”
佟医生：“良心犯呢？”
陈博士：“都不能用。”
佟医生低下头，没有再说话。陈博士也沉默了。
2008年，加拿大渥太华的一个集会上模拟中共活摘器官的酷刑演示。（大纪元）
狄雨霏表示，她从这次对话中得出以下三个分析性结论：
*使用良心犯的器官进行移植的情况确实存在（狄雨霏：中共在国家层面已承认使用了死刑犯的器官）。
*至少在某些（中共）医学专家之间，以上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2014年12月颁布的禁止使用死刑犯器官的禁令可能并不有效，甚至可能并不是真实的，因为连像佟医生这样的胸外科医生显然都不知道这项禁令。如果这真是一项有效的禁令，合理推测他应该会知道，毕竟（中共）国家和共产党通过其宣传和资讯系统能够非常快速地传达重要讯息。
对于狄雨霏的以上三个结论，《大屠杀》一书的作者、调查中共活摘器官问题的专家葛特曼（Ethan Gutmann）告诉大纪元，“我支持她的结论。”
葛特曼表示，中共称2015年1月1日起停用死囚器官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根据狄雨霏的说法，2005年之后，中国器官移植外科医生的语言表达的谨慎程度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他们在撰写可能被网络拦截的内容时更加谨慎。2015年之后，他们对外国人，尤其是外国医生说的话也非常谨慎。”
“改变的，只是器官移植医生在表达观点时的谨慎程度。换而言之，就是他们对说话的内容以及怎么去说的方式很谨慎。”
收到狄雨霏这份证词的“中国法庭”在2020年3月发布一份判决，判决作出结论：
“活摘人体器官已在中国各地大规模发生多年，法轮功学员是其中一个——而且可能是主要的——人体器官来源。
“集中针对维吾尔人口的迫害和医学检查是比较近期的情况。
“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做法（活摘器官）已经停止。法庭确信这种做法仍在继续。”
法轮功，是以“真、善、忍”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原则的佛家修炼功法，包括五套功法动作，祛病健身效果神奇。1999年，中共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因恐惧法轮功太受民众欢迎，且其修炼原则与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意识形态不同，下令非法镇压。25年来，难以计数的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死，甚至被活摘器官。
“中国法庭”由英国御用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 QC）主持，他曾主导国际刑事法庭对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的起诉。
“中国法庭”的判决还表示，“任何与中国（中共）在相关的医生、医疗机构、工业、旅游、航空、金融、律师、制药、保险、教育、艺术等领域，有实质性互动的政府，现在应认识到，他们所交往的是一个犯罪政权。”
狄雨霏报导中共继续摘取囚犯器官 受中共媒体攻击
狄雨霏在其书面证词中写道：“2015年11月16日（中国时间为11月17日），我发表了一篇报导，内容提到死刑犯器官的使用仍在继续。”
狄雨霏所指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换个说法，中国继续摘取囚犯器官”。此文令她遭到中共多家媒体的指责、攻击。
证词写道，“不久之后，中国（中共）很快就组织了一场针对我的诽谤运动。事情是这样的：黄洁夫博士的办公室联系了我（他们并未回应我先前的采访请求），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同意让我采访黄（洁夫）博士。
“当我到达采访地点时，已有两名中国媒体记者在场。
“在与黄博士长达两小时的访谈中，这两位记者几乎没有说话，只是观察并做笔记。
“第二天，中国（中共）媒体上开始出现许多相同的报导，一致指责我报导失实。”
就狄雨霏的以上经历，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研究员辛西娅‧孙（Cynthia Sun）告诉大纪元，“狄雨霏因公布非法器官交易调查结果而受到中共外交部、中共国家媒体记者和中共卫生部黄洁夫办公室的骚扰。这是中共常用的报复手段。”
“这也表明人们应该对中共所策划的抹黑持怀疑态度，无论是针对狄雨霏这样的记者，还是像法轮功这样的信仰团体。”
在受到中共媒体攻击的同时，狄雨霏也因为相关报导，遭到雇主《纽约时报》的不公平对待。
2024年7月11日，华盛顿DC，部分法轮功学员举行烛光夜悼，悼念25年来在中国大陆为坚持信仰而被中共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戴兵／大纪元）
《纽时》编辑大幅删减报导 搁置记者报导请求
狄雨霏表示，《纽约时报》对其报导中共活摘器官不满。
她在证词中写道：“我当时的雇主《纽约时报》对我的这些追踪报导并不满意，最初他们容忍，后来他们让我无法继续报导下去。
“《纽约时报》对我2015年11月16日的报导进行了糟糕的编辑，对报导结尾的删减，令人遗憾，实质上改变了报导的意义。北京的一位资深同事想将责任归咎于我。
“（报导）随后的更正，显示仅存在两个编辑错误，而不是报导存在错误。可见，这篇报导并不是因为需要核实任何事宜（正如《纽约时报》所说的那样）而延迟的，而仅仅是由于编辑方面的疏忽或过度劳累而导致的。更广泛地说，我与几位高级编辑进行了面谈或通过电子邮件交流，但基本上我要求继续这项调查报导的请求（为此我需要时间）被忽略了。
“编辑们似乎认为，中国的器官捐赠问题已经解决，因为（中共）国家已承认使用了死囚的器官，并承诺在（2014年）12月14日后不再这样做。有人告诉我这个故事‘没有新意’。当我试图将调查范围从死刑犯扩展到良心犯时（基于之前我与陈博士、陈博士和佟博士之间的对话）。另一位编辑评论说，认为良心犯器官被摘取的人的观点是‘边缘化的倡导理念’，也就是说，不理性……”
狄雨霏怀疑自己因为报导中共活摘器官的问题，而不被《纽约时报》提拔。
她在证词中写道，“我很清楚这个问题不受欢迎。我不能确定、但怀疑这一系列文章促成了总部在2017年2月不顾地区编辑的建议，决定不提拔我。2017年6月，我从《纽约时报》离职。”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研究员辛西娅‧孙（Cynthia Sun）告诉大纪元，《纽约时报》的做法令人不安。
孙表示，“特别令人不安的是，狄雨霏还被自己的老板和《纽约时报》的编辑告知不要继续关注这个故事（中共活摘器官）。”
“他们（《纽约时报》）阻止了（记者狄雨霏的持续）报导……”孙说，“狄雨霏本人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惩罚，因为她调查了活摘器官的情况。这引发了人们对《纽约时报》编辑的判断力的严重质疑。”
国际知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告诉《大纪元》，“狄雨霏在《纽约时报》工作时曾要努力报导（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问题。但《纽约时报》的编辑人员却压制了她。”
麦塔斯：《纽约时报》相关手法拙劣 为中共宣传
当大纪元问到《纽约时报》今年8月这篇有关活摘器官的报导是否是负责任的，麦塔斯表示，这个报导是不负责任的。“我认为这是一篇拙劣的新闻报导，是一篇鹦鹉学舌的中共宣传式的片面文章。”
麦塔斯继续说道，“然而，正如狄雨霏所声明的那样，问题不仅仅在于这篇文章。问题在于（《纽约时报》）编辑人员对法轮功的普遍偏见。
“承认中共大规模杀害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以获取器官的现实，意味着失去进入中国的机会……这可能是他们（《纽约时报》）不愿付出的代价。”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纽时》文章负面 服务于中共
辛西娅‧孙表示，“《纽约时报》最近（今年8月）发表的这篇文章只是为中共的利益服务……将导致中国大陆受迫害的的法轮功学员遭受更大痛苦。”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近期在一份关于《纽约时报》的调查报告表示，“《纽约时报》的负面文章重复了以前的不准确之处，加入了新的不准确之处，实际上服务于中共诽谤法轮功和压制批评者的目标。”[有关《纽约时报》负面文章的不准确之处，请参见文末系列报导（一）（二）]
“在法轮功人权危机初期，《纽约时报》似乎专注于歪曲法轮功信仰，并讨好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而《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则发表了关于镇压的开创性和获奖的新闻报导。”
2001年，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始作俑者、中共时任总书记江泽民曾特别接见《纽约时报》的时任出版商小阿瑟‧苏兹伯格（Arthur Sulzberger Jr），以及数位编辑和记者。只是一次罕见的会见，外界无法得知会面的具体内容。
辛西娅‧孙说，“当时与刚刚发动种族灭绝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会面，让人怀疑该报（《纽约时报》领导层对（中共）政权的理解能力和对优先事项的判断能力。这让人严重怀疑他们的判断。”
孙也表示，“中共长期以来一直使用各种‘胡萝卜加大棒’（奖励与惩罚并存）的手段来影响西方媒体的报导。而法轮功是最敏感的话题之一”，因此中共很可能针对《纽约时报》施压。
就《纽时》时任驻华记者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提交给“中国法庭”的这份证词，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辛西娅‧孙（Cynthia Sun）对《纽时》的相关看法，大纪元联系了《纽时》寻求置评。
（新唐人：https://www.ntdtv.com/gb/2024/10/27/a103924884.html）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近期在一份关于《纽约时报》的调查报告表示，“《纽约时报》的负面文章重复了以前的不准确之处，加入了新的不准确之处，实际上服务于中共诽谤法轮功和压制批评者的目标。”[有关《纽约时报》负面文章的不准确之处，请参见文末系列报导（一）（二）]
“在法轮功人权危机初期，《纽约时报》似乎专注于歪曲法轮功信仰，并讨好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而《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则发表了关于镇压的开创性和获奖的新闻报导。”
2001年，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始作俑者、中共时任总书记江泽民曾特别接见《纽约时报》的时任出版商小阿瑟‧苏兹伯格（Arthur Sulzberger Jr），以及数位编辑和记者。只是一次罕见的会见，外界无法得知会面的具体内容。
辛西娅‧孙说，“当时与刚刚发动种族灭绝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会面，让人怀疑该报（《纽约时报》领导层对（中共）政权的理解能力和对优先事项的判断能力。这让人严重怀疑他们的判断。”
孙也表示，“中共长期以来一直使用各种‘胡萝卜加大棒’（奖励与惩罚并存）的手段来影响西方媒体的报导。而法轮功是最敏感的话题之一”，因此中共很可能针对《纽约时报》施压。
就《纽时》时任驻华记者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提交给“中国法庭”的这份证词，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辛西娅‧孙（Cynthia Sun）对《纽时》的相关看法，大纪元联系了《纽时》寻求置评。
（新唐人：https://www.ntdtv.com/gb/2024/10/27/a10392488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