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著名的武侠小说家金庸10月30日去世，他与中共政权有杀父之仇，他说自己从来都反对共产党制度。他生前曾多次公开批评中共，利用他的小说暗讽中共是邪教。

金庸与中共有杀父之仇

原名查良镛的金庸1924年3月生，在国共第二次内战期间的1946年赴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后并入华东政法学院）学习，同年秋天进入上海《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1948年毕业并调往《大公报》香港分社。

中共1949年10月建政，1950年初就发动了“镇反”运动。当年，中共将查良镛的父亲查枢卿作为大地主进行批斗，并将其判处死刑，枪决。

除两间老屋外，查枢卿的全部家产被没收。查良镛的继母为了抚养几个子女，想要卖掉老屋维持生计，但被中共扣上“地主婆要反攻倒算”的帽子，并遭到公审和斗争，被毒打三天三夜。

查良镛当时因为身在香港而逃过这次劫难。

金庸多次批中共

1957年，查良镛不满《大公报》不愿发表反对中共的“大跃进”的文章而辞职，两年后创办了《明报》。

1963年，时任中共外交部长陈毅称“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查良镛随即发表了《宁要裤子，不要核弹》的社评。批评中共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将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实说，那绝不是好政府”。

文章质疑中共造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呼吁中共“还是多做几条裤子让人民穿吧”！

一石激起千层浪。查良镛的评论遭到左派媒体的攻击，如《大公报》刊发“《明报》主笔的罪恶”等文章。查良镛随即予以回击，他撰写的《批评中共就是反华？》社评文章说，“反对政府的某些措施，反对执政党的一些做法和主张，是反对国家？人民有没有批评政府或执政党的权利？”
1966年，中共又发动文化大革命，香港也受到冲击。香港亲共人士于1967年5月初发起工人运动、反香港政府示威，进而演变成后来的恐怖主义及炸弹袭击平民等行动。这场持续多半年的运动，史称“六七暴动”。

1967年5月17日，《明报》就“六七暴动”发表社评，强烈反对左派骚动，反对左派暴力袭击民众等行为。

为此，一些左派激进人士甚至给查良镛寄送炸弹邮件，查良镛因此远避新加坡。

金庸暗讽中共是邪教

查良镛最后一部小说是《鹿鼎记》，当时10年浩劫的文革正在进行中。《鹿鼎记》中描写的神龙教，是明末清初江湖一个邪教，目的在于一统江湖，“称雄天下”。

外界认为，神龙教暗喻共产党，因为神龙教要“一统江湖”与中共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非常相像。

而神龙教的教主洪安通，为人心狠手辣，喜欢听教徒谄媚奉承。外界认为，洪安通搞的文字狱、语录、歌功颂德等等，与中共党魁毛泽东的所为十分相似。

2013年，查良镛在接受耶鲁大学东亚研究博士生傅楠（Nick Frisch）访问时，承认了神龙教是在影射共产党，承认他的最后几部小说的确是影射“文革”。

金庸：我从来都反对共产党

文革结束后，查良镛在1981年7月携家人回国访问时，见了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当时，邓小平主动提到查良镛父亲查枢卿被中共处决的事，并要求查良镛“团结起来向前看”，并得到查良镛的认可。

随后，查良镛开始参政，并于1985年出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但他提出的选举香港特首等方案遭到民主派的批评。

1989年4月开始，大陆爆发爱国学生民主运动，却遭到中共的开枪镇压。查良镛与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等人因此辞去起草委员会委员职务。

查良镛1991年接受港媒专访时表示，“我从来都反对共产党主义制度，……我相信在我的这一生应可看到共产党垮台。”

金庸是中共统战、拉拢对象成名的查良镛在香港主权移交前的谈判时期，成为中共统战、拉拢的一个重点对象。之后的一些事情成为他的污点。
1988年，查良镛作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和查济民委员提出“政制协调方案”，即选举团选举香港行政长官并且限制立法会直选议席数目，建议到第三任行政长官任内，才举行一次全民投票，决定第四任特首、第五届立法会是否普选产生。

查良镛的这个“双查方案”，被批评者认为阻碍了香港的民主发展，“出卖了香港的民主”。

一年之后，邓小平下令镇压六四爱国学生，查良镛再度认识中共的本质，辞去基本法草案委员的职位。

但后来中共继续对他进行拉拢。1995年，查良镛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2009年担任中共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
1999年3月，查良镛又被大陆浙江大学聘为教授，并兼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

1999年10月，在浙大举行“新闻业机制改革与管理会议”时，查良镛发表了《两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的演讲，批评美国的资本主义，赞扬中共的社会主义，引发争议。

查良镛的演讲当时受到不少批评与非议。香港《苹果日报》、《争鸣》杂志等纷纷批评查良镛的言论，认为他给中共唱赞歌“昏庸”，他是“给专制者按摩的弄臣”等等。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8/10/31/n1082115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