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中，罗杰斯指出，中国良心犯被迫接受当局的体检、然后他们的器官被强摘。
“中国（中共）被指控在进行可怕的人体器官交易。虽然这一点很难被证明，因为受害者的尸体已经被处理，而唯一的证人是牵涉其中的医生、警察或狱警。”他写道，“但即便如此，仍有证据支持这一确凿的指控。”
“中国国内的患者，也包括外国患者，可以获得（中国医院）几天内就能配对器官的承诺。”罗杰斯写道，“而在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患者需要等待数月甚至数年才能进行移植手术。”
他的结论是：“中国器官移植量远超官方的捐赠量，很显然从良心犯身上摘器官才能解释这种差异。”
十年调查 良心犯是器官的最主要来源
罗杰斯在文中引用加拿大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美国记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和一组研究人员以患者身份向中国多家医院进行的调查结果。
在2016年，乔高、麦塔斯和葛特曼发表了一份报告，题为“血腥的器官摘取/大屠杀：更新版”，报告涵盖了从2006年以来的十年调查研究。在最新报告中，三名作者估计中国医院每年移植的器官数量在6万到10万之间。
外界一直在质疑，中国的这些移植器官来自哪里？中共官方称，它拥有“亚洲最大的自愿捐献器官系统”，并于2015年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但中国没有自愿捐献器官的传统。
2010年，中国（中共）官方自愿捐献器官的人数是34人。2018年，中国有大约6,000名官方统计的器官捐献者，据说捐赠了1万8千多个器官。
但是，“血腥的器官摘取”研究人员发现，只要少数几家医院的移植量就能“很轻易”地超过官方公报数据。比如：天津第一移植中心每年进行六千多例移植手术，可是调查发现中国共有712家医院在进行肝、肾移植手术。调查人员与这七百多家医院都一一进行了“验证和核实”。
所以问题再次回到原点，移植量远超官方的捐赠量，如何解释这种差异？“能够在数天内、为数百家医院的患者提供健康、匹配的器官，而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捐赠器官人数没有增加，每年只有数千名器官自愿捐献者的情况下”，罗杰斯写道，这意味着中国“必须有另一个额外的、非自愿的器官来源”。
而死刑犯无法解释所有器官来源问题。即便中共每年处决的人口总数超过世界其它地区的总和，但每年也只有几千名。此外，中国（中共）法律要求被判处死刑的囚犯要在七天内被处决，这意味着没有足够时间将他们的器官与患者去进行配对，也没法做到中国器官供应现在的“随要随到”。
调查人员得出的结论是，良心犯是中国大多数神秘器官的来源。这方面的证据众多，包括：曾被拘押过的多名良心犯证实，他们在监狱里接受血液检查和不寻常的身体检查。
这些良心犯包括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穆斯林、西藏佛教徒和“地下”基督徒，他们都在监狱被反复验血以及接受非常规的体检。此外，据悉，这些良心犯的体检结果随后被添加到器官活体来源数据库中，可根据需求进行移植——当患者需要器官时，就从名单中摘取良心犯的器官。
法轮功自1999年以来一直受到中共当局的镇压和迫害后，法轮功学员也成为中共摘取器官的来源。2006年，讲中文的国外研究人员扮作器官买主，直接向中国医院询问是否可以安排移植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中国各地的医院都证实他们有这样的器官提供，“没问题”。
医生证人：摘取器官时 “他还活着”
这些故事听起来很残酷。维族前肿瘤外科医师安华托迪·博格达（Enver Tohti Bughda）曾在英国、爱尔兰和欧洲议会作证，讲述他于1995年强行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的经历。
“我们被告知要在山后等候，听到枪声后，就快速进入刑场。”他回忆说，“片刻之后，有枪声。不是一声，而是很多。我们冲入刑场。一名警察走近我们，告诉我要去哪里。他让我们走近一些，然后指著一具尸体说，‘就是这个’。那时，我们的主治医生突然出现，告诉我去摘下肝脏和两个肾脏。”
博格达作证时说，他在缝合伤口时注意到，那名男子的血管在搏动，那是心跳的迹象。“那个男人还活着”，他说，伤者试图挣扎，但全无抵抗之力。
“每次我追述这件事，都像是一次忏悔。”博格达说。
图为2018年12月英国伦敦“独立人民法庭”法律顾问Hamid Sabi（左）
和法庭主席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 QC）
就“中共活体摘取器官”宣布临时判决草案。
（Justin Palmer /大纪元）
国际社会在行动 希望拯救无辜者
目前，全球不同地区的专家都证实了中共的这一罪行。以色列、台湾和西班牙已经禁止“中国的器官旅游”。联合国报告员呼吁中国（中共）对器官来源负责，但没有得到中共官方的答复。
英国“独立人民法庭”（People’s Tribunal）从2018年展开一项听证，调查中国是否存在国家或者国家允许团体机构或个人、强制摘取人体器官的行为（The Independent Tribunal Into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From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in China）。
法庭听证由英国御用大律师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 QC）主持，他曾主导国际刑事法庭对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起诉。法庭的其余五名成员均是国际法、医学、商业、国际关系和中国历史方面的专家。
去年12月10日，他们发布了一项罕见的临时判决草案，专家组“一致同意，而且无可置疑地——在中国，从良心犯身上强行摘取器官已经实施了很长一段时间，并涉及到数量非常庞大的受害者。”
尼斯爵士表示，希望判决结果能“拯救无辜者、免受更多的伤害。”
罗杰斯最后写道，对尼斯爵士等作出的临时判决，他想听听中共会作出什么回应。
罗杰斯的文章还提及其它的不能得到合理解释的现象。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兼器官移植委员会主席黄洁夫本人在2005年的一次医疗手术示范活动中，下令准备两只备用肝脏。在他下令后的第二天早上，备用肝脏就被送达手术现场。
而黄洁夫还说过，到2020年，中国将是世界上进行最多移植手术的国家，超过美国每年4万人的移植量。
外界一直质疑，中国这么大的器官移植量，所需器官数量远远超出官方公报的捐赠量，这些供体器官从何而来？
罗杰斯是人权组织CSW的东亚组负责人、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国际停止移植滥用联盟的顾问。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9/2/6/n1102866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