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表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几乎丧失殆尽，过去几十年堆积的经济问题如干柴一般、早晚被“人权、民主和身份认同”的干柴点燃。

美国专栏作家、媒体主播艾略特‧扎格曼（Elliott Zaagman）日前在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网站撰文剖析了中共“妄想症”——借助实用主义以及民族主义打造的经济执政合法性遭遇挫败的原因。

他指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强劲经济增长似乎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貌似有“说服力”的结论，中共为人民服务，即便它们不让老百姓拥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无论如何、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改善了。

“共产党将这种现实的‘表演合法性’与严格控制的民族主义导向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强调中国过去的伟大，遭遇外国列强的百年‘屈辱’，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让中国重返强大方面的不可或缺作用。”扎格曼总结说。

这些年来，中共一直继续拒绝自由民主制度，并更加精致地利用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来确立其合法性，只是这一招已走到极限。

“共产党现在面临着几十年来最具挑战性的时候，北京正在承受自我形成的‘妄想症’的痛楚。”扎格曼指出，中共错在高估实用主义及其对民族主义的导向作用，同时又低估了自由主义和其它形式的民族主义的自发作用。

香港问题的源头在经济 干柴遇到火柴一点就着

以香港为例，香港问题的源头在于经济问题。香港青年一直面对高失业率与上升通道逼窄、房价过高等内生与外部压力，在内地不断向香港移民、竞争香港的有限资源以及输出内地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大背景下，香港人对北京（内地）的不满自然日渐增多。

2012年，香港人抵制中共政府推行的“爱国主义教育”课程；2014年，香港爆发雨伞运动，这些已是香港人对北京试图影响或限制香港民主、法制等做出的回应。香港问题早已超出经济范畴，所以也非单纯经济政策能解决。

2019年的抗议运动更源于反对香港政府强推送中法案（引渡法案），该法案将允许大陆当局绕过香港的司法系统，把身在香港的犯罪嫌疑人送交大陆接受审判。总所周知，大陆审判的定罪率几乎接近100%。

为安抚香港局势，陷入四面楚歌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曾宣布一项控制香港住房成本高涨的政策提案，但因她漠视抗议者的五大诉求、企图经济问题经济解决的政策显然收拢不了民心。

另一方面，在中共早已制定的对香港“二次回归”的政策指引下，中共媒体或亲共媒体（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紧跟指挥、转移矛盾，将香港抗议者对人权和民主的要求误导为纯粹是受“外国敌对势力”和“分裂主义者”的影响。

分析指，因北京无能也无意解决香港的多年沉积问题，现行的高压政策料将进一步激发香港人更深的怨恨与反抗意愿。“没有暴民、只有暴政”成为香港抗议活动中非常普遍的口号。

“经济问题是干柴，而人权、民主和身份认同问题自始自终都是火柴（火种）。”专栏作家扎格曼置评说，“如果不解决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导向与香港人身份认同感之间的冲突，以及自由民主在身份认同中发挥的作用，北京就无法找到可持续的对香港问题的解决方案。”

中共“爱国”剧本行不通

扎格曼指出，北京一直在使用旧剧本激起国内的民族主义，在经济上打击外国企业，不过这种做法已行不通。

中共用切断外国企业与中国消费者的联系进行要挟，成功迫使美国高科技公司苹果、时尚公司Dior遵从中共的言辞标准，但在美国职业篮球联盟（NBA）身上却吃了硬钉子。

因体育、民族主义以及言论自由向来是美国社会的焦点，当三者交织在一起，再加上意识形态不同的外国政府施压，中共对NBA的经济胁迫在美国社会掀起了一场政治和媒体舆论风暴。

纵然美国企业或机构畏惧其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受损，他们也不得不衡量其在美国本土的社会责任与损失。

除了碰壁外，反倒让外界再次警惕中共的“锐实力”输出。就算NBA与中国的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保持不变，中共施展的“锐实力”潜在威胁，也足以让任何外国组织或实体在尝试与中国实体合作或进入中国市场之前三思。

但是中共“锐实力”的底气正来自于外资带来的经济腾飞。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外国投资逐渐减少，北京通过经济手段显示力量的能力也会随之变弱。

中共的爱国实质是爱党 正常的爱国跟党派无关

分析指，中共的民族主义跟正常国家的民族主义不一样，中共不是真要中国人爱国家，而是要爱党；这种所谓的民族主义其实是中共不能被批评、号称“伟光正”的一种表现。

不妨以中美两国之间针锋相对的贸易战来解读。在川普（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中期开始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共采取的回应措施是，对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中大力支持川普的农业票仓加征报复性关税，希望破坏川普的部分政治基础。但1年后，尽管这些票仓的经济受到创伤，但农业州农民对川普总统的支持率仍然很高。

北京之所以误判是因为对美国选举以及爱国缺乏正常了解。美国记者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早在2004年就出版了一本关于选举的书（《堪萨斯州怎么了呢？》），尤其在介绍堪萨斯州的选举现象时发现：民族主义和传统宗教往往比简单的经济利益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

而这种趋势在当下美国更加明显。川普经常称赞，美国农民是真正的爱国者，并说，他们是在为这个国家承受损失；同时，川普许诺会让美国农民最终获得更好的回报。这些农民并没有忠诚于哪个党，也不是因为畏惧而不敢批评川普。

对比中共的“爱国”举动，组织全民罢买、断合作断交施压外国，结果是它“爱国”、让百姓买单，老百姓成为真正的“代价”、什么好处也拿不到。

经济增速触及目标下限 执政合法性受挑战

过去几十年来，因中共迟迟不肯松动权力，经济改革堆积的问题已越来越大。中国落后于历史上同期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速度，中国经济正以近30年来最慢的速度增长，与美国的贸易战和非洲猪瘟都在加剧这一进程；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接近一党专政的最长“寿命”，恐大限将至。

随着中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经济增长注定会放缓；加上共产党在1980年左右出台的独生子女政策、强行控制人口增长，已注定中国未来要用更少劳动力来承受人口老龄化的负担。但问题是，共产党是否甘于放手政策改革。

中国第三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已降至6%，触及中共政府设定的目标区间下限。更有迹象表明，中共政府希望加大基础设施支出和对企业的财政支持力度，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后推出的刺激借贷和经济扩张政策，甚至同时允许人民币贬值，以应对美国的贸易战。

过去几年，中共政府曾暗示不再强调GDP增速，转而强调增长质量、将控制债务作为首要任务。但如今它再次释放信号——要稳经济增长率，再提保GDP增速，并将经济安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证实，包括习近平在内的党内高层确实增加了对保增长的讨论。

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中国政治专家裴敏欣在10月初告诉美国广播公司（ABC），“在过去30年，只要共产党实现强劲的经济增长——变得务实，保持国内稳定，不搞砸，不冒大风险——就可以了；但现在它们知道不行了。”

伊诺多经济公司（Enodo Economics）首席经济学家戴安娜·乔伊莱娃（Diana Choyleva）表示，如果中国经济难遏制增长下滑，那些从中国市场改革中最受益的精英们（包括高官和企业领导人）会对习近平最不满意，而“这是习近平必须面对的”。

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横河在做客“希望之声”的节目中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来源于两方面：部分放弃了原来的计划经济成分，有了部分的市场经济；以及搭上了美国和全球化的顺风车。

“如果这两条都没有了，它几乎没有可能发展成为像当年苏联那样的，和自由世界平行而又对立的一个政治经济集团，甚至它的力量可能还比不上前苏联。”横河说。

他指出，在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上，毛泽东是继续革命，邓小平是经济发展，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都是经济发展的另类表达。

现在中国大陆的政治口号有重回毛泽东时代的势头，横河说：“所有人都知道那是死路一条！”

“中共现在没有了理论，没有了合法性基础，如果经济也没有了，我认为还不到那个时候，中共就解体了！中共熬不到那一天。”他补充说。

本文首发于《真相中国》周刊 2019.10月号/第15期

（大紀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19/10/22/n1160557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