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化”管理模式最近成为中共宣传“抗疫成绩”和“制度优势”的内容之一。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以下内容时常见诸网络：全国450万网格员“筑牢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北京8.5万兼职网格员实施“敲门行动”，湖北17万名网格员入户排查，江苏30万名网格员“沉入社区”，广东17.7万余名网格员全面推行“网格化”疫情防控，……事实上，大纪元近期获得的中共内部文件，显示各地政府无论贫富，都组建了规模庞大的网格员队伍来执行中共的社会综合治理。
那么，“网格员”和“网格化”管理，真的是中共宣传的那样吗？
网格员为谁服务：为民解忧还是为党维稳
大纪元日前获得江苏省徐州市委政法委文件，徐州政法委在2月27日的“网格力量铸成农村疫情防控铜墙铁壁”文件中称，“全面发动全市各级网格中心、2.6万名网格长和网格员”投入疫情防控。徐州政法委称，网格员“为群众提供体温测量、生活必需品代买、心理辅导和情绪疏导等服务，保障网格内居民生活需求”。
其实，在中共推行网格化管理的十余年间，尤其是在今年的中共肺炎疫情中，中共一直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大力宣传网格员为民众排忧解难，或冲锋在抗疫一线的消息。
然而，这些仅是表象，只是网格员的表面工作，或者说次要任务。网格员最主要的工作，是监控和维稳，而那些却是中共和陆媒秘而不宣的黑暗秘密。
例如，徐州政法委2月27日汇报文件所宣讲的、网格化管理在抗议中的主要作用，不是为群众服务，而是“加强宣传引导”，“开展涉疫矛盾调处和舆情引导”，尤其是要运用科技手段提升网格效能，“实现‘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模式转变”。至于收集、监控疫情信息，则只是网格化管理“重点信息全掌握”的附带效果。
那么，中共的网格员，是不是在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是不是抗疫一线上的英雄？答案恰与宣传相反。
无论是引导民众办理低保、社保、廉租房、失业登记等民政服务，还是在抗疫期间查体温、核实信息、协调被困居民后勤等民生服务，网格员的这些工作，对于中国民众个人而言，看似是在提供具体的帮助和服务；但对于中共而言，都只是被特意制造出来的，用以掩护监控和维稳的表面文章。
因为，归根结底，中国民众的这些“需求”和网格员的这些“服务”，都不是自发和真实的，而中共体制强制生成的。
以抗疫为例。中共肺炎疫情严重是中共隐瞒造成的，中国民众被困家中也是被中共强制的。无论是查体温、统计社区疫情、还是团购食物，中国民众本来都可以自行完成，是中共剥夺了中国人这些公共事务权利，甚至最基本的生存权，然后再安排网格员在搜集信息、监控民众的同时，顺便提供这些本来完全不必要的“社会服务”。
强制剥夺中国人的知情权、言论自由，以及各种公共事务权利，甚至剥夺行动和购买食物等基本生存权；同时，强制中国人接受网格员的信息搜集和监控，以及因中共强制而产生的各种公共服务。这就是中共“网格化”管理的真相。
从这个角度看，网格员的工作不是为民众提供社会服务，而是帮助中共剥夺中国人的权利。网格员在抗疫中的本职工作，也不是防疫或帮民众解忧，而是配合中共维稳，完成搜集信息、监控民众的任务。
中共中央政法委2月份印发《关于进一步发挥基层综治中心和网格员作用筑牢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的通知》，指出要充分运用“综治中心+网格化+信息化”体系，服务疫情防控整体工作。
大疫当前，中共政法委为何要求“进一步发挥”网格员的作用？
党媒在2月10日“疫情防控要用好社区网格化管理”一文中露了底。
（中共官网截图）
党媒在2月10日“疫情防控要用好社区网格化管理”一文中，泄露了中共此举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借疫情防控之机为“网格化”管理正名；同时更要“通过这场生死攸关的疫情阻击战检验和完善社区网格化管理机制”，即借抗疫之名来进一步加强网格化控制。实际上，大纪元近期获得的中共内部文件也证明了这一点。
例如，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委政法委在文件中汇报了完善网格化管理的经验：借防疫的名义，将全县55个小区的1360路自建监控探头全部收编、接入了县“雪亮工程”指挥平台；并利用全县1100名网格员和雪亮工程视频监控系统，进行全天候视频巡查，创新了“视频监控+网格员”模式。所谓“雪亮工程”，是中共打造的覆盖县市乡镇区域的视频监控系统。
由此可知，网格员其实不是正常意义上的提供社会服务的社区工作者，而只是中共安插在中国这个开放式大监狱中的、不穿制服的狱卒。
网格员在抗疫中所做的这一切，主要目的也不是防控疫情，而是中共借防疫之机，为网格化管理“正名”，同时进一步强化对中国民众的控制。
中共“网格化”起源与当代最大人权灾难
网格（grid），在地理学、生物学和信息科学中都有广泛应用，但被应用于社会管治上，在现代社会当属中共首创。
中共的“网格化”管理，是将城市或乡村辖区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成为单元网格；以街道干部、公安司法人员、社区工作者作为网格管理员，运用现代化信息手段，对网格内的一切人、事、物进行编码动态管理。
将中国社会分割成牢笼式的网格，再把中国人关进网格里，这就是“网格化”管理的实质，也是党媒自称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中共的“网格化”管理，实际上与当前发生在中国、当代最大的人权灾难有着直接关联。
1999年7月，中共发动对信仰“真善忍”的逾七千万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无数法轮功学员遭酷刑、监禁，甚至被虐杀或活摘器官，持续至今的这场迫害被外界称为当代最大的人权灾难。
由于迫害不得人心，加上法轮功学员在大陆广传真相、帮助民众觉醒，中共在2001年9月专门出台《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要求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意图打压法轮功真相传播、加大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力度。
中共在通知中提出“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落实到基层”，要求对民众的监控措施“进村入户，落实到人”。自此，中共开始研究如何从基层加强“综合治理”，即对中国人的监视和控制。
2004年，北京市东城区率先实行城市管理网格化。网格化管理初期由原建设部推动，随后在上海、长春等数十个城市试点。
但在试点过程中，中共很快就将网格化的重心，从房屋土地、道路交通、公共部件等城市建设领域，转移到城管、消防、社区、党建、突发事件等社会管理领域，主要用于监控和镇压民众，包括迫害法轮功。
例如明慧网2012年8月的一篇报导曾揭露，长春市南关区成立社会服务管理局，试点网格化管理。每个网格员配一台GPS定位手机，手机和控制中心电脑联网。网格员的任务之一就是监控法轮功学员，包括将网格内“未转化”法轮功学员的信息上传到控制中心。所谓“转化”，是指中共使用暴力等手段，强制法轮功修炼者放弃信仰。
明慧网还在2013年的报导中揭露，2010年开始试点网格化的湖北宜昌市，其网格员的主要任务，就是全方位收集所辖区域居民的各种信息，秘密监控社区内敏感人员。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正式将网格化与社会综合治理相结合、升级为中共的社会治理模式，并向全国推广。
据大陆和海外媒体披露，同年，原公安部副部长、中共中央“610办公室”主任李东生，在重庆、河北等地指挥公安迫害法轮功时，曾要求当地通过信息化和网格化来加大迫害力度。“610”原是中共设立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现已撤销。
中共以前对社会的控制（所谓“社会治理”），是沿着市—区—街道—居委会的体系，对中国人实施管控。
而如今的“网格化”则是将党的“触手”，沿着市—区—街道—居委会—网格，渗透进社区的家家户户，从而实现了对民众前所未有的控制，因此也被媒体称为“新保甲制”。
不过，中共的“网格化”与中华民国时期乃至更早的“保甲制”，有着根本区别。过去的“保甲制”一般是政府基于特定目的（例如军事或治安），而发起的以民众为主的基层自治。
而中共的“网格化”管理，虽然被冠以“基层治理”的名义，其实是披着“公共服务”外衣的特务模式。
也就是说，中共“网格化”管理其实并非“群众管群众”的基层自治，而是中共的基层特务机制，是政府直接操控网格员，对网格内的每家每户实施监控。
例如，大纪元获得黑龙江省政府2015年上报中共中央综治办的内部报表，报表显示，当年黑龙江全省划分了42,640个网格，配备了51,295名网格员，其中22,707人是专职网格员，另外28,588人是由社区、村两委成员、村居民小组长等兼任的网格员。
大纪元获悉的2015年黑龙江省网格化情况报表。（大纪元）
财政年年巨额亏损、中国最贫困省份之一的黑龙江省，却不惜耗费巨资，雇用了逾5万名网格员。那么，中共花钱雇的这些网格员，主要是做什么？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寒冬》杂志2019年9月披露了中共网格员的重点任务，就是监控包括异议人士、宗教信仰者和上访人员在内的不稳定因素。《寒冬》披露说，网格员每天都要在自己管辖的网格内巡逻，小到邻居纠纷冲突，大到民众抗议等等，事无巨细都要用手机上报。
另外，各地政府的网格员管理办法也都会通过各种奖惩措施，来要求、指令或诱惑网格员完成党真正看重的任务。
例如，《寒冬》披露说，若网格内民众有上访、抗议等行为或发生群体性事件、而网格员未能在2小时内上报的话，网格员就会受到惩罚；若未能监控好异议人士、人权人士或法轮功学员等所谓敏感人员，网格员还会被加倍惩罚。若网格员举报法轮功学员或上访线索，每拘留1人可获奖励1000元人民币。
大纪元获得的内部文件，以及网络上的公开信息都证明了，网格化管理不是为民众提供服务，而是为党监视、控制中国人。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4/1/n11993844.ht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