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这一年，经济全球化可能面临的各种潜在风险陆续浮出水面。 从中国的疫情蔓延全世界，中共点燃中美冷战，到“蝴蝶效应”般的全球芯片危机，再到全球集装箱短缺造成海运费用暴涨，苏伊士运河意外堵塞，以及抵制新疆棉花导致中国的纺织服装业陷入出口困境，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以中国的“世界工厂”为重心的经济全球化1.0版不再是各国的唯一选择，全球供应链重置势在必然。

一、经济全球化的潜在风险

经济全球化一直以来都被看作是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很少有跨国公司和经济专家曾经仔细想过，经济全球化的种种好处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世界必须处于和平环境；如果像中美冷战这种半个地球都受到重大冲击的历史事件发生了，经济全球化的大麻烦就来了。另一方面，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和经济专家们也没认真思考过，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也不是无条件的，必须在全球范围内不发生大的意外事件；否则，经济全球化就会陷入混乱。

幸运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直到去年初，亚洲、欧洲、美洲都基本上是和平环境，也没遇到重大的意外事件，所以商家们基本上忘掉了经济全球化的潜在风险。然而，自从去年上半年中共通过三个军事威胁行动（海军舰队到中途岛对美国进行威胁型演习、强占南海的国际水域建立其海军基地群、建立对美国本土全境实行精准核打击的洲际导弹导航系统），点燃了中美冷战，以往三十年里经济全球化所依赖的和平环境开始变得越来越脆弱。尽管很多西方媒体拒绝接受这一现实，拜登也始终不肯承认中共已成为美国的战略敌人，但中美冷战的现实已经逼着美国军方开始全方位对中共备战，中共则不断展现其军事威胁姿态，硝烟味时时可闻。

中美冷战其实不算是意外事件，因为它在中共心目中是必然要发生的。中共的“崛起”野心一向以破坏国际法规和秩序为目标，以威胁美国而称霸世界为宗旨。经过其多年的扩军备战，这场冷战最终如其所谋而点燃了。世界各国媒体和专家们之所以看不到中美冷战发生的必然性，不是因为一叶障目，就是源自闭目塞听。

而在这样的国际气氛中，去年以来经济全球化还遭到了一连串意外事件的冲击，而跨国公司们毫无准备，于是各种因意外事件而造成的经济瘫痪和供应链危机接连出现。从疫情造成全球经济部分瘫痪，到全球集装箱循环陷入混乱，再到全球性芯片危机和最近的苏伊士运河堵塞亚欧运输大动脉，在显示出经济全球化的企业布局仓促被动应变的窘境。

二、“蝴蝶效应”和全球芯片危机

上述几个意外事件当中，全球芯片危机可以说是“蝴蝶效应”的典型案例。

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是指，在一个动态系统中，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将产生整个系统长期且巨大的连锁反应，物理学上这属于一种混沌现象。最初注意到这一点的是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1961年他用数学模型模拟大气中的空气流动，在计算过程中发现，计算精准度取小数点后3位与小数点后6位，最后得出的空气流动规律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数学上一个似乎很不引人注意的初始条件的微小改变，最后在复杂的连锁过程中会导致无法想像的巨大改变。后来他在文章中描述这种现象时用了一个比喻，“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1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就是蝴蝶效应这个名词的由来。

芯片供应链是经济全球化的典型产物，把无数沙子加工成芯片，中间要经过2千多道复杂的工艺，全球没有一个国家能独立自主地完成所有步骤。据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SIA）最新的分析，设计尖端芯片的知识产权和软件由美国独占鳌头，制造芯片的关键特殊气体来自欧洲，一些必须的化学制品产自日本，而最先进的芯片制造全部在亚洲，其中92%在台湾。过去一年来，芯片产业发生了一系列互不相干的意外事件，每个事件不是局部事故，就是决策错误或因仓促应对而造成混乱，但它们叠加在一起，便在芯片产业链当中造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和整个产业链共振，接着就发生了全球性芯片短缺危机。

首先，去年春天全球疫情暴发后各国汽车行业大幅度减产，厂商为了节省成本，取消了大量车用芯片的订单；其次，中共点燃中美冷战后，美国开始制裁中共的高科技企业，中国的这些企业赶紧在制裁生效前大量抢购各种芯片，占用了芯片企业的产能，待汽车厂商开始恢复生产、向芯片企业下订单时，芯片企业的产能已经占满，车用芯片一时间无法满足需求；第三，去年底传出，所有芯片企业都需要用的日本味之素公司的堆积膜供应紧张，据说是各国中餐馆减少营业而降低味精订单，于是味精生产减少，其副产品不足，竟然影响到芯片企业的增产能力；第四，今年2月4日台湾桃园的欣兴电子公司厂房失火，它供应全球多家芯片大厂的芯片载板产量减少；第五，今年2月13日日本福岛近海发生7.3级地震，全球车载芯片市场排名第三的日本瑞萨电子公司在日本东北海岸茨城县的一家主力工厂受地震影响一度停电，生产线暂停；第六，2月中旬寒流袭击美国德克萨斯州，发生大范围断电，当地几家车用芯片厂被迫停产；第七，3月19日车用芯片厂商日本瑞萨电子公司的一家工厂失火，工厂停产。

上面列举的7个相关原因中，只有1个属于决策错误，就是各汽车厂商削减订单；另外1个属于政府决策的结果；剩下5个因素当中，2个是天灾，即日本地震和美国寒流，2个是日本和台湾企业失火，还有1个是无妄之灾。这些因素彼此没有关联，也发生在不同国家，却共同导致了芯片危机。虽然在整个半导体领域里，车用芯片仅占半导体市场不到10%，每年约四百亿美元的购买量，但芯片危机已经冲击到各国经济。现在芯片短缺危机已经从车用芯片短缺导致多国汽车厂停产，蔓延到手机芯片短缺影响手机产量减少，再进一步影响到中国制造的各种家用电器因芯片短缺或涨价而价格暴升。半导体产业链以及各行各业的芯片用户从来没遇到过这么严重的困境。

三、集装箱短缺造成全球物价上涨

大家都知道，疫情造成了世界各国经济的停顿。但疫情会引发全球物流梗阻，集装箱短缺，世界各国的大公司全都没想到，更未采取预防措施。自从疫情暴发后，由于世界各国的疫情封锁措施，全球货物运输急剧减少，各国船运公司纷纷暂停航线，并大量拆解闲置的集装箱货船。全球12大集装箱运输公司中11家削减运力、减少船队数量；还有不少中小型船运公司因承受不住长期停航造成的经济压力而倒闭。

疫情期间世界各地的港口不能正常运转，再加上运输停滞、船舶停航，阻止了全球集装箱的流转，造成集装箱在中国的港口大量堆积；中国的疫情缓解后，大批集装箱运往欧美各国，却无法及时装货返回亚洲，于是大量的空集装箱又在美国、欧洲和澳洲等地积压，结果造成了中国出现集装箱短缺，全球货运流部分中断。去年11月美国的消费旺季时中国面临集装箱“一箱难求”，而且集装箱的海运费用急剧上升。去年3月初从中国运到美国的每只集装箱运费是1,361美元，而到了9月，上海出口到美东、美西每只集装箱的运价是4,622美元和3,848美元，上涨了差不多两倍半。

更大的问题是，海运安全风险因而发生。为了满足客户需要，海运公司尽量满载出航，结果集装箱堆得过高。据彭博社报导，里德海运海洋海事管理咨询公司指出，北太平洋的冬天本来就有极端天气和汹涌海浪，这时大型集装箱船最好减速航行，以克服船身颠簸和恶劣天气带来的危险。但由于运费暴涨，客户紧催，海运公司就不顾危险地以最快速度航行，希望尽快到达目的港，结果便频频发生事故。

《华尔街日报》报导，去年11月30日1艘从深圳盐田港驶往加州长滩的集装箱轮在夏威夷西北约1,600海里处遇到强风暴，船上集装箱倒塌落水，约1,816个货柜落海；去年12月31日长荣海运公司的1艘集装箱船在日本海域丢失了40个货柜；今年1月16日1艘从厦门前往洛杉矶的集装箱轮有750个货柜落海；同月还有1艘从韩国开往北美的货轮上有76个货柜落海。据世界航运理事会（World Shipping Council）去年7月的一份报告，2008年至2019年十来年间，全球平均每年有1,382个集装箱落海；而从去年11月到今年1月这短短3个月里，仅太平洋航线至少就有近2,700个集装箱落海。

集装箱短缺目前仍没恢复正常，海运费用暴涨已经造成美洲和欧洲的物价上涨，推动了全球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势必影响欧美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去年下半年以来海运不顺畅的后果，至今还未完全显示出来。但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问题。

四、全球物流梗阻的风险

最近苏伊士运河堵塞事件吸引了各国的目光。其实，像苏伊士运河这样的海上运输“最重要的咽喉点”，地球上还有另外三处，即巴拿马运河、马六甲海峡和卡住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早已拓宽，但苏伊士运河中还是发生了这样重大的事故，而去年冬季巴拿马运河也发生过大量船舶滞留；马六甲海峡因气象及地理问题，很难操纵船舶；霍尔木兹海峡很窄，而且油轮必须直角转弯，也是险要之地，如果油轮在这里遭到伊朗的导弹或水雷攻击，石油出口的“海上咽喉”就会被堵塞。

随着经济全球化形成了全球制造业的加工中心（特别是“世界工厂”中国），与主要市场横跨半个地球，中间全靠海运来承担原材料、燃料和制成品的运输，于是集装箱货轮越来越多，也越造越大。20年前能装7千个集装箱的船就被称为“巨无霸”了，而现在的大型集装箱货轮载重量是过去的3倍；2018年全球港口使用的集装箱大约是8亿个，2000年便达到近30亿个，其中八分之一用在亚洲各国。除了集装箱轮，还有专门运铁矿石和煤炭的散货船、液化天然气船等，也都变成了巨无霸大轮。

这次造成事故的“长赐号”就是一艘超级集装箱轮，22万吨级，载重量达20万吨，全长400米，宽60米，是世界上最长的船之一。它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也是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利器；没想到，这个经济全球化的利器突然变成了经济全球化的杀器。因为它太大，一旦失控就堵住了苏伊士运河；又因为它载重太多，一旦在岸边卡住，既无法卸下1.8万个货柜，又不能指望拖轮拖得动。当时最悲观的估计是，如果船被卡住，而船上沉重的集装箱压得船体结构破裂，则船会断成两截，船上的集装箱滚进苏伊士运河，不知道要花多少人力物力，才能把破裂的船和大量货柜打捞出来运走。

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运输集团马士基（Maersk）表示，“长赐号”受困苏伊士运河，对全球航运业造成的连锁影响可能要数周或数月才能化解。这起事故不仅造成了这么大的混乱，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每天经过苏伊士运河的商船载运约100万桶原油和全球8%的液态天然气，以及占全球贸易至少12%的商品，主要包括服装、家具、工业生产零部件。世界保险业巨头德国安联保险集团（Allianz）估计，这次运河堵塞对全球贸易造成的损失大约是60亿至100亿美元，全球经济增长率减少0.2到0.4个百分点；而贸易信用保险公司Euler Hermes的宏观经济研究负责人Ana Boata认为，巨轮堵住苏伊士运河，每天可能产生100亿美元的全球贸易损失。

大量海运是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条件，但经济全球化如此依赖全球海运，一旦海上运输在关键节点上遇到梗阻，经济全球化就会造成多国经济的部分瘫痪。这同时还意味着一种更为危险的情况，在经济全球化过度依赖海运的情况下，冷战中的某一方有可能卡住海运的咽喉要点，这种非军事手段对欧洲和亚洲都会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经济风险。

五、意外事件不可轻忽

从芯片危机到海运困境，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和平时期各种意外事件都可能导致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产业链中断或减产；谁都无法事先预见意外事件的发生，更无法预防。

芯片危机的教训是，重要产品的生产厂商过于集中，造成全球单一产品产业链的加工点单一化，一旦几个关键厂商遇到无法避免的意外事件，全球经济就会遭到突然的打击。另一个教训是，产业链上重要零部件的用户厂商如果过分追求降低库存、节约成本，那么，供应链因意外事件中断或供应减少，这些厂商受到损失，其实是咎由自取，谁让它们缺少风险意识。而海运风险更是明白无误地表明，经济全球化的动脉其实十分脆弱，平时尚且如此，万一发生战争，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现在美国一方面欢迎台积电未来3年在亚利桑那州投资1千亿美金，扩大芯片制造能力；另一方面，又准备加强本国企业的芯片制造和研究。台积电在美国建厂制造2纳米等尖端产品，实际上属于半导体供应链的最先进部分全球重新布局的一个环节。过去几年来，半导体供应链的晶片制造越来越集中在台湾，而中共则利用两岸经济交往密切这种环境，从台积电挖人，为中共的晶片技术赶超奠定基础。如果半导体供应链的最先进部分一直保存在亚洲，而中共对周边国家的压力越来越大，那么，未来全球的高科技和经济命脉就更容易被中共拿到手里，成为它称霸的本钱。

现在台积电的全球多元布局，代表着一种新的产业链发展趋势，那就是，经济全球化必须纳入到中美冷战的框架中，民主国家的供应链布局必须具有安全考量，不能让涉及国家安全的重点技术和产品布局到事实上的敌对国家——中国那里去。这是中美冷战进入第二年以来可以看得到的一个认知上的突破。

川普（特朗普）总统的国务卿蓬佩奥去年讲过，美中冷战不是美苏冷战的2.0版，因为美中冷战比美苏冷战难处理。蓬佩奥没有讲的是，由于经济全球化1.0版变成了中国依赖版，如果不改变这个经济全球化1.0版，就无法让美国在美中冷战当中取得像美苏冷战那样的优势。重新布局全球产业链，这个过程只能是渐进的。万事开头难，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第一步，那就是台积电所代表的半导体供应链的经济全球化2.0版的布局。

日本的企业同样也对中国供应链高度依赖，而日本企业界正准备进入经济全球化2.0版的布局。最近日本经济新闻做了一次“百名社长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国内拥有工厂的企业中，有八成已着手调整供应链。其中日本富士通公司的社长时田隆仁表示，“虽然无法将世界上发生的所有风险降为零，但需要未雨绸缪，以提高遇到状况时的‘恢复能力’。”他的话很典型地代表着日本企业家在经济全球化1.0版显示出风险后的冷静思考。

大纪元首发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4/9/n1286805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