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21年，中共加速左转，“国进民退”几乎无人否认了，已经成了赤裸裸的现实，这在如下三个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一，新闻业非公有资本“六不得”

10月12日，媒体报导匿迹多日的马云现身香港，并称蚂蚁集团已卖出持有财新传媒全部股份，“彻底退出投资”。似乎，马云过去几年建立的“媒体帝国”正在解散。这背后，除了政治角力因素，也反映了中共为确保“一言堂”，借口“防止出现非公有资本因牟利目的而干预主流舆论”，一再升级新闻管控。

例如，10月8日，中共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非公有资本“六不得”：

——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

——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包括但不限于通讯社、报刊出版单位、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广播电视站以及网络新闻资讯采编发布服务机构等；

——不得经营新闻机构的版面、频率、频道、栏目、公众账号等；

——不得从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重大社会、文化、科技、卫生、教育、体育以及其它关系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等活动、事件的实况直播业务；

——不得引进境外主体发布的新闻；

——不得举办新闻舆论领域论坛峰会和评奖评选活动。

虽然官方专家声称这是“一直以来执行的政策，这次是重申”；但是梳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2019年版、2020年版，可以发现中共的逐步升级。2018年禁止准入事项第4项的措施描述：非公有资本不得介入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业务；2019年在此基础上，增加“任何组织不得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和外资经营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2020年与2019年相同；2021年则大升级，例如从“非公有资本不得介入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业务”，扩充到“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

进一步前溯，发现习当局是在逆转上一任党魁的新闻产业路线。胡温在任期间，对新闻产业控制有所松动。2010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下发《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通过引导和规范非公有资本有序进入新闻出版产业、鼓励上市融资、资本重构等措施，继续推动中国新闻出版产业的发展。

这次“六不得”，对新闻产业大幅度收紧，这就不仅仅是“党媒姓党”的问题了，而是在朝“党媒之外无媒体”的目标飞奔了。

第二，义务教育“民转公”

7月，在中国“民办教育第一市”的河南周口市，知名的河南省淮阳第一高级中学（完全民办），其校长递交申请，将学校整体捐献给政府（“民转公”的形式之一）。以此代价，该校乃能招收1800名新生。与此同时，河南多地、江苏、山西等多个省份都有经营比较成功的中小学“民转公”。

义务教育“民转公”的背景是什么呢？《民办教育促进法》2018年第三次修订，但其《实施条例》“姗姗来迟”，今年5月14日才对外发布，自9月1日起施行。与其说是“促进”，不如说是“促退”。例如，《实施条例》不仅新增民办学校的外资准入限制，还禁止“公办名校办民校”、“公参民”（包括公办学校单独举办、公办学校与地方政府及相关机构合作举办、公办学校与社会力量合作举办等），并以反对“过度资本化”之名“设禁区”“亮红灯”。

8月，中共又发布《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具体要求“公参民”学校转为公办或停办，原则上今后不再审批新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力争用2年时间将民办小学初中在校人数占义务教育的比重调减至5%以内。

这是政策大转折。之前，中共政府长期教育投入低（1997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仅为2.44%，而发展中国家1980年代中期的水平已是4%），就盯上了民间的钱包。1994年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鼓励社会力量按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多渠道、多形式办学，并且允许开展“民办公助”“公办民助”等办学形式。1997年、2002年分别出台《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民办教育促进法》，称对民办教育“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民办教育开始高速发展。1997年，民办小学在校生数仅占0.37%，民办初中在校生数仅占0.77%；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占比2005已达4.46%（761.36万），2020年再提高至10.80%（1684.99万）。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8.67万所，占比34.76%。

现在中共立场陡转，禁止“公参民”、迫使“民转公”，强制将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占比减一半（约800万学生），不仅冲击教育现状，而且对社会、经济、地方财政等也有重大影响。

第三，房地产形势剧变 助推“国进民退”

10月13日，北京第二批次集中供地拍卖，有陆媒记者现场目击，仅有2家民营房企参与现场举牌，而最终买家多为央企、国企。

9月15日，成都第二轮集中土拍第一日，共卖地19宗，拿地开发商多为本地国企以及央企，比如成都市金牛国投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成都城投置地、成都轨交，以及中铁建、首开、华发、大悦城等，民企里只看到龙湖、复地的身影。

这种情形，也在沈阳、武汉等等城市一再出现。有陆媒评论说：“央企角力，民企吃瓜”。而这，正是习当局2020年以来强力的房地产政策，所追求的结果之一。

中国房地产二十余年的迅猛、扭曲的发展，不仅被中共当局认为是“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灰犀牛”（今年3月2日中共银保监委主席郭树清语），而且民营企业“已居于很难撼动的支配地位”（大陆一知名财经作家2018年就此举例说，在房地产市场上，2017年，有三家公司的营业收入超过5000亿元，另有13家的收入过千亿，其中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它们对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居民消费产生了巨大影响）。

2020年以来，习当局对房地产猛然发力，先后推出“三条红线”新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土地集中供应制等等，促使恒大爆雷，房地产行业形势剧变——在泡沫中狂欢的日子结束了，转入到潮水退去的求生状态。例如，2020年百强房企销售总额超15万亿元，但再创新高的销售额却未能提振股市信心，Wind数据显示当年房地产指数下跌达8.64%，50家上市房企市值缩水超8000亿。又如，2021年，传统的房市“金九银十”破功，9月房屋销售20年最残。

但是，房地产形势剧变，央企、国企却利用中共为其提供的种种优势，逆势而上，活跃拿地，收编民企，欲重建其在行业里的优势地位。事实上，近些年来，各地出现的“地王”板块，很多都落入国企、央企之手；2021年，更显突出。

不过，房地产形势剧变，有中共政策因素，更有中国经济基本面因素，是中国经济持续恶化的一种表现，“国进民退”并不是房地产的出路，如果执意追求“国进”，国企、央企也会更快裸泳了，毕竟中共用于扶持的资源是有限的。

结语

2021年是中共建党百年，但是拚命涂抹的一点百年党庆色彩，都被内斗、经济复苏乏力、拉闸限电、国际反共潮等等冲刷得差不多了。中共就像掉进了沼泽里，不断挣扎着，“国进民退”搞得越欢，就会陷得更深。

(大紀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1/10/19/n1331464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