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统一的教科书到凋零的人文社科图书

中国很多学校的墙面上，都会贴着前苏联作家高尔基（Maxim Gorky）的名言：“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在这个“世界第一出版大国”里，党规定着“阶梯”只可以通往哪个方向。

欧威尔（George Orwell）名作《1984》中，主人公温斯顿供职的真理部，从事着在字典里删除特定词语，反复修改历史以使之符合现实政治需要的工作。这样的故事眼下正在中国真实发生。无论统一中小学生的教材，垄断意识形态和经典论述，还是限制人文社科书籍出版，避免各种噪音鱼龙混杂，“铁幕”前发生的这一切，都在“老大哥”习近平登台后，变本加厉进行着。

我和妈妈用积木搭了一个摩天轮
我们用旋转摩天轮的方法
测量每一个面的重量
重的会落在下面

轻的会留在上面
转的时候
摩天轮突然停了下来

然后又转回去
我知道
它停下来的时候
一定是在思考
到底哪个面比较重

在上海一所小学念三年级的豆豆（化名），在作业里写下了这样一首颇有灵气的诗。他的“80后”妈妈杜云（化名）看了儿子的作品，也是喜出望外，分享给了好几个密友，并得到了不少称赞。

但杜云也清楚地记得，自己上一次向朋友们分享与儿子有关的文字内容时，心情却是充满了愤怒。那是豆豆小一下学期的事情，他正在读语文课本里一篇名叫〈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课文。

小学课本里的个人崇拜与血腥

〈吃水不忘挖井人〉

瑞金城外有个村子叫沙洲坝，毛主席在江西领导革命的时候，在那里住过。

村子里没有水井，乡亲们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毛主席就带领战士和乡亲们挖了一口井。

解放以后，乡亲们在井旁边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正文后注释说：本文根据〈我们伟大的祖国〉改写，原文刊载于1951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

类似的愤怒，她之后还要经历很多次。随着儿子长大，这些类似于台湾学生当年在国文课本上看到“先总统蒋公小的时候看鱼逆流而上”的故事，不断地在中国中小学生的语文教科书中出现，像是二年级上的〈朱德的扁担〉、四年级上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四年级下的〈黄继光〉、六年级上的〈开国大典〉、〈狼牙山五壮士〉等。这些课文的共同点在于，以中共的领导人或官方定义的“英雄人物”为主角，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个人崇拜的暗示，不但内容的真实性无法考证，而且常与战争相关，内容残酷血腥。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课文都如〈吃水不忘挖井人〉这样，赤裸裸地对小学生进行“党化教育”。大部分课文尚属适合孩子阅读，但在节选和删改之中，也有眉角。在出版社担任编辑的沙晶（化名），有次看到女儿的三年级语文课本中有一组名为〈昆虫备忘录〉的课文，并注明“本文作者汪曾祺，选作课文时有改动”。已故作家汪曾祺文笔细腻动人，其作品近年在中国颇受推崇。出于好奇，沙晶翻阅了原文，想看看“改动”在哪里，竟然发现其中第二篇介绍瓢虫的〈花大姐〉中，作者原本写着：

⋯⋯瓢虫是做得最精致的昆虫。
“做”的？谁做的？
上帝。
上帝？

因为出现了“上帝”二字，由此以降的一大段，在选入教材时，都被删除了。

中共党章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因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特性，在党国体制之下，不可能容许“上帝”被写进教科书。“对比一下竟然发现了这样的玄机，”沙晶说，“不过也因为这件事，让我有机会提醒孩子：光看教材是不够的，看书一定要看原文。”

“有时候，我忍不住会对豆豆说，不要迷信教科书，不要迷信老师。但又会担心他童言无忌，在学校公然讲这些话。也想过要不要教他区分场合，有些话只能在家说，不能在学校或者别的地方说，但这又是在教他两面三刀，对孩子也是一种伤害，”拥有中国某名校文学硕士学位的杜云说，作为“对抗”，自己只能鼓励儿子多阅读课外书籍，抱持好奇心和质疑精神，才能写出“摩天轮”这样有童趣的文字。

“难以想像，21世纪都已经20几年了，中国在很多方面看起来已经非常进步了，我们的孩子却在念着1951年党报《人民日报》上的文章──30年前，我们小时候都不会去读的老掉牙的课文。”

全中国统一教授部编教材，文史政意识形态高度集中

其实，至少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就持续有调整语文教材内容、避免其沦为“政治课本”的声音，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公共讨论。因为这些呼吁，也推动了教材内容一定程度的改善，与国家领导人和“英雄人物”有关的课文逐步减少。“去政治化”的同时，语文教材也加强了文学性，增加适合学生阅读与提升中文能力的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

但这个在1990年末与2000年初的趋势，在进入“十三五”后，发生了极大的反转。2019年5月14日，中国教育部正式发出通知，要求从当年9月起，九年义务教育中的语文、历史、思想与法治（即政治）等课程，必须全国统一使用所谓“部编教材”。普通高中的三科统编教材已于2019年正式投入使用，目前覆盖20个省区市，2022年预计将实现所有省分“全覆盖”。

于方（化名）是一家省级“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说到这套自己和学生们使用了两年的部编教材，她脱口而出：“最大的特点就是意识形态高度集中，几乎每学期的第一课都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文章，包括〈沁园春・长沙〉等，有一种文革时期读‘老三篇’和‘红宝书’的感觉。”

此前的几十年时间里，编写、选择教科书的权力至少下放到省，各省所用的教材均不尽相同，比如北京等地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版（人教版）”，江苏用“江苏教育出版社版（苏教版）”，上海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华师大版）”等。有些省分还有多套不同的教材，只要能够对接高考，学校甚至有自行决定使用何种教材的权力。现在这套全国统一后的语文教材，虽然仍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但于方将之称为“更变态的人教版”，对比编者名单，也和以前的“人教版”有所不同。

“相比意识形态，我觉得语文课文最重要的是文学性、思想性，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文章有些写得也很好，未必不可以作为课文。至于意识形态任何文章都难免会有，哪怕你读韩愈的文章，也可以说有某种意识形态。但选择语文课本的标准仅仅是‘政治正确’的结果是，大部分课文文学性不佳，逻辑性不强，缺乏思想深度，也不能帮同学拓展视野。”于方供职的学校，入校的标准约为所在地区中考前1%的学生，为了课程内容适合整体水平较高的学生，老师必须在课堂上增加补充阅读的内容，“但即便是普通学校的高中生，也不应该念这种扫盲班程度的课文吧。”

“所以拿到这套教材之后，很多语文老师的第一反应是‘骂’，然后想到的是到底该怎么教？”于方上中学的年代，在她所供职的学校里，语文课本选了李瑞环等国家领导人的文章，老师通常会觉得没有什么可讲的，就直接跳过了，“但相比现在的教材课本那些作为政治人物的作者，李瑞环已经绝对算是开明派了，大概文笔也比他们好很多。”

同时也是文学博士候选人的于方表示：“以前这样的情况也有，但比较少。比如语文课本中选入了一篇课文〈春天的故事〉，是一首邓小平和改革开放的歌曲，歌词为‘1979年，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一般老师会让学生把整篇文章读一遍，这一篇课文就算上过了。遭遇更多质量不尽人意的课文之后，很多老师只能把这样的办法发扬光大。”她解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被别人诟病：“这个老师上课怎么都不讲政治？”

唯一让这些一线语文教师感到庆幸的是，“至少考试的时候，并不会考这些乱七八糟的课文──因为那些出考题的人，也不知道这样的课文里面有什么知识点可以考察。”

但相比于语文，与实际形势关系更紧密的历史、政治教材就没有这样“幸运”了。2017年12月审定、2018年2月第一次印刷的部编历史教材八年级下册，将原教材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章，改成了〈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于方说，如果在历史高考中出现了相关的题目，学生的回答必须是“十年艰辛探索”，若写“文化大革命”或者“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其结果注定只会被打上一个红色的大叉。

教科书外的世界：限缩图书总量、加强出版审查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每年出版的新书保持在20万种以上，稳居“世界第一出版大国”。面对浩如烟海的新书，中共当局当然也无能力逐一审查。事实上，早在1949年11月，《出版总署最近情况报告》中即指出：

“对于改进书刊素质并防止反动宣传问题：拟不采取事前检查制度，而采取事后审查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书籍内容的出版管理基本是“事后审查”。但教科书是一个特例，因为承担着形塑青少年“三观”的重任，每一册都会特别受到审查。

2019年3月，中国开始实施“图书质量审查”。“这两三年来，这种质量审查的范围加大了，除了教材之外，社科类图书也成了重点关注的对象，会以大约10%的比例被抽取，进行质量审查，”在一家国营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的胡晓（化名）透露，审查非常严格，之前自己所在出版社的项目中，甚至遇到过索引页码标注错误，被挑出来的情况。按照中国原新闻出版总署2004年发布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差错率高于万分之一，即为不合格。

因为有了这样的经验，也让胡晓不得不进行一些技术性处理，比如她近期处理关于空间的文化研究、社会分析的书籍，以往的惯例是申请社科类书号，现在她要求部属申报时全部改成科技类，以躲过极其费时费力的审查。“麻烦还只是一方面，如果审查被判定为不合格，真的会缩减下一年给我们的书号总量。”

去年6月，一篇名为〈再出重拳，严控出版品质，出书更难了！〉的网络文章流传甚广，上头写着：

“2020年，有关部门再度出手，严控出版品质⋯⋯如果被新闻总署抽查到不合格的图书，该出版社的书号供应量会递减15～30%。”

胡晓表示，上述说法基本属实。事实上，中国政府对于出版进行控制的手段，除了加强审查之外，就是开始限缩总量。从2017年开始，中国全年出版的新版图书品种与印数，首次双双下降。之后几年，新书缩减情况一直持续。

这背后除了纸品价格上涨、部分印刷厂关停等影响，最主要的还是政策。2019年即有相关文章指出：

“从2017年起，国家对出版选题、出版品质等控制得特别严格，是20年来最严格的。内容敏感、问题复杂，尤其是属于国家重大题材的书稿，审稿周期长，出版难度大。”

曾长期在国营出版社工作，现在一家民营图书出版公司担任主管的杨蓦（化名）透露：“比如一家有一定规模的出版社，原来每年的‘额度’是200个书号，如果用完了还是可以再去申请。但现在规定变了，可能就只给你150个书号，用完了就没有了。这两年就开始出现这样的情况，10月左右出版社把书号用完了，还没出的书只能等第二年再去申请书号。”

不能使用的“极限词汇”，和“虚无”的问题书籍

“最近又有新的招数来折腾我们，”长期担任人文类书籍编辑的秦翰（化名）指出，2021年官方又以严格执行《广告法》为名，严查书籍封面和内容中“极限词”的使用，“不但‘第一’、‘首个’、‘世界级’等不能随便使用，对于国家领导人、地图、民族宗教问题等，也都要求得更加严格。以往这方面的要求主要用在报纸的管理上，现在把对书籍的要求提升到了和媒体差不多的程度。”

“这其中也透露出很多信息，比如对港澳台、新疆、西藏、内蒙古相关的，都查得很严格，说明了政府关注的重点，”杨蓦感慨，“出版本来就已经不赚钱了，我真的觉得这样管下去，整个行业要完蛋了。”

与严控图书出版一体两面的，是愈来愈频繁地查禁“问题书籍”。

在中国统称为“禁书”的官方行为，其实包括了一系列程度相差极大的措施：最轻微的甚至并不下架，只是禁止再版；再严重一些的，可以禁止其在实体店和主要网络平台（包括京东、当当、中国图书网等）销售，但在淘宝和中国最主要的二手书网络交易平台──孔夫子网等地方，依然可以买到，只是价格已经涨到了数倍于定价的程度。最严重的，则不仅实体书店禁售，而且网络上几乎完全找不到该书讯息，仿佛不曾存在过；主管部门还会要求出版社将未售出的书籍从各通路全数召回、集中销毁。最最严重的情况下，出版了该“问题书籍”的出版社，会受到处罚，责任编辑和主管都可能被“处理”。

进入21世纪，中国最著名的禁书事件发生在2007年，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一次会议上宣布，禁止发行章诒和《伶人往事》、胡发云《如焉@sars.come》等8本内容“越线”的书籍。此事被曝出后，曾引起了不小风波。被推上风口浪尖的邬书林连连否认“禁书”之事，主管部门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低调行事。

如今看来，当时措施算是相当“温柔”。很长一段时间，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仍能在书店甚至书展购买，网上价格也是平价，读书网站上的条目都完好无损。之后较长的时间里，出版在相对自由的状态下进行，不时有“尺度”较大作品出现，因为并未被事后追责，出版社的胆子也渐渐大了。直到2016年出现又一次转捩点。

当年5月，广西检察院在其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以涉嫌受贿罪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原董事长何林夏（正处级）决定逮捕，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2年多后，何林夏被判刑10年。

此前数年，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了不少品质甚佳的书籍，社长何林夏、总编辑刘瑞琳让该出版社成为一个响亮的品牌。当时在该出版社任职的查勤（化名）透露，“出事”时间其实早在2015年11月，“因为出了两本书，一本是纪录片导演张赞波的《大路》，讲动迁造高速公路的事情，其中还涉及到了已经倒台的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另一本是《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作者高华的遗着《历史学的境界》。高华是‘名单’上的人，他的书是不可以出版的。”

“发生了这件事之后，广西师大的书都被严查。”刘瑞琳被撤职，何林夏被抓，这家风光一时的出版社也渐渐暗淡了下去。

同样是在2016年，大批与苏联、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相关的书籍被禁。一份网络名单显示，这一批疑似被禁的共20多本书，包括多本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台湾译为索忍尼辛）传记、古拉格群岛（指苏联时期的“劳改营”）相关书籍、曼德施塔姆夫人的两本回忆录，甚至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台湾译为亚历塞维奇）的一些作品，也因传言被禁，售价一度涨到人民币三位数。其背景或可追溯到2013年，刚刚上台不久的习近平强调，必须深刻记取前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并唏嘘苏共“亡党亡国”时，偌大一个党“竟无一人是男儿”。

一位出版社编辑透露：“其中有几本是我们社出的，当时的要求不仅是下架，而且所有书都要回收、销毁。那两本书网上的售价已经炒得很高了，有朋友托我买，我本来也觉得没什么问题，就答应了。结果竟然连员工都不许卖，只能全部捣成纸浆。”

更令人震惊的是，曾接连有网友在中国最权威的读书网站豆瓣发文称，自己因在网上买了《古拉格之恋》等书，招致员警上门，要求交出书籍，书的卖家更传被立案侦查。

随着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临近，习近平和中共再次高调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称：“一些人把历史当作‘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的夸大党史上的失误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诋毁党的领袖⋯⋯”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渊源至少可以上溯到2013年，中共内部传达的言论管控政策“七不讲”，其中之一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

所有和中共官方口径的“四史”不同的历史研究、文学作品，都可能被扣上“虚无”的大帽子，而遭到封杀。疫情中被“小粉红”指责为“阴阳怪气”的武汉作家方方，根据“土地改革运动”真实故事创作的小说《软埋》，曾于201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但如今，这本书的简体版在网络上根本搜寻不到。今年5月，豆瓣网站上不但删除了持解构“中华民族”观点的历史作者刘仲敬的全部作品，搜索他的名字甚至会出现一行字：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美国人文书书号难申请，引进台港作者要审“错误言论”、“查三代”严苛管制之下，中国本土作者的创作也受到了影响，新书之中的佳作，大多来自境外作者。以豆瓣每年发布的读书榜单来看，2019年的十大“高分图书”中，作者为中国籍的只有2本，2020年则仅1本。更显讽刺的是，2018年，该网站评出的最佳中国文学作品出自两位台湾作家──龙应台的《天长地久》（非小说类）和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小说类）。

但对出版社来说，引进版权也存在着不小的风险。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两国在各领域针锋相对，2019年年中，一些出版社陆续接到上级的最新指示：美国籍作者的书要延迟出版。按近年新闻出版系统惯例，新规口头传达，没有白纸黑字。

由此引发业内一系列效应，像有些编辑以往主做美国书的版权引进，一时全无业绩，只能另辟战场。也有人引进的多本美版书迟迟无法出版，受到外方压力，却也无可奈何。

主要负责引进版书籍的杨蓦透露，自己所在的出版公司，美版图书的引进已经几乎完全停滞，“也不是所有美国作者的书都出不了，科技方面的有一些还可以出，但我们主要做人文社科类的书籍，基本都出不了。”

以往，中国也对个别海外引进版权的书采取过“特殊措施”，如被主管部门认为内容敏感，出版社就用少印刷、不宣传等做法处理，对国外出版社有交代，避免对方感觉到背后的“政治操作”。

杨蓦的同事沙晶一直关注港台作者，以前也常向那里的朋友打听新书动向，希望找到好题材，引进到中国市场。不过现在，即便港台友人提供资讯，她也只无奈回复：“暂时不引进了，实在太麻烦了。现在要出书，如果作者是台湾人、香港人，简直是‘查三代’，光额外的表格就要填很多张，但就算填了也不见得就能批下来。”

杨蓦说，一些合作的出版社明确告诉他们，目前不接受港台作者的书。“可能主管部门订了一份‘名单’，包括作词人林夕之类的，凡是在反送中等事件中发表过‘错误言论’的人，无疑都在上面。”

沙晶则补充道：“而且港台作者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对什么议题，发表什么样的言论。即便之前是‘安全’的人，突然说了什么话，可能已经印出来的书就得全部下架了。”

业内人士认为，对美籍、港台作者的限制，彻底改变了以往的“事后审查”制度，尽管这样的事先审查，甚至并非内容审查，而是身分、国籍审查。但事实上，作为境外人士的作者们，只要还健在，不论国籍，其“不可控”风险都是存在的。COVID-19疫情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尤萨（Mario Vargas Llosa）将之称为“中国病毒（China virus）”，批评中国政府专制、封锁资讯，导致了疫情在全球蔓延，他的书随即也遭抵制和下架。

安全又赚钱的“红书”，也不是人人够格出

无论教科书、人文社科书籍，中国出版市场看似已哀鸿遍野。有没有哪个领域是“逆势”红火的呢？几乎所有受访的业内人士都会脱口而出：“红书”，或者“党建书籍”。

“光我们所属的省级出版集团，这样的‘红书’，今年至少印了50万册，”从编辑转行到书店工作的查勤透露，“党建类书籍销量榜前几位，基本都是‘大大’（指习近平）的书，销量肯定都是百万级别的。尤其党史学习‘四件套’，包括《中国共产党简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和署名习近平着的《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绝对是千万级别的，理论上要求党员人手一套，非党员的干部，一般单位也会发给他们。”据官方发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中共党员共计9191.4万人。

习近平2007年卸任浙江省委书记后不久出版的《之江新语》（“之江”是浙江的别称）一书，至今已再版了16、7次之多。那些有国企背景的书店里，通常会设置一个习近平著作和其他党建书籍的专柜，装饰得金碧辉煌。《之江新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二、三卷）》、《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之类的书籍，摆得满满当当。

但是，也有身在中国的“书虫”告诉《报导者》，在这些“伟光正”专柜前驻足的人并不多，民营书店里，大多不会摆设这样的专柜。查勤说，其实习近平著作等书籍的销售，主要还是通过企业等团体采购，至于分发之后，拿到的人有多少会看，恐也无人知晓。

而在以使用者评分为最大亮点的豆瓣上，这些书籍悉数被设置为“禁评”──无论评分，或是评论。

“卖了这么多书，该有多少版税收入啊？上亿人民币？”一位编辑自问自答，“可惜，那是机密，我们无法知道。”

杨蓦则分享了一个特别的故事，关于自己从国营出版社离职的原因。“和原来出版社的老板相处了多年，直到最后图穷匕见，逼着我编一本和习近平有关的书，才发现他原来是个党棍。这件事一度让我非常痛苦。但最后呢？人家告诉我们，我们出版社资格不够，不配出习近平的书。”

知道那个结果的时候，他想起了鲁迅的话：“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原文链接）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报道者

(看中国: http://kzg.io/gb4BI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