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共财政减收扩支，收支缺口达到6.27万亿元历史峰值。2021年，财政大为好转（中央地方双超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20万亿元，增长10.7%；而全年财政支出增速仅0.3%，创40年新低；超收、短支使得1.1万亿元“剩钱”可在2022年使用）。然而，2022年财政急转直下，远比2020年严峻，例如上半年广义财政支出大于收入5万亿元（2021年同期数字仅约7,181亿元，增长703%）。
财政收支缺口如此之大，直接原因是减收（包括减税）、增支。根据7月14日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上半年，（一）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5,221亿元，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10.2%（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3.3%）；其中全国税收收入85,564亿元，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14.8%（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0.9%）。（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28,88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9%。（三）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7,96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4%；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3,622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1.4%。（四）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54,8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5%。（一）、（三）合计广义财政收入为133,189亿元，（二）、（四）合计广义财政支出为183,713亿元，收支缺口50,524亿元。
上半年财政收支缺口急剧扩大，固然主要是突发性因素——俄乌战争、上海封城等等——所致，但也体现出更深层次的趋势性因素。因此，财政收支缺口扩大，不是暂时性的而至少是中期的。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21）》，预测“十四五”（2021─2025）财政收支：除2021年外，“十四五”期间财政收入增速继续放缓；但财政支出仍保持一定增长，平均财政支出增速将在7.5%以上。相比于2020年，在不考虑改革的情形下预测，除2021年外，缺口规模将呈扩大趋势，2025年预计达到约10.7万亿元。中共财政部部长刘昆去年亦曾撰文指出，今后一段时间，财政整体上面临减收增支压力，财政运行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
为什么会“减收”“增支”呢？这是中国经济社会所处的特定阶段所决定的。下面谈三点。
第一，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财政收入自然增长率大大受限
从2011年“破十”一直滑到2020年的2.2%（官方数据，且不论其真实性几何），2021年反弹到8.1%是例外，2022年前六个月又急落到2.5%（其中一季度经济4.8%，二季度0.4%），全面5.5%的目标已不可能达成。
众所周知，中共经济政策的核心是保经济增速，例如2010年“保8%”、2015年“保7%”，2019年“保6%”，为什么？表面说是保就业；但从人口统计数据来看，适龄劳动力人口增长率从2006年开始最高也仅有1.6%，从2013年开始更是由正转负，此说难通。有人一语道破：其实是为保财政。的确，经济增长，就有一个财政收入自然增长率。如果经济增长持续下滑，财政收入则大受影响。这就是中共当局明知今年经济形势不利（“三重冲击”）仍将增长率定在5.5%的原因所在。
2022年中国经济将相当艰难。那以后呢？根据“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中共期望2021年至2035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从中高速增长（5%以上）逐步过渡到中速增长（4%以上），GDP年均增速保持在4.8%左右。但这是很难做到的。澳大利亚智库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今年3月发布的《回顾中国的崛起》（Revising down the rise of China）研究报告指出：由于人口减少、资本密集型增长的限制以及生产率增长的逐渐减速，中国可能会经历长期的大幅增长放缓；即使政策继续取得广泛成功，基线预测表明，到2030年，年经济增长将放缓至3%左右，到2040年将放缓至2%，而从现在到2050年的总体平均增长率为2-3%。
如果中国经济从现在到2050年的总体平均增长率真的只有2-3%；另一方面，疫情远未有穷期，中共又向左转、政策僵化，沉重打击中国经济，这些都将严重压缩中共的财政收入增长空间。
第二，中国宏观税负畸形的高，为托底经济，当局不得不减税降费
2017年中国狭义宏观税负（税收/GDP）已达17.5%，虽然低于发达经济体，但明显高于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而中国广义宏观税负（一般政府收入/GDP）高达27.6%，已和大部分发达经济体相差无几，这表明中国各种非税费用负担压力明显偏高。根据纳税主体划分，2017年中国的企业部门纳税占比超过80%。相比之下，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企业税占比仅为34%、42%、50%和52%。此外，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7年中国企业纳税规模占利润总额的比重高达67%。
企业税负如此之高，怎有活力？经济形势日益不好，中共被迫减税降费。根据中共财税部门数据，“十三五”时期（2016─2020）新增减税降费规模高达7.6万亿元。2021年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约1.1万亿元。2022年官方宣称，预计全年退税减税约2.5万亿元，其中留抵退税约1.5万亿元，退税资金全部直达企业。目前，中国狭义宏观税负降至15.1%，但广义宏观税负仍须下降（这也是最难的，现行18个税种中只有12个税种制定了法律，中共口中的“税收法定”迄今仍未实现）。
此外，中共虽自2015年起就搞“放管服”改革（所谓“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和转变政府职能，但对企业的陋规陈习仍多，实质性的利益格局调整举步维艰。中国企业的体制、政策环境仍无根本改观，甚至因为政界向左转而在某些方面有所恶化。
第三，为了维持中国现在这个摊子，当局不得不增加财政支出
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高速增长，但并没有解决三个基本问题：第一，夯实工业基础能力（许多关键零部件、中间品需大量进口）；第二，建立健全全民社保体系；第三，保护环境。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多年欠账，现在不得不补，财政也不得不相应花钱。
再从政治角度讲。习当局自称开辟了“新时代”，“新时代”“新”在何处？其给出的核心答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将是“二十大”报告的关键词）。“共同富裕”，一方面是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扩大内需，另一方面是争取民心、缓解民怨，再就是应对中国人口危机。怎么“共同富裕”呢？就是要搞中共式的福利社会。这就需要较大幅度的扩大社会福利支出。
根据国际经验来看（见表1），在1.2万─3万美元的人均GDP区间，政府总支出占GDP比重和社会性支出占政府总支出比重的提高速度都快于其它区间。按照中共“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国预计在2025年之前成为高收入国家，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可见中国未来10─20年的发展恰好处于1.2万─3万美元这个区间，财政支出将大幅增加，尤其需要更大幅度地提高社会福利支出水平（有研究表明，2020年中共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为33.9%，而参照组的平均水平为40.4%；中共政府社会性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为52.4%，参照组的平均水平为62.0%，两者均偏低）。
转摘自蔡昉、贾朋：构建中国式福利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中共独特的三大危险
综上所述，中共财政收支矛盾异常尖锐，财政压力不断加大。财政困难也不只是近期、短期的事情。也就是说，中共在可预期的时间内，都将陷入财政困局。而就中共的具体情形来说，又有其独特的三大危险。
第一，财政政策荒唐。
当前中共财政政策的三个要点是：“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即增支、减税和控制债务。而增支、减税和控制债务恰恰是财政中典型的“不可能三角”，意即：一国政府不可能同时实现降低税负、保障支出和控制债务规模这三个目标，财政政策必须有一定的取舍。中共偏偏追求这三者同时实现，其效果将是恶劣的。
第二，财政债务风险高企。
发达国家政府债务虽也不断上升，但利息支付占GDP的比例却是下降的；中国相反。中共前财政部长楼继伟说，2019年中央财政债务付息支出占中央本级支出比重为13%，预计2020年大约升至15%，在中央本级各项支出中排位第二。“十四五”时期，多数省市的债务可持续性堪忧，粗略计算，大约四分之一的省级财政50%以上的财政收入将用于债务的还本付息。今年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债务付息支出5,60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8%。的确，中国的债务利息负担很重，这构成了绝大的风险。2012年以来，利息支付已经超过增量GDP，2020年利息支付与增量GDP之比已经接近400%。
第三，地方政府抢劫。
有论者指出，在经济减速的情况下，基层权力为了补上收入缺口，其腐败形式会从“润滑剂”（即促进了经济活动的腐败）走向“攫取之手”（以掠夺为目的的腐败）。这恰是中国的一大现实。例如，去年10月，为弥补财力紧张及不合理支出等产生的缺口，霸州市在6月份已经完成非税收入预算7亿元的情况下，向下辖15个乡镇（街道、开发区）分解下达了3.04亿元的非税收入任务。这直接导致大面积大规模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67天竟罚款6,700万元，真是无法无天。
结语
中共长陷财政困局，表明其已穷途末路；而其独特的三大危险，则凸显了其流氓本性。这样的政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一旦财政困局突变为财政崩盘，中共也就走向解体了。
作者:王赫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8/9/n1379912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