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这个词，通常指人身体或者心理受到的伤害。而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则可以用来表述社会劫难的后遗症。

中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放弃动态清零后，专家们纷纷改口说新冠病毒几乎没有后遗症，但是之前的过度防控、层层加码带来的社会后遗症无疑却十分严重，亟待抚平治愈。

在这个意义上的“伤痕”就不仅仅是指留在身体上的伤疤，而是隐藏在社会肌体中的痛，病灶还在，还会复发。它们每时每刻都刻写在一本社会肌体的病历上，许多国人的心里都有这么一本病历，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也没有人能够把它收缴。

原广东省政协委员李公明教授认为，如何面对后疫情时期的社会伤痕，既需要有面对的勇气，更要有理性的归类和分析。日前，他在微信公众号“越秀山边”发表了《广州，后疫情时代10大社会伤痕亟待抚平》，根据广州的情况，归纳了10大亟待抚平治愈的社会伤痕。

（一）生命伤痕

这一页病历写的是最令人痛心的数字：真正死于病毒的和死于过度防控带来的次生灾害的人数。前者不难统计，后者恐怕有人不愿意统计，更不愿意公布。

但是如果缺乏后者，这一伤痕永远无法抚平。

（二）法治伤痕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根基，依法是防疫工作的根本原则。防疫中的权力违法行为比比皆是，解封之后最大的伤痕就是曾经发生的太多权力违法行为尚未问责，这可是真假法治社会的试金石。

还有就是，在反对那些违法的、过度的甚至是暴力的防控管治措施的行动中，据说有参与者遇到各种问题，这是必须依法公开说明和妥善处理的。

（三）民生伤痕

这三年的GDP数据、社会各行各业的实际情况如何、用于防控的所有支出核算，这些都是一本必需拿出来的账本。公共财政的欠条与窟窿到底是什么情况，问核酸检测机构、基层工作人员、隔离酒店、志愿者等群体就可能最清楚。

再有，失业人口的房贷、车贷甚至吃饭如何解决？光喊复工是远远不够的，不拿出实际措施来救济民生，怎么也说不过去。

（四）舆情伤痕

舆情中的权力公信力如何修复？疫情中许多人一听到官宣说不要屯菜就马上去抢菜，经常还真是抢对了。这种舆情中的“官宣逆读病”如何才能治愈？

另外，语言堕落，新词翻飞，口号抗疫，这些是不是伤痕？在舆情中出现的撕裂伤痕，该如何抚平？这些都还是要回到公开、透明的知情权和自由平等交流的基本原则才能解决。

还有舆情中的专家问题。专家的作用是重要的，但也会局限性，这是常识。但是在某些特殊舆情环境中，专家的作用却具有严重的危害性，这种常识却容易被忽视。事后，对专家言论几乎无法问责，就如对决策者无法问责一样。在专家身上集中了伦理伤痕、舆情伤痕。

（五）心理伤痕

恐慌症、孤独症、人际关系撕裂症，这些都是比较显着的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心理伤痕。除此以外还有更多、更复杂的心理伤痕，都是与在疫情期间遇到的具体的人与事有关联的。比如近日有老板放言，说在疫后坚决不雇用在疫情期间从事过某一类工作的人，这种偏激的情绪所反映的也是一种心理伤痕。

（六）伦理伤痕

商业伦理被在疫情中发国难财的人踩到泥污里去了，生命伦理在无数的封控关卡前一地鸡毛，职业伦理不同程度地沦陷在不同的职业中。有人说新冠的毒性都跑到人伦道德中去了，疫情中发生的各种人道悲剧可以说明此言并非完全是危言耸听。

（七）基层伤痕

三年中的非常态管治力量总动员，非常态的身份、权力、责任、人性善恶、法治、人治、群体、个体、媒介、符号、热心、冷漠、公益、自私等一锅煮，基层生态40年来罕见。

（八）医患伤痕

只有几乎不会死人的新冠是病，其他随时会死人的病都不是病，挂在嘴边的挤兑没有出现，被隐匿的挤兑无时不在，急救车到了医院门口也不让进。本来一直就紧张的医患关系可以说是“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来，这让需要去医院看病的市民如何面对？

（九）教育伤痕

成长期中的三年是极为宝贵的三年，结果是核酸中成长的一代、在家长的眼皮下线上听课的一代、孤独的一代。在未来的花朵上，这种伤痕真令人痛心。

（十）资源伤痕

水马、方舱、核酸屋是搁在明处的痛，还有更多覆盖在大地上的被无情征用的资源，那些伤痕的深度和广度即便在想像中也令人恐惧。

如何才能抚平这么多、这么深重的社会伤痕？

李公明认为，第一步恐怕离不开承认错误、向逝者致哀、向国民道歉，然后是依法问责、国家赔偿。这既是责任政府的责任，也是政治文明的准则。

毫无疑问，社会伤痕治愈是一项全面的社会工程，不能零敲碎打。这本社会病历同时也是历史账本，不能拖延，拖延的时间越长，付出的利息越大，搞不好变成父债子还。

整理：袁斌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2/12/14/n1388458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