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掌权以来，习近平时不时地在外交场合上，表达他对足球的喜爱与对中国足球的期待。但十年以后的现实显示，习近平的足球梦碎，留下一地鸡毛。

2011年7月4日，习近平会见韩国议员代表时说，中国世界杯出线、举办世界杯比赛及获得世界杯冠军，是他的三个愿望。2015年3月，在习近平的推动下，“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出炉，其中一个目标是职业联赛实现管办分离，出现类似国外的“中国足球职业联盟”。另外，各地中小学要把足球列入体育课教学内容，全国中小学校园足球特色学校2025年内达到5万所。

不过，在中共党管一切、失去体育运举国体制的的治理机制下，习近平的“足球梦”的期望未能实现，相反习近平执政10年内，党对足球的控制更加严重，中国足球队已经沦为亚洲二流球队。那些曾经在中国淘金的外国球员，在中共严厉“清零”政策下，见识了中共党性的冷酷，以及行政干预下的朝令夕改，纷纷离开中国。

习近平执政10年 中国足球队沦为亚洲二流球队

今年4月6日的FIFA全球排名中，中国男足的世界排名降至世界第81，亚洲第11，已沦落到亚洲第二档球队，落在阿曼、乌兹别克斯坦等小国的后面。

4月1日，中共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被查，之前曾任中国足协副主席的于洪臣、中国男足前主教练李铁等8名官员已相继被查。

前中国国家体委训练局首席运动医学专家薛荫娴之子，目前旅居德国的中国艺术家、独立制片人杨卫东对大纪元表示，“足球腐败从90年代时候就能看得出来，足球行业得到赞助比任何一个队都早，我记得70年代末期我上高中的时候，根本没人买得起空调，那个时候的足球队，他们每一个普通的队员都有这种待遇。”

他表示，为什么习近平处理足球界高官，是因为投入大量资金却没有效果。“现在靠钱能冲出去吗？钱落到人家手里，人性劣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腐败就滋生了，这是整个体制的腐败行为。”他说。

在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出炉后，为实现习近平的“足球梦”，中共当局把足球提升为国家战略，成立“足球改革小组”。从2015年开始，足球的金元战争开始升级，中超市场转会投入从2014年的7217万欧元，快速膨胀到2017年的4.03亿欧元，一度是全球最烧钱的足球联赛市场。

疯狂的足球市场在2017年到达了顶点。在各大俱乐部挥舞的支票本下，奥斯卡、胡尔克、特谢拉、奥古斯托等海外球星相继登陆中超。

但在疫情封锁和中国足协干预的情况下，曾经火热的“金元足球”很快退潮，2016年以来中超联赛身价前10名的转会球员当中，只有奥斯卡一人目前仍留在中国，一些球队不得不解散，包括2021年的中超联赛冠军江苏苏宁。2023年中超的转播版权费相比起2015年，缩水近16倍。

清零让外国球员感受到中共党性的冷酷疫情可能是击碎习近平足球梦的最后一个因素。在疫情封锁期间，比赛经常被推迟，进一步导致了挫败感。即使有比赛，中国严格的“清零”政策下，也是在空无一人的体育场前进行，球员在几个月内无法离开。

许多球员开始思乡。2022年，归化球员相继逃离。外籍球员这次感受到的不仅是职场上的挫败，还有中共党性压倒人性的冷酷。

CNN报导说，秘鲁出生、有中国血统的萧涛涛（Roberto Siucho），是继北京国安李可和侯永永之后又一归化球员，但在2023年他又恢复秘鲁籍。

萧涛涛说，“我有一年没有见到我的家人，疫情期间边境封锁他们不能过来，很多足球运动员因为这个原因离开了。”“精神上很苦闷，不能离开，不能做任何事情，我们只能继续这样下去。”

喀麦隆国脚约翰‧马里（John Mary Honi Uzuegbunam）说，“三年来，我没有享受过做丈夫或父亲的乐趣。有时九到十个月后才能见到我的家人，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他错过了他第一个孩子、他的双胞胎孩子的出生，以及他们的前两个生日。

“那种感觉太可怕了，从训练回到家里，独自一人。看着手机上家人的照片，然后想，该死，我是一个已婚男人，我有孩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约翰‧马里已经离开中国，到土耳其去踢球。

加拿大青少年篮球训练营教练鞠宾对大纪元表示，“在中国，人是最渺小的；在国外，人是最大的。所以在一个不对等制度下，此类事情就开始出现了。”

杨卫东表示，这些外籍球员，在中共吹嘘所谓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很强大、很有钱的情况下，他们被迷惑、被骗了，“通过三年（清零政策）这些实质性东西后，他知道民主和自由的稀缺，他们回去了。”

中国前国家队游泳运动员、奥运名将黄晓敏对大纪元表示，“这三年里中共把整个中国，不管是体育、经济或者是中国人的道德等，全部弄到不可想像的地步。那些在国外踢球的外籍运动员，一年都有一个假期，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跟亲人见面，但在中共清零政策下，这些球员根本回不到自己的家，跟自己的家人很难见面。”

“运动员也是有情有感、有血有肉的人，你把他完全当成工具，那他完全接受不了，所以当时很多外国球星，他们都放弃了中国国籍，甚至毁约都要回到自己的国家。”黄晓敏说。

金牌第一的举国体制

专家们认为，中国足球沦落的根源在于中共奉行的“举国体制”和党管足球，这种体制已经渗透到足球思维里，足球项目被当局控制，成为一项少数“精英”争夺金牌的运动。

知名足球评论人士张路去年在一档访谈节目里说：（因为举国体制）小学搞校足球队，长时间进行成人式训练，没有家长愿意把孩子送过去，把中国足球彻底搞垮，搞到最后小学生没人踢球了，所有问题的根都在这里。

中共举国体制培养运动员的目标只有一个，即赢得金牌。《纽约时报》报导说，中国自1984年以来赢得的奥运金牌总数的近75%集中在六个项目上：乒乓球、射击、跳水、羽毛球、体操和举重。

正常情况下，体育应该是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孩子在念书的同时，按照自己的兴趣去选择体育项目，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一些有天赋的孩子会被挑选出来，国外和民国时期都是如此，好处就是青少年后备人才的基数比较大。

中共的举国体制却不是这样，它脱胎于苏联的“体教分离”模式，1952年中共成立了国家体育总局，专门从全国挑选出一小部分年纪小、长手长脚的孩子，集中在一起进行精英化训练，体育从教育中被剥离了出来，体校孩子成了以“为国争光”为使命的体育特种兵。

张路表示，（举国体制）就是选拔尖子，使得培养足球运动员，成为少数人的事，结果造成了踢球的小学生极少。上世纪90年代，全国20个足球重点城市常年踢球的小学生只有一万余人，而到了2000年至2004年，这一数字可能降到5000人左右。而日本这一数字不低于60万人。

举国体制一方面造成运动员受教育程度低，另一方面高强度的训练，让运动员的身体受了很大的伤害。对那些被淘汰下来的运动员来说，生活往往很艰难，在体育系统之外，几乎没有就业前景。

加拿大青少年篮球训练营教练鞠宾对大纪元表示，“本质上就是这个举国体制，因为这个体制没办法让体育独立，体育就是附庸在这个体制下，为这个政治体制服务的，所以运动员都是牺牲品。”

党管足球

在中国，体育往往与政治交织在一起，是服务于外交和爱国主义的工具。

今年3月底，中共体育总局到辽宁调研“三大球”（足球、篮球、排球）发展工作并举行座谈会。局长高志丹称，“三大球”要振兴发展，必须始终坚持“党管体育”这一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下力气解决协会改革过程中“党的领导偏软偏弱”问题。

鞠宾表示，“党的领导是一根大棒，让你瑟瑟发抖，再怎么样搞改革、要改变，你不能离开党的领导。在这个制度下，中国这个体育怎么可能好？稍微聪明一点的、有点成绩的，像一些女子网球，到最后也不敢太违背上面的意志，不然让你一歇到底。你不能够摆脱政府，摆脱所谓党的领导，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2019年3月29日，中国足球协会要求所有归化中国籍的外国球员，必须接受爱国教育，学习中国共产党教义。在备战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国家足球队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要求20名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杨卫东表示，“每个体育项目的国家队都有一个党支部，党支部书记就是这个国家队的领队。比如游泳队有一个党支部，这个领队就是党支部书记。体育中心主任基本上兼任党委书记。”

“为什么说国家队是半军事化管理？军队到连级的时候，就有连长、指导员，指导员就是党支部书记，到了营长就有政委了，政委就是党支部书记。足协也一样，虽然是总教练制，旁边还有一个领队看着他，所以就是搞不好。”杨卫东说。

在过去改开时代，体育改革要远远落在经济改革的后面，中国足球始终存在行政权力和市场的“双轨制”，没有像欧美一样走向真正的市场化。

2015年的足改总体方案推出至今，要求的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未能实现，行业人士希望成立的“中国足球职业联盟”也始终未能实现。在中国足协“管办分离”的现实操作中，只是职务名称的改变，还是那些人和那些权力。2015年12月于洪臣于不再担任中国足协副主席，但第二年3月中国足协成立党委，于洪臣又成为党委书记。

中国足球改革三十年后又回到原点，反观中国足协却变得越来越庞大。1992年，中国足协只有4个部门，到了2017年杜兆才时代，多达28个部门，其中还有一个“党务人事部”。

鞠宾表示，“中国的体育首先要依赖于政治，它是不独立的，和西方体育界是两码事。西方的体育叫俱乐部制，或者是单项协会制，没有政治倾向，政府无法去干预它。但是在中国，体育是不独立的，哪怕企业资助，但是它要听上面这一层一层的领导，如果说和政治有冲突的话，一定是聼政治。”

失去体育运动真正的精神

中共的金牌第一举国体制、党管一切，让体育失去了真正的精神。鞠宾表示，“真正的体育精神是来自体育本身，但是中国体育它有一个政治帽子扣着你，你没办法摆脱掉，所以在中国不能产生真正的体育精神，竞技体育就是为政治服务拿奖牌。”

2022年中国队在大年初一1-3惨败于越南队，赛后主教练李霄鹏表示，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比赛的设计出了问题，队员踢得很努力，另一方面是赛前激励过度，队员太想赢，上半场在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度过了半场比赛。

鞠宾表示，“中国的体育和世界上的体育是两个概念，表面看上去都是在打球，踢球，事实上本质是不一样的。本质上体育在中国是不能独立的，你看中国有独立的运动员吗？你不听上面的，你明天就给我走人。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哪样事情是可以有保障的？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保障。”

“根本上，如果有一种奴隶思想，你永远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因为你不具备真正的体育精神。”

“你冲不出它（中共）的天花板，这个个体完全自由了以后，它害怕，一定要把你压下来，所以你在中国你怎么弄、你怎么宣传，你说这个梦那个梦没有用，那都是恶梦。因为体育是为政治服务的，为政治服务的体育，不能成为真正的体育。”鞠宾说。

鞠宾认为，“如果想洁身自好，想弘扬体育，利用体育市场，发挥自己的才智，你必须去一个自由的社会，才能够独善其身，不然的话，在中国所有的体育界都是一样的。”

中国前国家队游泳运动员、奥运名将黄晓敏对大纪元表示，“中共体制现在已经腐败，根已经烂了，就是运动员自己真有凭着公平竞争的想法，基本的体育运动精神它已经不复存在了。再有好的想法，也是无能为力的。”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4/15/n1397330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