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疫情期间，中国各地执行当局的清零政策，反复封控，导致地方财政快速恶化。地方政府多年融资疯狂做基建，导致债台高筑，近期“城投债”爆雷的话题引起关注。

“城投债”是指地方政府成立城市投资建设公司作为基础建设与公益项目的融资平台而发债产生的有息债务。

地方财政恶化 城投债务余额年增10.5%《新京报》6月7日报导，近年来，城投债发行规模维持高位。根据中共国家开发银行的统计，截至2022年末，中国城投债务余额约13.8万亿（人民币，下同），年增10.5%。

当前中国城投债的余额究竟有多少，恐怕没有人确切知道。

此外，机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城投债到期规模合计约近5.7万亿元，达历史峰值。在地方政府土地收入显着下降、政府主导的项目建设需求下滑的大背景下，今年城投债风险或更高。如何防止城投债风险蔓延等问题备受关注。

今年1至5月，城投债累计发行量同比上升约25%，全年来看，今年发行量高于去年的概率较大。

今年前五个月，城投债净融资额不及去年同期，1至5月城投债净融资额为6711亿元，同比减少144亿元，但因到期量明显增加，发行量仍同比增加5154亿元至2.5万亿元。

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高级分析师冯琳表示，今年以来，城投债风险有所上升，主要原因在于今年城投债务到期压力增加而融资监管政策进一步收紧以及2022年以来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尤其是土地出让收入明显下滑。

报导称，目前，土地市场仍未实质性回暖，今年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大概率进一步减少，引发了市场对于地方财力和可用资源能否覆盖区域城投债务的担忧。

据中泰证券的统计，中国城投有息债务快速扩张，每年增速均保持在10%以上。到2022年末，全国城投有息债务为54.1万亿，相较2011年的6.4万亿暴增7倍以上，规模已超过地方政府的一般债及专项债之和；部分专业机构统计数据甚至超过70万亿。

地方疯狂做基建 多省投城公司债台高筑《纽约时报》3月的报导曾以河南商丘市为例，描述地方政府因为疯狂做基建，身陷债务泥沼。商丘是一个人口773万的三线城市。

截至2020年底，商丘已建成高铁114公里。到2025年，商丘预计其高速公路网络覆盖率将增加87%。这座没有机场的城市正在同时建设2座机场、3条新高速公路和足够容纳2万辆汽车的额外停车位。

今年2月23日上午，商丘的公车营运商宣布因财政困难被迫停运。该公司表示，在疫情的沉重打击下，商丘市政府没有提供承诺的补贴，公司拖欠了几个月的员工工资，甚至没钱为电动公车充电。公告在发布几小时后成为全国头条新闻，商丘市政府干预后，该公司删除了公告。

报导提到，中共政府喜欢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长和最快的高铁。但除了连接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特大城市的几条路线外，大多数亏损严重。中共国家铁路集团去年表示，在过去10年建造的高铁当中，约80%建在偏远和贫困地区。

陆媒曾报导，2022年以来，城投非标准违约及商票逾期事件频频发生，市场对城投债发生信用风险的担忧开始增加。今年涉及城投的负面事件愈演愈烈，据统计，1至4月城投非标违约达73件。贵州、山东、云南等省份多地相继爆出城投债到期难以兑付事件，或寻求展期重组，或“拆东墙补西墙”。

贵州是首个爆雷的省份。遵义道桥是遵义市最大的城投公司，但其财务状况持续恶化，债券中期报告显示，2022年上半年，遵义道桥总营收6.73亿元，同比下滑36%，净亏损2.86亿元，截至2022年上半年遵义道桥的有息负债高达458.58亿元，远远高于展期20年的156亿元，剩下的三百多亿元要如何展期还款，公告里没有显示，但如果以其不到7亿元的年收入来计算，即便他们未来不再借债，全部还清也需要九十多年，而以目前的年收入来看，甚至都无法覆盖有息贷款产生的利息。

而遵义道桥负债458.58亿元只是贵州一个地级市的20家城投负债之一，而中国像这样的城投公司数以百计。令外界担忧的是，从城投债的增速来看，城投债的总负债还在持续不断增加。

贵州省发展研究中心今年4月刊文承认，受制于财力水准有限，化债工作推进得异常艰难，“仅依靠自身能力已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其后，云南昆明市今年5月传出部分城投公司到期公募债偿还困难，未来半年期限内，到期债超过200亿元，地方政府正在多方筹措资金，但仍面临较大压力。

据报导，昆明城投公司有息债务已达3577.5亿元，如果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之和作为政府综合财力计算，昆明市仅城投债务的债务率就达到550%。

惠誉评级亚太区国际公共融资评级高级董事孙浩表示，城投公司还本付息的压力已超过地方政府财政承载能力。粗略计算，城投每年的利息支出已占地方一般财政预算收入的30%以上，而近5年城投有息债务增速超过100%，地方政府一般财政预算收入只增长不到20%。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6/8/n1401224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