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轮功学员到新疆维吾尔人 中共器官活摘不断扩张

法轮功在1992年传出，当时中国社会刚刚摆脱“文化大革命”的恐怖阴影、精神上处于一个复苏期。法轮功属于传统的佛家功派，将打坐和像太极拳一样（舒缓）的功法与以“真、善、忍”为核心的道德原则相结合（进行修炼）。

法轮功从东北城市长春传出，传遍全中国。到上个世纪末，据估计中国有7,000万到1亿人学炼法轮功，（其中许多人）成为坚定的修炼者。但在1999年夏天，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发起了残酷的迫害。当年6月，（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设立了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610）办公室，并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充当负责人（主持全国镇压行动）。当局将法轮功定性为“邪教”，称其对中共构成威胁。而威胁到中共者必须根除。

7月22日晚，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在睡梦中被惊醒，遭到逮捕、殴打和拘押。中共当局并大批烧毁法轮功书籍，查封了各地的集体炼功点。由于法轮功学员抗拒，当局加大了迫害力度。1999年11月30日，当局召集了大约3,000名政府官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李岚清在会上（口头）传达了当局（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新政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

很久以后，外界才得知中共的迫害行动残酷到了什么程度。

“没有医生敢这样做”

民主国家正讨论与中共在人权问题上“脱钩”，但这其中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即在（包括医疗和技术产品在内的）必需品供应依赖中国的情况下，西方对中共到底有多大的制约力？在COVID-19爆发及随后的大流行期间，（供应链）问题的严重性突显出来，并成为敏感的政治议题。

人权专家和宗教自由倡导人士则试图让人们关注另一个由北京控制并秘密扶持了很多年的“供应链”，这方面的危机要可怕得多。但是，尽管相关证据不断浮现，美国和其它国家却对其恐怖程度视而不见。

不过，器官移植权威杂志《美国移植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一年前刊登的一项研究结果，使得人们无法再忽视这个问题。

两位研究人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生马修‧罗伯逊（Matthew Robertson）和以色列沙巴医学中心（Sheba Medical Center）心脏移植科创始人、前主任雅各布‧拉维（Jacob Lavee）博士，发现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中国的外科医生在囚犯还活着时就系统地摘除他们的器官，为中国产值已达数十亿美元的器官出口行业“按需”供应器官。

在这项开创性的学术研究中，罗伯逊和拉维翻译并分析了中国外科医生于1980年至2015年期间，在国营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数千篇与其移植手术相关的论文。其中，有71篇文章“明确描述”了从仍然活着的囚犯身上摘取心脏的过程。这显然违反了国际公认的“死亡捐赠者”规则——即禁止医生在捐赠者被宣布为“脑死亡”之前摘取其器官，令人震惊。

精通普通话的罗伯逊起初翻译了一套文件，拿去和拉维分享。拉维的第一反应就是“不信”，他向政治网站“真清晰政治”（RealClearPolitics）表示，“我当时坦率地告诉他，‘你搞错了，伙计。’但随着相关文件越来越多，我们都被自己的发现吓了一跳。没有哪个医生敢在不确定捐赠者确实‘脑死亡’的情况下摘取器官。但他们不但这么干了，而且还（公然）将其写进论文。”

一些顶尖研究人员通过深入研究后发现，这类致命移植手术的受害者，多数是良心犯——宗教少数派和政治异见人士。

已有大量证据表明，中国外科医生最初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在过去几年里，中共当局对穆斯林群体展开系统性的镇压，大量维吾尔族人遭监禁，并成为活摘器官活动的受害者。（拜登总统于2021年正式宣布，中共试图通过大规模拘留和强制绝育来减少维吾尔族人口，犯下种族灭绝罪。川普政府在拜登就职前一天，首次将中共对维吾尔人的镇压行动认定为种族灭绝，使得外界无法忽略这一问题。）

中共在器官问题上的骗术

美国境内外要求谴责器官活摘活动的呼声日益高涨，要求负有道德责任的国家采取措施，确保自己的政府和医疗机构脱离中共“器官供应链”，避免对其进行资金或其它任何方式的支持。

共产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摘取囚犯的器官。北京最初宣称，其摘取的所有器官都来自自愿捐赠者，但中国顶级移植专家、时任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2005年承认，移植手术中的器官大约有95%来自死刑犯。

在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吁下，中共被迫于2015年做出政策上的改变，但仍然保留了从“自愿”捐赠的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的权利。不过，外界没有办法证明死刑犯自愿献出器官。

有关中国器官移植业还有一个惊人内幕，即病人可以预约在几天或几周内进行移植手术，而在美国则需要等待几个月甚至几年。

更可疑的是，在国际社会对其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的做法表达强烈抗议后，中共宣称其登记在册的自愿捐赠者在2019年达到近177万人。而在2015年这一数字几乎为零，两相比较增速惊人。

在澳大利亚统计学家雷蒙德‧辛德（Raymond Hinde）帮助下，罗伯逊和拉维比较分析了中国和其它50个国家三种器官捐赠数量的增长曲线，发现中国的曲线呈现异常平滑的上升态势，就像完美但不可靠的二次方程式。罗伯逊和拉维于2019年在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同行评审医学伦理文章总结说，中国医疗机构严重伪造了自愿捐赠数据。

早于（该论文发表前）超过12年（2006年）时，有指控称中共当局为摘取器官牟利，杀害了许多法轮功学员；但目前的证据表明，这种活动开始的时间至少要往前推六年，也就是2000年就开始了。中共则长期否认推行这一令人发指的政策。由于缺乏透明度，相关指控甚至在几年前都几乎无法核实。

但随着时间推移，专家、外科医生和研究人员挖掘出了可信的证据，并向美国国会、英国议会、联合国、国际法庭和其它声望很高的机构作证，讲述他们的惊人发现。2019年，英国的一个非政府法庭——“中国法庭”对中共活摘器官问题进行了调查，他们举行听证会并对数十个证人和专家提供的证据进行评判。该法庭了解到，在全世界的震惊声中，中共非但没有收敛其残暴行径，反而进一步对另一个受迫害的宗教少数群体——维吾尔人下手。


在曾把前南斯拉夫独裁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告上海牙国际法庭的全球知名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 QC）带领下，“中国法庭”的七人小组得出结论，即中国各地大规模活摘良心犯器官的做法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该法庭并认为，中共为获取器官而处决良心犯的做法构成反人类罪，并称中国的“移植旅游”业规模庞大，显示良心犯遭“按需杀害”。

“中国法庭”的裁决是个转折点，但国际社会此后面临着更大的行动压力，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谴责并努力制止这一令人不寒而栗的罪行。去年12月，加拿大跟随其它至少十个国家的脚步、通过了反活摘器官立法。依照渥太华的新法案，加拿大公民和居民任何助长中共摘取器官行业发展的行为（包括未经授权赴中国接受器官移植手术）都将被视为违法活动。

曾在川普政府时期担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的山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将记录和曝光中共活摘宗教少数群体器官的努力，比作18世纪末的英国政治家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为揭露恐怖的奴隶贸易而做出的努力。

布朗巴克正在撰写一本关于中国宗教迫害历史的书。他向“真清晰政治”表示，“（把真相）在人们眼前摊开，是一切社会运动（发挥作用）的关键。直到威廉‧威尔伯福斯带着人们参观了奴隶船、让他们闻到（奴隶的）气味、看到（奴隶），局势才真正开始出现转折。”

随着证据不断增多，国会开始采取措施应对中共的有害活动；在华府，支持美国和国际社会采取更多行动、惩治中共活摘器官残忍行径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人权律师、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娜‧谢伊（Nina Shea）向“真清晰政治”表示，“在华盛顿和世界各地，人们（现在）更愿意承认中共在掩盖，在从事秘密勾当，在操纵数据（如谎称通过自愿捐赠系统来获取器官）。”

在今年2月初召开的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McCaul）指控中共“竭尽全力攻击宗教”，并谴责中共摘取维吾尔人和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这是美国高级别政治家首次以强有力的言词、公开指认该问题严重性的事例之一。

在麦考尔及其他议员近乎一致的支持下，联邦众议院在3月底通过一项由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主导的两党反活摘器官法案。史密斯是长期的人权倡导者和国会中国事务执行委员会共同主席。该法案将对任何资助或支持中共器官摘取活动的人实施制裁。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和来自特拉华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Chris Coons）也提出一项类似的法案，目前正在参议院审议。

国际医学组织发起抵制行动

最近，一个著名的国际医学组织首次站出来、严厉谴责中共的活摘器官行径，并拿出实际行动进行抵制。去年，国际心肺移植协会（ISHLT）发表声明，称注意到有关中共处决囚犯、摘取器官用于移植的说法。因此，（中国的）医生不能再在该协会医学杂志上发表其研究结果，或在该协会年度会议上展示其工作成果。人权倡导者称这一政策树立了新的道德典范，其它器官移植方面的协会都应该遵循。牵头者认为，尽管这样的抵制活动目前极其少见，但其意义重大。

拉维博士在接受“真清晰政治”的一个长时间采访时说，“我们知道，学术界的这种抵制非常重要，因为中共不愿被这些国际医学论坛拒之门外。希望有类似的组织，如美国移植学会或者其它组织跟进。”

“这是一个重大进展”，马修‧罗伯逊去年在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一个两党合作的众议院小组）举办的听证会上作证时说，“这是在我的合著者拉维博士的帮助下实现的。我觉得，这类由专业组织采取的行动更能带来大的改变。”

国际心肺移植协会上个月在美国丹佛举行了年度会议，在这个大医疗机构云集的场合大力谴责中共，等于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共的所作所为）。对中共活摘器官问题进行实地调查的主要人员、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也在此次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了演讲。

葛特曼去年在国会作证时说，估计每年有25,000至50,000名维吾尔族穆斯林因遭摘取器官而死。他重点讲述了有关新疆阿克苏一家早前收治萨斯（SARS）病人的医院（即阿克苏传染病院）的重大发现。葛特曼（通过采访维吾尔人）得知，该医院附近有一个可容纳33,000人的拘留营，还有一个大型火葬场，（这三座设施相互间的距离）不到一公里。医院（附近）有一个机场，专门为该医院设置了一条“快速通道”，用来将器官快递到中国各地的医院。

葛特曼在听证会上表示，“一名维吾尔男子说，他每天都开车经过火葬场，在当地工作的人都抱怨那里的气味。”

美国智库研究员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撰写的新书《屠杀》（The Slaughter），详述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图为2012年11月29日，澳洲堪培拉，伊森‧葛特曼在抗议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集会上发言。（大纪元）

葛特曼著有《屠杀》（The Slaughter）一书。书中说，（中共）骇人听闻的器官摘取活动最初针对的是各种类型的死刑犯，并描述了摘取过程。书中并说，在当局于1999年发动镇压法轮功的运动后，器官摘取活动急遽增加。葛特曼是在对逃离中国拘留营的人进行了二十多次采访，并采访了器官活摘受害者亲属后，得出的上述调查结果。

曾在中国担任外科医生的安华托帝‧博格达（Enver Tohti Bugdha）也出席了该听证会。他曾多次在国会和其它国际专家小组作证。他说，他曾于1994年服从中共官员的命令，活摘了一名犯人的器官，他对此感到惭愧和后悔。

目击者证词

葛特曼采访了来自新疆二十多个集中营的证人，发现证词惊人的一致：集中营每年有2.5%到5%的囚犯失踪，通常都是28岁左右的男子。（中国医疗机构认为）这个年龄的人身体发育状况最适合做器官摘除。此外，证人还描述了一个一致的现象：所有失踪者在集中营举行的集体体检（包括全面的血液测试）后，都被要求穿戴色彩鲜艳（橙色或粉色）的马甲或腕带。葛特曼在接受采访时说，“然后这些人就消失了，（其他囚犯）则不能谈论他们。”

（随着时间推移）有关中共活摘器官活动的证据越来越多，人们对其的了解也日益加深，这令人权倡导者受到鼓舞。几十年来，一些人持续追踪并向外界披露这方面的情况，而华盛顿大多数官员和美国商业利益集团却对此视而不见。

今年2月份，史密斯议员在介绍他的反活摘器官法案时说，“人们终于开始意识到中共的暴行。美国人，特别是医学界人士必须进行道德层面的审视，看看我们在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中是不是成了共犯。”


安华托帝认为，（发生活摘器官这种事情的）原因很简单：中共当局根本不把普通人当人看。在其眼中，党内精英才是人，其他人都是可以任意处置的财物。他在去年的听证会上说，“因此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将人体用于医疗目的并不稀奇。”

安华托帝还引述了《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MAO：The Unknown Story）一书中的一个脚注。该书说，1943年，由于一家医院需要“用于解剖”的尸体，一名中共官员于是授权另一人处决三名“反革命分子”。该脚注指出，毛泽东的一名助手（在参观一所医院时）看到一个大槽，里面用福尔马林泡着一具年约三十多岁的男尸。

西方整体医学界谴责但不抵制中共

葛特曼的调查结果显示，仅在2000年至2008年期间，就有约65,000名法轮功学员因器官被摘而死。2020年，由联合国指派的12名独立人权专家表示，有关中国法轮功学员、维吾尔和其他民族的穆斯林、藏人以及基督徒器官被摘的可靠证据，让他们“极为震惊”。专家们呼吁中方迅速回应相关指控，并允许国际人权机构进行独立监督。

然而，中共操纵了世界卫生组织（WHO），使得该组织像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那样，断然否认有活摘器官这样的事情存在。

尼娜‧谢伊在一篇深入报导中说，马修‧罗伯逊发现，哈佛大学移植外科医生弗朗西斯‧德尔莫尼科（Francis Delmonico）领导的世界卫生组织“反器官贩卖咨询工作组”是由负责中国移植系统的中共中央委员黄洁夫发起的。事实上，一份由（中共）政府发布的文件显示，黄洁夫“代表中国提议成立世卫组织器官摘取问题工作组”。罗伯逊认为，黄洁夫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影响工作组的调查结果。

谢伊认为，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政策制定者要看穿这种骗术，明确对（中共）迫害法轮功问题进行谴责，并将其认定为群体灭绝行为。她说，“如果早点这么做，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行为可能就不会发生。”

国际宗教自由峰会和4月份召开的国际心肺移植学会年会等全球论坛，有助于引发人们对中国（中共）活摘宗教少数群体器官行为的更多关注。

尽管更多的人（对中共活摘器官问题）有了了解，谴责声浪也更大，再加上华盛顿目前对抗中国（中共）的情绪也高涨，但史密斯的法案能否在参议院通过并交由拜登总统签字，还是个未知数。一些中国异议人士和人权倡导者认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设定与北京打交道的底线，是因为他们无法相信会有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发生。

“这就好像一句话‘哪有这么好的事’（it’s too good to be true）的反面（哪有这么可怕的事）。”安华托帝在去年的听证会上说。

我想到的则是“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归根结底，国会、国务院和美国医疗机构有一个共同的症结，那就是不愿意在这种大规模的暴行问题上和中共对抗，因为牵扯的面太广了，从国际贸易到台湾问题，等等。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2001年首次就中共摘取器官的行为举行了听证会。实际上，早在1996年的国会听证会上就提到过这个问题。但国会尚未通过任何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2001年听证会的主题是，“器官买卖：中国（中共）不断扩张的产业及对囚犯权利的根本侵犯”。


多年来，国际医学界也未能以有效的方式回击北京。例如，尽管有证据显示中共仍从活着的囚犯身上摘取器官，美国移植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Transplantation）却始终没有予以谴责，也没有参与抵制行动。实际上，在2022年刊登罗伯逊和拉维上述文章的《美国移植杂志》，其所有者就是美国移植学会，但该机构仍然坚持其一贯的立场。当被问及是否会加入国际心肺移植协会抵制中国研究成果的行动时，美国移植学会的发言人说，该组织“一向谴责不道德的（器官）摘取行为”，并澄清说《美国移植杂志》是独立运作的，不受该组织管控。

美国移植学会主席、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Washington University at St Louis）专家威廉‧查普曼（William Chapman）通过一份电子邮件声明向“真清晰政治”表示，“美国移植学会一直强烈反对不道德的器官摘取行为，拉维博士和罗伯逊的研究引发了我们的担忧，（因为）他们发现中共的摘取（器官）行动是在捐赠者被宣布为脑死亡之前发生的。美国移植学会坚决支持‘死亡捐赠者规则’。”

拉维说，查普曼这一回应反映出美国移植学会和其它国际医学组织，如世界器官移植学会（The Transplantation Society），在中国问题上的“两面派态度”。他向“真清晰政治”表示，这些组织普遍谴责不道德的器官摘取行为，但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动”来彰显其政策。

中共购买“沉默”

在川普政府期间担任助理国务卿（分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罗伯特‧德斯特罗（Robert Destro）说，美国国务院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倾向，即反对谴责中国中共的人权侵犯行为。因为官员们认为这不但改变不了中方的行为，反而会导致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外交关系更加紧张。

德斯特罗去年向众议员史密斯的小组（国会中国事务执行委员会）表示，“这种文化在国务院根深蒂固，外在的表现就是制度性的拖延。”

德斯特罗说，他想说服时任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宣布中国（中共）迫害维吾尔人的行动是种族灭绝行为，但国务院官员抗拒他的这一努力。他并说，当川普政府官员告美国商界人士，他们是认真的，想要禁止进口（中共）强制维吾尔人劳动所生产的商品，例如太阳能电池板，商界人士“脸色苍白”。

人权倡导者警告说，无视这种野蛮行为，必然会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受到更严重的迫害，同时使得西方因成为压迫活动的共谋、甚至为其提供财政支持而背负更沉重的道德负担。他们认为，联邦当局最起码可以努力制止中国当局对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异见人士进行跨国监视和侵扰的行为。

就在上个月，联邦调查局（FBI）逮捕了两名男子，指控他们帮助（中共）管理设在纽约市的一个秘密“警察站”；中共政府的代理人利用该“警察站”跟踪和骚扰民运人士和其他公开批评北京的人。曝光该“警察站”的非营利人权组织[即“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说，美国还有六个类似的“警察站”，散布在各地。

美国政府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突破中共的“防火长城”（Great Internet Firewall）。该防火墙使得中国公民，特别是宗教和少数民族无法通过网络组织活动，无法从全球网络上获取信息。

在美国公司抵制了几个月后，国会在2021年底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并由总统乔‧拜登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旨在对在知情的情况下给新疆强迫劳动的行为提供便利的美国实体进行制裁。今年3月，美国和海关及边境巡逻队（CBP）报告说，今年以来（截至3月）共阻止了价值近5亿美元的进口产品进入美国港口，因为他们认定这些产品“全部或部分”是由维吾尔人在强制下生产的。

但支持（制裁中共）的人说，除了对涉及宗教迫害的中国官员实施签证、旅行禁令及其它有针对性的制裁措施外，还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人权观察家及知名活动人士敦促美国出台更多措施，禁止美国公司通过向中国出售医疗或监控产品获利。

“保护卫士”2017年发现，总部位于麻萨诸塞州的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Thermo Fisher Scientific）曾向新疆警方出售DNA测序仪；该公司制造用于分析和化验的产品、化学品，以及用于COVID测试包和疫苗的产品。人权倡导者认为，（中共当局）就是通过大规模的DNA采集活动来追踪维吾尔人，以及进行器官配型的。

在国会和媒体检视了两年后（即2019年），赛默飞世尔公司宣布停止向新疆地区销售人体识别技术。又过了两年后（即2021年），《纽约时报》发现该公司生产的DNA采集工具继续流向新疆地区，（只是拐了一个弯儿）由中国公司购买后转卖给新疆警方。

美国调查新闻网站“拦截者”（The Intercept）去年秋天发现，赛默飞世尔公司与西藏警方做了一笔交易，向其出售了价值数十万美元的DNA分析工具和其它用品。该消息是在两个人权组织出具有关中共政府从藏人身上大规模收集DNA的证据不久后传出的。

几位美国立法者要求赛默飞世尔公司就此作出答复，并要求其停止在中国销售产品。但该公司首席执行官（CEO）马克‧葛士柏（Marc Casper）不置可否，并极力为出售产品给西藏警察的事情辩护，称（中共警方）只是用这些产品进行“常规的调查取证”。

不过，“真清晰政治”报导说，史密斯和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等国会议员表示，该公司为中共控制的警察进行辩护，让人更担心该公司乐于向残暴的政权销售产品以获取利润。

德斯特罗敦促说，“我一再强调追踪资金流向的必要性。中国人（共产党）买的是屈从，买的是沉默。”

作者简介：

苏珊‧克拉布特⾥（Susan Crabtree）是“真清晰政治”（RealClearPolitics）驻白宫记者，曾担任《华盛顿自由灯塔》（Washington Free Beacon）资深作家，并为《华盛顿检查者报》（Washington Examiner）担任了5年的驻白宫记者。

原文：The Long Road to Confronting China’s War on Religion, Part I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所表达的是作者的观点，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立场。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6/5/n1401037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