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借助改革开放的势头，《当代西方经济学》进入大学课堂，马列主义再生产理论渐渐淡出，曾经在这个领域呼风唤雨的如于光远、薛慕桥、刘国光等人，渐成昨日黄花。这里再谈再生产理论的荒谬，当然已无丝毫意义。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是A.马歇尔奠基的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政府干预主义的综合，代表人物是P.A.萨塞谬尔森。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萨谬尔森《经济学》对前苏联的经济发展，一直加以赞赏。直至苏联解体，萨谬尔森才在《经济学》中，悄悄把赞赏苏联经济体制的文字抹掉。我不想重复指出凯恩斯学说的谬误，政府干预主义早已不值一驳。我想指出的是，曾被无数人捧为神品天书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存在一个致命缺陷。

这个致命缺陷，就是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基石的“经济人假设”。人都有自利的一面，如果把这个“经济人假设”抽掉，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便顷刻倒塌，整体新古典经济学大厦也就完全瘫痪。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明白“自利主义”不能概括全部人性的人，又有多少？无数中国学生长期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教育，崇尚集体主义精神，一旦接受经济学的“人的自利主义”仿佛豁然开朗，好像一下子明白了人性的真谛。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学生，接受了经济学的“自利主义”假设，走上社会各部门或公司就职，在与方方面面打交道的时候，行为准则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人总是自利的”。于是人们想方设法贪图利益、投机取巧，理由就是因为“人总是自利的”。许多人甚至走到“利己而不惜损人”的地步，乃至无数人之间形成心安理得地互害，恐怕都与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有关。

我不是说“人的自利主义”错在哪里，这样很容易趋向另一个极端——纵容集体主义的欺骗性。“人的自利主义”源自17世纪英国人霍布斯指出的人的“自我保存”的激情，也是人的自然本性，后来人们由此推导出人的基本权利——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稍后到了荷兰思想家雨果.格老秀斯那里，才完整发现人的自然本性。格老秀斯认为，人的本性首先在于人“必须自我保存”，其次还在于人必须“与他人共存”（即人的社会性）。格老秀斯在德国的后继者普芬道夫认为，“人的自我保存”同“与他人共存”之间存在冲突，能够化解这种冲突的，只有基督教。另一位颇受F.A.哈耶克推崇的荷兰医生曼德维尔，在一篇经典的《蜜蜂的寓言》中指出：人的“自利主义”（自我保存）的行为结果，恰恰正是社会的繁荣（与他人共存）。由此可以发现，人的“自利主义”及“与他人共存”，共同构成完整的人性，相当于一枚硬币的两面。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在于，对“人的自利主义”或“经济人假设”的单方面推崇，一下子就腰斩了格老秀斯对完整人性的真知灼见——排斥了人性中人必须“与他人共存”的一面。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经济学的古典主义鼻祖亚当.斯密，继承了格老秀斯对人性的剖析，也接受了曼德维尔的重大发现。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离开无数人的相互共存，完全无法想像。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失误就在于仅保存人性“自我保存”的这一面，却忽略了“与他人共存”是人性的另一面。

人的“自我保存”的天性，不是人性的全部。亚当.斯密深知人“与他人共存”，如同“人的自我保存”一样重要，所以他的《道德情操论》的问世，先于《国富论》的问世。有些欧美经济学家不明白上面的道理，仅看到“人的自我保存”同“与他人共存”之间的冲突，就轻率提出一个“斯密悖论”。殊不知斯密对自己的定位，也首先是作为道德哲学家立足于世，显示出这位经济学之父对于“人必须与他人共存”的深度认知。苏格兰启蒙运动出于对“与他人共存”所作的探索，在道德哲学领域作出伟大贡献。顺便指出，基督教对于人应当“与他人共存”的指导，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没有基督教新教，人的自由权无法保障，更惶论“与他人共存”。片面强调“人的自利主义”或“经济人假设”，无视或拒绝“与他人共存”的法则，是对市场自由的挑战，也是对人类文明的挑战。

市场的成熟与完善，是化解人的“自我保存”同“与他人共存”之间冲突的更重要的方面。因为人类社会每一个体要想“与他人共存”，只能借助市场实现。市场的神奇，也许我们至今尚未完全看透彻。1958年发表在《自由人》上的一篇《铅笔的故事》（作者Leonard E.Read），令无数杰出经济学家心悦诚服。这篇文章说的正是无数的人相互共存，并以一支铅笔的口气告诉人们，人究竟是怎样“与他人共存”的？铅笔自叙：成千上万的人共同投入铅笔制作的过程中，而他们压根儿不明白自己在“与他人共存”。他们中有伐木工、运输工、采矿工、冶炼工、面包师、服装师、食品与咖啡的种植工、餐具与茶杯的制造工、发动机制造工、汽车与火车制造工……他们之间互不认识，没人强迫或要求他们：你必须“与他人共存”，他们不明白自己与他人都在为制造铅笔而努力。他们不仅践行着“与他人共存”的法则，而且还不知不觉相互合作。“合作”是“与他人共存”的更高级形式。是谁指引他们相互共存，是谁指引他们共同合作？是市场！是市场的那只“不见你的手”！

新古典经济学没看到人性中“必须与他人共存”的一面，一味强调人的自利主义与“经济人假设”，结果只看到人的竞争，或者是“完全竞争”，或者是“不完全竞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无视“与他人共存”的自然法则，当然也无法通过市场实现合作，这种竞争必然走向“恶性竞争”。要知道只有市场才能把人的“自我保存”的天性，与人们“相互共存”的天性融合在一起，使得每个人在为自己生存而努力时，也为整个社会作出贡献。旧俄时代的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根据人性把人分成四等，一等人在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处理中，利己也利人；二等人利己但不损人，这是人的底线；三等人相当于畜生，他们只知利己而不惜损人；最后一等连畜生都不如——他们专门损人，最终又逃不出害己的结局。

在欧美世界，由于民众对基督教信仰早已根深蒂固，加上以自然法为基础的法律框架下，私有财产权在市场运作中获得天经地义的保护，使得经济学的这一缺陷——对“经济人假设”的片面强调，没有构成对社会秩序的巨大破坏。但在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社会里，后果就不一样了。尤其在罪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统天下，共产分子以阶级斗争的旗号，公开洗窃城乡私有财产，彻底推倒与“他人共存”的法则。太子党与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更是到了疯狂的程度。此时经济学的课堂上再公开舍弃人性中“必须与他人共存”的一面，把“经济人假设”或“人的自利主义”视为经济学的基础，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个缺陷，对共产分子而言，可谓正中下怀。大批的共产分子，他们口头崇尚集体主义，其实内心极端自私不惜损人利己。共产分子的头脑里，压根儿就没有“与他人共存”的意识。即便今日是“亲密战友”，也许明天就成了“阶级敌人”。除了公开的掠夺与欺骗，共产分子们还竭尽全力阻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制度的形成，结果也就阻止了人们相互间通过市场实现合作。市场的自由探索与合作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社会成员无法在自由市场的环境下自由求索与合作，人性恶的一面就会被激发出来，人与人之间也就陷入你死我活的恶性斗争或无法无天的恶性竞争。这种恶性斗争在毛时代，崇尚“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从1949年起直到文革结束的近30年大面积恶性内斗，给中华民族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这笔账至今尚未清算。邓小平把毛的恶性斗争衍变为恶性竞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旗号下，举国上下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了这类恶性竞争的参与者。除了太子党与权贵阶层疯狂的巧取豪夺，只要看无数的建筑物、桥梁与高架道路，在承包建造时的层层盘剥、偷工减料；无数食品生产中，各种各样有害的添加剂任意投入；粮食、蔬菜与其他农作物生产中，各种转基因食品泛滥，各种有毒化肥滥施全然不受制约；房市与股市全是十足的寻租场，只有小红粉还蒙在鼓里；整个社会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触目皆是，就连佛门和尚也早已背叛了“慈悲为本”的信条，他们精于寻租骗钱，狂嫖乱淫且乐此不疲。所谓大国崛起，其实就是权贵阶层的财富崛起……中共特色的极端自利主义引发的恶性竞争，正使得这个民族不断陷于沉沦。

今天，人们已看得越来越清楚，车尔尼雪夫斯基根据人性划分的四种类别中，共产分子绝大多数可以划入第三类——只顾利己而不惜损人，高层的共产分子除了专门损人，最终也逃不出害己的结局，这样的例子自8964以来不胜枚举。从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片面强调，到共产分子无处不在的巧取豪夺，其中内在逻辑是否已彰显？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8/6/n1404912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