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十月底在北京召开，中共的“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被提请会议审议。 据悉，这是该法制定实施40多年以来的首次修订。显然，中共政治秩序近年来的变化，正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中共国务院的嬗变，如下所述，实际上是从内阁变成了一个皇上的“军机处”。 而变身军机处意味着什么呢？ 应该有三重涵义：亦即专权、倒退、和备战。

所谓的“国务院组织法”，是关于中共国务院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的基本法律。 现行的中共宪法，是1982年12月中共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当时也通过了现行的国务院组织法。该法施行40多年来，一直都没有修改过。中共为什么要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突然要修改、改变中共国务院的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显然，是原有的形式和制度，不能满足习近平当局目前统治和管理国家的需求了。

从新的组织架构的细节来看，在大政方向之外，修订草案规定了副总理的职责，把央行行长列为国务院组成人员，还增加了关于国务院会议的规定。央行行长列为国务院组成人员，意味着央行的独立性彻底消失，中国的央行今后更加没有办法独立的行使央行的职责、制定负责任的货币政策，而是与财政部长同级，成为中共精英权贵予取予求、任意操控的钱袋子。苦于中国的通货膨胀的民众，会发现日后的通膨会更不可收拾。

依照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的说法，他在向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作草案说明时说，此次修改工作“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把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贯穿修法全过程和各方面。”也就是说，原有的国务院组织架构和运作机制，不能确保国务院可以遵循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方向，不能与习近平保持步调一致；原有的架构，也不能真正的贯彻落实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还有，原有的架构甚至不能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也就是说，原来的中南海北院不尊重习近平的权威，也没有完全服从习近平的领导。说到底，就是中共中央对国家经济工作的介入与控制，需要进一步的扩张与巩固，需要扩大中共领导核心的专制权力。但是，在进一步的专权和控制之外，此次的中共国务院定位、改组，可能还有另外两重的涵义，那就是“倒退”和“备战”。

本来，作为治理国家事务的日常机构，国务院本来是应该作为一种“内阁”的形式存在的，虽然中共国并不是内阁制的国家。但因为中共政权的架构、治理、统治方式都是一种没有经过严格的论证，没有经过大众的讨论，也没有按照传统的治理和法统承传下来的，是一个不伦不类的极权体制。中共的党魁或中共中央常委会，其实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 最高统治者之下，需要具体的处理国家财政、民政、经济、司法、军队、外交等具体事物的部门，就是中共的国务院了。统领国务院事物的，就应该是总理、国务大臣或首相、宰相之类的官员。为什么说中共此次的国务院再定位是一种倒退呢，是因为它是一种从职业官僚的“内阁体制”，向皇帝私人的“军机处”的一种转变，是一种社会管理形式的退化。

中国当代社会的第一个内阁，其实是大清第一内阁–庆亲王的内阁。庆亲王的内阁1911年5月8日成立，1911年11月16日解散。当时中华（大清）帝国的国家元首，是末代皇帝溥仪，而当时政府的首脑，就是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奕劻内阁后来的继承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袁世凯。

1911年5月8日是清朝宣统三年的四月初十，当年的隆裕太后宣布废除了军机处，实行内阁制，任命了内阁总理大臣和诸位大臣。 当然，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的内阁，只存在了六个月。但是，内阁的13个成员中，7人为皇族，9人为满蒙的贵族，所以被老百姓称为“皇族内阁”，算不上朝廷宣称的“满汉一体”。这大概很像中共如今所说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实际上没有花瓶的民主党派什么事儿。

当年因为庆亲王内阁的设置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皇帝和皇太后也忐忑不安，只是根据一个内阁的暂行章程办事，也没有赋予内阁太大的权力，军权等也不是内阁总理大臣负责，而另外委派了军咨询大臣。这也和中共的国务院体制很相像：虽然国防部设在国务院之下，但国防部根本不是国务院总理直接指挥的，而是受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庆亲王奕劻的内阁大臣中，有许多是现代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如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和邮传大臣盛宣怀。中国历史上的这么第一个内阁，在辛亥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倒塌，后来被袁世凯内阁所取代。

如上所述，中国的第一个内阁的产生，实际上是从“军机处”演变和进化而成，所以说中共的国务院从内阁的国务院变成习近平的办公室和“军机处”，实际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社会倒退。成立类似“军机处”的新型国务院的好处，就是扩军备战，穷兵黩武，和随时准备对台湾动武。说到军机处的设立，就要回到大清王朝的政府机构设置了。

在大清王朝的政府机构中，军机处，也称军需房、军机房，是大清康熙、雍正年间创立的一个中央最高辅弼机构，是中国君主制高度发达的标志。历史学家认为，军机处是雍正七年（1729年）创立的，原来是临时的军事指挥机构。在清朝镇压了准噶尔叛乱之后，其职责范围被进一步扩大，成为处理朝廷军政机要的常设部门。军机处设在乾清门外，是皇帝的参议咨询和秘书机构。它取代了议政王大臣的会议，结束了从秦汉沿袭下来的廷议体制。

清朝的军机处据说内部陈设很简单，只有桌、椅、炕、砚等设施和物品，军机处人员也非常精干，有官而无吏，办事效率很高。 军机处也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外人不得窥视，文件也要保密。没有皇帝的特旨，王公大臣也不能出入军机处。从1729年设立，到1911年（宣统三年）被责任内阁替代，这个延续了180年的体制，终于从皇帝的私人咨询机构和决策中心，转变成了职业官僚们系统的、集中众人智慧的新治理方式。

清朝的军机处是非常的临时机构，是皇帝的秘书机构，从诞生之日起就灵活机动，没有官僚体系的臃肿和麻烦，非常适合皇帝的独裁体制。军机处的主要成员是“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军机大臣少则三人，多则十人，多为四至七人。担任军机大臣的，都是王子、大学士、尚书、和侍郎。 军机大臣以下的官员，官衔称谓都颇为有趣，如什么“军机处行走”、“大臣上行走”、“大臣上学习行走”等等。

除了政府治理制度上的专权和退化，中共此次的国务院再定位还可能是一种备战的需要。 因为“军机处”的设置，而不是内阁或国务院，更适合皇上准备一意孤行的对外扩张、打仗、和扩军备战。从中国内部各地的动员和准备的情况来看，中共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做好战争的准备。中国全面转入“战时经济”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

许多迹象表明，随着俄乌战争、中东的阿以战争、甚至伊朗和土耳其都可能介入哈马斯和以色列的战争，以及美国和西方对中共政权高度的敌意和封杀，中共领导人应该感觉到 一种高度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加上中国民众反对中共暴政、全民反迫害的浪潮的汹涌澎湃，甚至新的世界大战的到来，都意味着中共国务院的嬗变，变成皇上的“军机处”， 背后的专权、倒退、和备战的三重目的，应该不是无稽之谈。

（谢田博士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市场学教授暨约翰奥林棕榈讲席教授）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10/27/n1410408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