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亚洲出版中心——香港，数十年前因着她的自由，成为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禁书的最大出口基地。随着《港版国安法》的实施，多项自由在香港消失殆尽，如今香港平添了一个遗址称号“出版中心遗址”。 整个行业在面临至暗时刻之际开始将重心转移。今年在台北举行的国际书展上，香港书籍大放异彩，在获奖作品中，香港书籍占总体书籍三成以上。

2024台北国际书展于2月20日开幕，为期6天的书展吸引了来自台湾、香港、荷兰（此届主题国家）、德、法、泰、比利时等地逾500间出版社参展，涉及811场论坛。

香港除大型出版集团及各大学出版社，还有多达17间香港独立出版社齐聚一堂。尽管在800多场的论坛中，香港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包含内容丰富的科幻、推理、历史研究方面的新书分享以及读书会等，唤醒了参与者们往日香港的美好回忆与憧憬。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届书展大奖和金蝶奖的12部得奖书籍中，香港文学作品占了4部，占总体书籍的33%。

其中香港科幻小说家谭剑的《姓司武的都得死》荣获小说类首奖，已故《苹果日报》主笔李怡的《失败者回忆录》荣获非小说类首奖，漫画家智海的《观景窗》荣获金蝶银奖，黄照达的《那城》荣获金蝶铜奖（邓彧、何萍萍设计），而于2023年荣获金典奖的陈慧的长篇小说《弟弟》也入围本届书展大奖。

中华民国大陆委员会港澳蒙藏处长兼策进会秘书长卢长水在首场讲座上表示，这些作品“展现香港文化能量”。

香港次文化堂出版社社长彭志铭曾表示，即使书籍可以拿去台湾出版再拿回香港售卖，都改变了原先香港美好的生活状态，这“是一个好可悲的现象”。

曾经的华语书籍出版中心

参加台湾本次书展的一八四一出版社总编辑孔德维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香港一直都是中国或华语社会书籍出版最重要的地方。时值战争时期的中国以及处在白色恐怖时代的台湾，人们都曾经对香港的出版物趋之若鹜。

“当时很多人都会到香港去购买他们所认为的禁书，我理解当时的香港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华语出版业中心。”他说。

孔德维表示，《港版国安法》实施后，最大的问题在于人们对政府的规管很不了解，“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没有说得很清楚，红线不清楚，所以大家就自己去猜”。这样就会造成一个“自我制裁”的严重后果，“因为有很多的书不一定有触犯国安法或是其它的东西，但是作者或是出版人会不会多一份担心及恐惧呢？这个是很难避免的”。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香港每年7月都会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香港书展”，作为亚洲较大型的书展之一，迄今已举办达33届之多，并一直作为一项文化盛事在亚洲地区文化层面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1990年的第一届书展吸引了149家参展商，入场人数为20万。此后，参展商及入场人数每年都在急遽递增，至2015年，入场人数已达到100万。

然而，自2020年6月《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出版业好景不再，“香港书展”也日渐式微。2021年以后数年，入场人数逐年下降。

独立出版社田园书屋，曾经以出版及售卖政治敏感书籍而闻名。在《港版国安法》实施前，这家位于旺角二楼的书店，经常挤满了专门来香港买禁书的中国大陆人。每年的香港书展，田园书屋的铺位占据最明显的位置，高大的招牌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华人读者。

《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田园书屋一度消失于公众视线中。重新开张的田园，政治敏感书籍从书架上消失了，让不少大陆读者失望而回，有部分读者转而投向其它独立小书店。

禁书产业曾经在香港风光了三十年。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之子鲍朴曾表示，在80年代，香港的政治出版物对北京的政局确有影响。1985年，香港新闻人陆铿专访胡耀邦并在陆铿自己创办的杂志《百姓》上发表，该次采访中胡耀邦的所言被认为是“一言丧邦”，甚至牵连到他下台。

鲍朴还说，在当年的北京中南海有一帮老人拿着香港的书籍相互赠送，在六四以前，中共高官也会利用香港媒体来释放一些消息。

六四之后，港台两地民间对中国时局更为关心，政论文章、放风消息不只在知识圈流传，更变成市面上的畅销品。

被中共控制的出版业

早在2018年以前，香港传媒曾披露，在香港拥有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及商务印书馆（三中商）三大书店的联合出版集团（简称“联合集团”）垄断着香港书籍发行市场，而且联合集团实际是由中共驻港代表单位中联办透过一间广东省注册的公司持有，而联合集团首任董事长李祖泽也曾经承认，联合集团是国有资产，受中联办管理。

中联办成立的广东新文化事业发展有限公司，直接发行包括《文汇报》和《大公报》在内的香港左派报章，并透过“新文化事业（香港）发展有限公司”控制联合集团。

消息表示，联合集团基本上全资拥有52间三中商书店，当时数目占全港逾一半。联合集团还拥有全港最大的发行商、印刷厂及近30间出版社，包括主要出版教科书的香港教育图书公司，占整体市场的80%，业务极为庞大。

打击独立书商不遗余力 香港再添遗址

大纪元主笔及资深编辑石山表示，《港版国安法》实施前中联办虽然控制大部分香港出版社，“但当时至少还留有少量空间给独立出版社，现在几乎是全军覆没……香港已经正式成为‘出版中心遗址’。”

台湾“二〇四六”出版社总编辑邓小桦曾表示，2020年后香港出版业的疑虑增加、处处是模糊的红线。除了来自官方的出版审查，以及创作者、出版商因为害怕越线而主动的自我审查外，还有书店、读者为免惹祸上身而不敢买卖敏感议题书籍的“市场审查”。

《港版国安法》生效后，独立书店一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但却很快遭到当局的巡查与恐吓。

位于深水埗的“一拳书馆”、前公民党区议员黄文萱开设的“猎人书店”及“留下书舍”等独立中文书店，先后遭政府部门派员上门巡查，并被政府多次发信“检控”。香港仅存少数较具规模的独立英文书店“清明堂”（Bleak House Books），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一年后同样受到政治压力，店主温敬豪（Albert Wan）宣布于2021年10月15日结束营业。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3/1/n1419223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