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分析《纽约时报》有关中国的报导以及对四位研究中共政治和地缘政治的专家进行采访，我们发现该报不仅牵涉道义问题，还对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进行歪曲报导，误导读者。
一些专家指出，由于该报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力过大，其偏颇的报导很可能已导致难以量化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据《纽约时报》前员工透露，几十年来，《纽约时报》一直将自己定位为一家全球性报纸，始终坚持必须进入中国的原则。这意味着它要努力说服共产政权，使其相信该报的存在会给其带来好处。
该报从未解释过它为进入中国付出了什么代价。
该报前编辑汤姆‧昆茨（Tom Kuntz）告诉《大纪元时报》，“（该报）始终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想成为一家全球性报纸，你必须做些什么才能让中（共）国高兴，才能在中国保持业务？”
他说，“紧张局势一直存在着，但我知道，他们和很多公司一样，都在努力保持与中国的联系。”
美国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前高级研究员、中国战略评估专家、《大纪元时报》撰稿人布拉德利‧塞耶（Bradley Thayer）则更加直言不讳。
他告诉《大纪元时报》，“如果他们不按照（中共）政权希望的方式报导该政权，他们就会被列入黑名单，将无法再回（中国）来，因此，所有这些人都有既得利益，可以说，他们有遵循党的路线的动机。”
多位专家证实，《纽约时报》在报导中共政治时，把中共的欺骗当作诚意，在应该深入挖掘的地方却轻描淡写，所采用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迎合以前党魁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利益。
《纽约时报》没有回复本文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详细问题。
特殊地位
2001年，时任该报发行人的小阿瑟‧苏兹伯格（Arthur Sulzberger Jr.）和几位编辑、记者获得了难得的会见江泽民的机会，并与这个独裁者建立了特殊的联系。
该报以“用江泽民的话说，‘我希望西方世界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为题刊登了一篇谀词十足的采访。
几天之内，中共解除了对《纽约时报》中国网站的封锁。
一个月后，中共又解封了其它几个西方新闻网站，其中包括《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旧金山纪事报》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网站。然而，解封不足一周，这些网站再次被封锁。
但《纽约时报》网站仍然可以访问。
用户随后报告说，该网站上的内容被有选择性地屏蔽，让该报在不超出中共可接受范围的情况下，有机会从进入中国市场中获益。
当时江泽民的日子并不好过。他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一场旨在迫使党和全国人民屈服于他的控制的政治运动，但这场运动未能达到目标。更糟糕的是，包括《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外国媒体都重点报导了中共非法拘禁和酷刑的情况，揭穿了中共的反法轮功的宣传谎言。
相比之下，《纽约时报》似乎对江泽民的运动最有帮助。截至2001年采访江时，该报已发表了数十篇有关法轮功的文章，而且几乎所有文章都重复了将法轮功描述为“X教”的中共宣传。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一种基于“真、善、忍”法理的精神修炼方法，包括舒缓的功法动作。法轮功于1992年在中国开始向公众传播，到上世纪末，估计有7000万至1亿人在修炼。
2001年1月，当中共国家媒体声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自焚的几个人是法轮功练习者时，《华盛顿邮报》派出了一名记者对该报导进行事实核查，而《纽约时报》则立即将中共的说辞当作事实。
假如该报真的发挥其备受推崇的调查敏锐性，就会像其他媒体人一样发现该事件是伪造的。据称，第一个男子在广场中央点燃自己后，四名警察突然间就弄到了几个灭火器、赶到现场，并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将火扑灭。
几项独立调查得出结论，指出了其它数十处与客观事实相悖之处。考虑到巨大广场上的距离，上述警察立刻拿到灭火器的情况在物理意义上讲是不可能的，除非警察们已经准备好了灭火器，并且事先知道广场上哪些地方当天会需要灭火器。
即使没有进行任何调查，也不难看出这起事件是站不住脚的。据说，受害者相信活活烧死自己可以上天堂，但法轮功中没有这样的理念，相反，法轮功的文献将自杀视为杀生，自杀是法轮功明令禁止的。
奇怪的是，《纽约时报》甚至没有想到，自1992年法轮功公开传出以来直到所谓的“自焚”那天，在数千万修炼者中，没有一个人公开自焚，那天之后也没有一个人这样做。
甚至在《华盛顿邮报》的调查者追踪去了几位所谓的受害者的家乡并发现从未有人看到他们修炼法轮功之后，《纽约时报》仍在继续鹦鹉学舌地重复着中共的宣传。
江泽民显然对《纽约时报》很满意，在2001年的采访中称《纽约时报》是“一份非常好的报纸”。
几位专家肯定地说，在法轮功问题上获得江泽民的青睐对《纽约时报》尤为重要，因为它符合了中共政治的核心原则。
《纽时》支持独裁者的说辞
江泽民鼓励自己的亲信通过支持迫害法轮功来积累所谓“政治资本”。据《大纪元时报》此前报导，一些人热衷于迫害法轮功，将迫害升级到无法形容的野蛮地步，尤其是怂恿参与迫害者以酷刑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
截至2002年，《纽约时报》已进入亲江泽民模式，效仿中共的宣传口吻，宣称法轮功已被成功“取缔”。
该报援引中共消息来源称，法轮功已经过时，而且过去只有200万名练习者。该报甚至声称法轮功人士提供的7000万（修炼人）的数字是毫无根据的。
然而几年前，在迫害开始之前，包括美联社和《纽约时报》在内的多家西方和中国媒体都提供了7000万或1亿的数字，这些数字通常都是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统计的。该政府机构在20世纪90年代末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查，从而获得了最可靠的数字。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还将中共党魁江泽民塑造成一个将中国带入世界舞台的友好改革者。
2002年，该报的一位特约撰稿人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宣称，“用中国人的话说，江是一位非常亲美的人。”
该报称，尽管中国过去有过失，但现在“正变得更加开放、宽容并且重要”。
该报甚至刊登了一篇关于一些中国人到江泽民家乡“朝圣”的吹捧文章，据称那些人是去研究当地环境如何“养育”了这位未来的国家领导人。在深入探讨江泽民的家庭历史时，这篇文章顺便漏掉了一个对江泽民来说最敏感的事实──他的父亲在二战期间是日本扶植的傀儡政府的宣传官员，因此在中国人眼中是个汉奸。
江泽民决定在2002年退休后继续担任中共军队最高职务，这被该报描绘成实力的象征。
该报没有充分认识到江泽民将政治局常委（官方统治国家的机构）从7人扩大到9人的意义：让宣传部长李长春和政法委书记罗干进入政治局，使胡锦涛领导下的委员会至少有6名成员是江泽民的忠实拥护者。
臃肿的国家安全机构
江泽民在任时制定了一项规则，规定常委中的每一位干部都要对自己分管的工作负责，不受其他干部的干扰。
事实证明，这一规定赋予了政法委书记罗干权力，因此尤其有害。政法委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负责监督中国新生法律体系（包括法院和警察）的小部门。
然而，在江泽民的领导下，政法委发展成为一个控制整个国家安全机构的全能巨头，其中一个重要目的还是迫害法轮功。由于法轮功在中国从未被正式取缔，江泽民于是成立了一个名为“610办公室”的法外警察组织来实施迫害。他让罗干负责，让罗干全权使用安全机构的一切资源来“铲除”法轮功。
但法轮功不同于该政权试图镇压的任何其它团体。围捕领导人的惯用伎俩被证明对法轮功是无效的。除了在美国的法轮功创始人之外，法轮功没有正式的领导人或等级机构。法轮功在各地的“协调人”协助下开展小组炼功等简单活动。在这些“协调人”被中共绑架后，其他人很容易接替他们的角色。
随着迫害的升级，法轮功学员停止了在中国的公开活动，转而专注于“讲真相”，针对个人介绍法轮功，并揭露迫害的事实。为了破坏他们的活动，中共的安全机构必须对他们逐一进行识别、监视和绑架，这是一个耗费大量资源的过程。
几位分析人士说，这场迫害需要大规模扩充中共的警察和监控机构，而罗干及其继任者周永康都是江泽民的亲信。
《大纪元时报》兄弟媒体新唐人电视台
（NTDTV）的资深中国评论员横河说，中国的法治仍处于初级阶段，中共迫害法轮功，将法治扼杀在摇篮之中。
他说，“他们（中共）不得不破例破坏法治，每一部既定的法律都必须标注‘法轮功除外’。”
他说，通常情况下，法轮功学员会因所谓“破坏法律实施”而受到非法审判，对法律的解释非常宽泛，以至于可以涵盖中共认为值得镇压的任何事情。
他说，“法律系统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他们不会就此罢休，他们会利用这种手段将他们的权力扩展到其他人身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始终无法建立真正的法律体系。”
越来越多的维权人士、藏族佛教徒、维吾尔族穆斯林和家庭基督徒遭到迫害，他们遭遇了原本针对法轮功的策略和镇压机器。
这些信息都没有出现在《纽约时报》的版面上。
约瑟夫‧卡恩（Joseph Kahn）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司法制度的报导，指出了其政治预设的结果和刑讯逼供，却几乎只字不提法轮功，竟获得了普利策奖。
卡恩后来成为该报国际报导的负责人，并在2022年成为该报的执行主编。
《纽时》对一些事态发展视而不见
薄熙来曾被认为是中共的后起之秀。作为中共“太子党”（中共早期革命者的子女）之一，他被培养成为中共领导人。
薄熙来的司机曾向一名中国记者透露，薄熙来很早就被江泽民怂恿利用法轮功问题作为仕途升迁的阶梯。
《纽约时报》始终无视薄熙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事实。截至2009年，法轮功学员已在全球三十多个法院提起七十多起针对江泽民和其他迫害元凶的诉讼，其中十几起是针对薄熙来的。
一些美国法院对参与实施酷刑的个人做出了缺席判决。2009年，西班牙法院以酷刑罪起诉5名现任和前任中共官员，其中包括江泽民、罗干、薄熙来和贾庆林。同年，阿根廷法院对江泽民、罗干发出了国际逮捕令。
《纽约时报》对所有这些事态发展视而不见。2014年，《纽约时报》报导称西班牙议会正准备限制法院的国际管辖权，理由是它“以不可预知的方式使外交复杂化”。
该报导将西班牙法官描绘成“过度热心”的“挑衅者”。
该报导也提到了西班牙法官对江泽民和中国前总理李鹏发出的逮捕令，但只是称因为他们在西藏侵犯人权。该报导还提到了针对美国和以色列官员的案件。
2011年11月15日，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的尸体在重庆幸运假日酒店被发现。2012年，薄熙来丑闻爆发。
而《纽约时报》的相关报导似乎是在为谷开来辩护，报导从未探讨过真正的谋杀动机可能是什么。
就在海伍德之死引发政治雪崩之际，《纽约时报》启动了中文版网站的开发工作。这个耗资2000万美元的项目有望打开潜在利润丰厚的中国市场。新网站需要不断获得中共的批准，于2012年6月上线。
《纽约时报》也没有探究薄熙来副手王立军器官摘取的背景细节。当《大纪元时报》于2012年2月14日报导这些细节时，《纽约时报》的最新报导仍在试图理清王立军是否试图叛逃。
2014年，中共宣布停止使用死囚器官进行移植。当《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迪迪‧克尔斯滕‧塔特洛（Didi Kirsten Tatlow）根据线索得知这种做法并未停止、良心犯器官仍在被使用时，该报阻止了她的调查。不久之后，她离开了这家报社。
她在2019年向“中国法庭”（China Tribunal，伦敦的一个独立专家小组，负责审查活摘器官的证据）提供的证词中说，“在我的印象中，《纽约时报》，我当时的雇主对我进行这些报导（关于器官移植滥用的报导）并不高兴，虽然最初容忍了我的努力，但后来让我无法继续下去。”
“中国法庭”的结论是，中共政权确实大规模摘取了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器官，但《纽约时报》忽视了这一判决和大量的基本证据，包括塔特洛的声明。
最近，《纽约时报》发言人在被问及该报在这一问题上的记录时告诉《大纪元时报》，该报确实报导了中国的“强迫器官捐赠”问题，并提到了塔特洛在201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了这一指控，但没有讨论基本证据。
今年8月16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再次无视中共杀害被非法监禁的法轮功学员以获取器官的大量证据，反而引述一个名叫“中国研究员”的人的说辞，称那些证据并不存在。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FDIC）是监测法轮功受迫害情况的非营利组织，他们对“强迫器官捐献”的说法提出异议，说“在同一个短语中使用‘强迫’和‘捐赠’这两个词，是矛盾的，也是怪异的”。
在3月份的一份报告中，该非营利组织详细描述了《纽约时报》对法轮功的“可耻”报导，并提到了这场新闻灾难可能造成更多的生命损失。
该报告指出，“《纽约时报》歪曲事实的报导和不负责任地将法轮功学员视为‘不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助长了犯罪者逍遥法外的现象，并使受害者失去了重要的国际支持，这无疑给整个中国大陆造成了更大的痛苦和生命损失。”
这并不是说《纽约时报》完全无视中共的侵犯人权行为；相反，一些人认为，它采取了一种“消毒洗白”的策略。
安全的批评
根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的记录，在2009年至2023年期间，《纽约时报》仅刊登了17篇关于法轮功的文章，但关于维吾尔族问题的文章超过200篇，关于西藏问题的文章超过300篇。
《大纪元时报》特约撰稿人、共产主义政权问题专家特雷弗‧劳登（Trevor Loudon）认为，从该报在中国的既得利益的角度来看，批评遥远的西藏或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是相对“安全”的。
他告诉《大纪元时报》，“这是一种美德造假，‘看，我们支持人权’，但他们绝不会对法轮功这样做，因为那会真正触怒中共。”
劳登说，虽然揭露对藏族或维吾尔族的暴行在海外会引发愤怒，但在中国国内却不会造成什么“不稳定”，因为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国中心地带的影响力有限；然而，法轮功“植根于中国文化”，因此对中国人具有直接的吸引力。
他说，“中国人不会明天就接受伊斯兰教，中国人不会接受藏传佛教，但数百万中国人对法轮功抱有一定的同情。”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给少数民族贴上政治标签也更容易，中共给藏族人贴上“分裂分子”的标签、给维吾尔族人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
然而，劳登说，法轮功学员大多是普通中国人，分散在各个社会阶层，他们唯一的政治诉求就是要求当局停止迫害。
他说，中共“不能说法轮功是分裂分子，他们不能说他们是恐怖分子，他们不能说他们是政治分子，真的”。
这正是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描述的《纽约时报》所采用的攻击路线。
《纽时》尝试与中共党魁见面
2012年薄熙来事件后，带头创建该报中文版的克雷格‧史密斯（Craig Smith）写道，《纽约时报》代表曾会见过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和外交部，与中共主要宣传喉舌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负责人合作，并尝试通过多种渠道与习近平沟通、安排与他会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纽约时报》的使者甚至联系了美国新闻集团，利用其与中共的一些联系。卡恩在2007年揭露时任新闻集团掌门人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与中共的关系时曾批评过这一点。
接触理论
美国对中共不断升级的侵略反应迟缓，而《纽约时报》也没有帮上什么忙。
塞耶和法内尔说，《纽约时报》正确地察觉到了中共政权不再隐藏实力，而是在等待时机，但它未能指出中共为何一直在等待时机。
塞耶最近出版了《拥抱共产主义中国：美国最大的战略失败》（Embracing Communist China: America’s Greatest Strategic Failure）一书。他在书中说，《纽约时报》和其它媒体没有能力或不愿意认识到江泽民的两面性，导致了美国外交政策中最有害的失误之一。这本书是他与前海军情报官员、中国问题专家詹姆斯‧法内尔（James Fanell）合著的。
法内尔告诉《大纪元时报》，“他们（《纽约时报》）知道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必须在思想上诚实，但他们做不到的是把点连起来，来谈论战略趋势线。”
中共有意模糊其最终目标，而将自己描述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和平崛起”。但专家们说，发展趋势并不难描绘。
他们说，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和军事上超越美国的目标反映的不是对开放的追求，而是对控制的追求。
法内尔说，中共关于“和平崛起”和“多极化”世界（美国、中国和其它国家共同承担维持秩序的责任）的言论不过是“烟雾弹”而已。
他说，“他们知道，世界上只会有一个强国，他们想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他们已经用很多很多方式表达了这一点。”
专家们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将使中共有能力主导全球政治和贸易规则。美国大同（Pax Americana）虽然有很多缺点，但允许一定程度的普世价值观、新闻自由、宗教自由和经济自由。他们警告说，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同”（Pax Sinica）不会有这样的慷慨承诺。
法内尔说，“我们知道这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在中国每天都能看到全面控制、社会信用体系、国家控制着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这样。”
塞耶认为，中共的霸权野心是无法打消的。
他说，“接替习近平的人将会维持同样的政策、同样的侵略，因为归根结底，个人远不如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他们权力增长的事实重要；这种与权力紧密结合的意识形态解释了他们在国际上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的行为。”
特别是自COVID-19大流行以来，美国两党达成了相当大的共识，即必须正视中共的野心。这是塞耶和法内尔赞同的策略。
然而，《纽约时报》却不鼓励美国人将中共视为敌人；相反，它主张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
去年，该报编辑部撰写了一篇题为“与中国对抗对谁有利？”的专栏文章。
该署名文章指出，“强调与中国竞争，同时尽量减少对抗，最符合美国人的利益，轻率地援引冷战是错误的。”
尽管“接触政策”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基础，帮助中国变成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对手，如该文章所说，“其结果不如其支持者所希望和预言的那样”，但该文章认为，与中国的关系会“继续为两国居民和世界其它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塞耶指出，《纽约时报》的这种说法“令人震惊”。
他说，“接触理论”使中共政权得以度过危机时刻，并阻止了推翻该政权的努力，“接触论者所做的就是阻止我们摆脱这个可憎的政权。”
利益与怀旧
《纽约时报》坚持“接触理论”可能有几个原因。
塞耶指责该报“在意识形态上愚昧无知，拒绝看到共产主义政权的本质”。
他说，“在谴责可恶的政权时，他们一点顾虑都没有，但共产党的可恶政权却是他们意识形态上的盲点。”
法内尔指出，《纽约时报》在避免与中共对抗方面有着既得利益，因为它希望保持与中国的联系。
他说，“我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
他说，在长期奉行“接触理论”之后，其支持者也很难承认他们错了，“他们似乎痴迷于寻找任何可以支持他们论点的东西。”
但多位专家表示，中国开放的所谓黄金时代始终是一种假象。
《红色转盘》一书作者沈栋说，江泽民邀请资本家入党的做法在《纽约时报》的版面上备受赞誉，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花招。
他写道，“我的结论是，党与企业家的蜜月……不过是布尔什维克革命中诞生的列宁主义策略，目的是分化敌人以消灭它。”
他写道，“与商人结盟是暂时的，是党全面控制社会目标的一部分，一旦不再需要我们……我们也将成为敌人。”
根据法内尔的说法，“黄金时代”的言论原本是中共自身缺乏“现实感”的宣传。该政权的暴行没有停止，其方向也没有改变。
塞耶说，“这并不奇怪，因为光圈特别大，中共想从他们身上获利，利用他们，利用他们的技能，利用他们的能力，利用他们的关系，展示中国的正面形象，以实现知识产权转移。”
塞耶说，“随着对他们的需求减少，开放性或孔隙关闭了，这一点也不奇怪，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友好、互惠、友好关系也减少了。”
加倍努力
《纽约时报》似乎并没有直面现实，而是一直在试图恢复其之前受益于“热情关系”的假象。
2022年江泽民死亡后，该报发表了一篇如泣如诉的悼词，称江是一位“侃侃而谈”“不拘小节”的政治家，“主持了经济飞速增长的十年。”
与众不同的是，该报执行主编卡恩亲自撰写了这篇报导，这是他自当年早些时候就任该报最高职位以来唯一一次这样做。
塞耶认为，这篇近3000字的讣告是“故意无知”的表现，粉饰了那个共产主义独裁者留下的血腥和欺骗。
他说，这篇文章遗漏了江泽民履历的“关键方面”，否则“他（江泽民）将被视为一个暴徒，他原本是一个暴徒”。
这篇文章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责任美化为“不能容忍不同政见”，并用一句话一笔带过，“1999年4月，法轮功精神教派成员包围共产党总部以示抗议，之后他（江泽民）推动了大规模拘捕，这为后来的多轮镇压和日益强大的安全国家奠定了模式。”
摘掉“教派”的标签对法轮功信息中心来说意义重大。二十多年前他们曾恳求《纽约时报》放弃“教派”这一称谓，不仅因为它带有贬义，而且还因为它在事实上来讲也不准确。法轮功并不是另一种宗教的分支；法轮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民间流传的修炼方法，其中一些修炼方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气功”为名流行起来。
此外，该报对1999年法轮功抗议活动的描述也不准确。如果该报向参加抗议的人打听一下，就会知道他们是去找政府上访办公室的，是警察把人群引到了中南海周围的街道上的。
然而，不知何故，这在《纽约时报》是司空见惯的事。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称，自2019年以来，《纽约时报》公开打击散居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发表了一系列猛料，超过其以往报导中的一些最严重的过激行为。
报导中“神秘”或“危险”等词汇重复出现多次，法轮功信仰被描述为“极端”，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被淡化为“指控”或“歇斯底里地认为”。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中国有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关进监狱和劳改营，在报导中却变成了“在镇压的最初几年……数万人”。
与中共的宣传如出一辙，这些文章将《大纪元时报》等法轮功学员创办的企业等同于法轮功本身，尽管《大纪元时报》的代表解释说该公司不能也不代表法轮功。
对《纽约时报》来说，这种区别很容易理解。领导该报的苏兹伯格家族是犹太人，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报代表犹太教。
尽管该报努力与中共的利益保持一致，但中共对《纽约时报》并不领情。
2020年2月，《华尔街日报》刊登了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的专栏文章，标题是“中国是亚洲真正的病夫”，抨击中国对COVID-19疫情处理不当，并质疑北京的权力和稳定性。
中共抗议该标题为“种族主义”，并驱逐了该报三名驻华记者。次月，川普政府规定了中国国家媒体驻美人员的上限，事实上驱逐了60人。
随后，中共驱逐了《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大部分驻华记者。
2021年底，拜登政府放宽了对中国驻美媒体的限制，作为交换，中共应该向《纽约时报》等媒体返还签证，但中共迟迟没有这样做。
不过有迹象表明，《纽约时报》正在加倍努力。8月15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神韵艺术团（Shen Yun Performing Arts）的报导。
神韵是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创办的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中国古典舞蹈演出团体，他们的演出以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为宗旨，力图展现真实的中国文化，一些舞蹈作品还描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神韵一直是中共的首要打击目标，面临着来自中共的各种形式的干扰和破坏。
目前还不清楚《纽约时报》对神韵的打击是否会为该报赢得中共更多的优待。
塞耶说，“这就是共产党政权的本质，随着他们权力的增长，他们变得更加冷酷、压迫性更强，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对待外国人，甚至那些中国的‘老朋友’。”
面对因打击外国企业和COVID-19大流行病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而导致的经济逆风，习近平政权再次试图吸引外国投资。
法内尔和塞耶都承认，《纽约时报》已经是习近平心甘情愿的合作伙伴，这使得习近平几乎没有动力对《纽约时报》施加更多限制。
法内尔说，“习近平根本不在乎《纽约时报》，他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甚至不用付钱给他们。”
原文：Behind The New York Times’ Attacks on Falun Gong, Decades of Appeasing the CCP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8/17/n14312908.ht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