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刑事审判中，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占比超过85%。官方称，中国已经进入轻罪时代。而民间则认为，中共刑事打击面扩大，进入泛刑化时期。

在美国，轻罪犯罪案件（misdemeanor）通常是指较轻的刑事犯罪行为，比重罪（felony）轻微。若罪名成立，根据不同州的法律，被告可能会被处以罚款以及面临最长一年的监禁。而在中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都被归类为轻罪。

据中共最高检数据，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占比从1999年不到55%至近年来（2024年上半年）已超过85%。

陆媒报导称，“我国已经进入轻罪时代”。湖北省检察院官网7月5日发表常务副检察长金鑫的文章称，“我国刑事犯罪结构和犯罪治理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轻微犯罪已成为刑事治理的主要对象。”

文章认为，一方面立法新增了大量轻罪罪名。从1997年刑法适用至2022年，经过十一次修订，新增了74个罪名，罪名增加至486个；2013年中国废除了劳动教养制度，劳动教养的对象被分流，增加了轻罪案件总量。而严重暴力犯罪起诉人数占比由1999年25%下降至2022年3.9%。

分析：中共利用刑法打击民众 破坏人权

旅美法律学者李玉清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都是把犯罪分成重罪和轻罪。轻罪定出来其实是保障人权的，使用的是轻辩程序，一般是治安法院审理。而中共没有这套系统，严格意义上来讲，它的立法中没有区分轻罪和重罪，它也不实行法治。

她说，“中共的刑法是自始至终不区分重罪和轻罪，所谓的轻罪在刑法里没有定义过。它没有轻罪这个概念，也没有这种单独的程序。只是说三年以下的，相对判得轻的叫轻罪，其实是判处轻刑。”

李玉清认为，处罚的轻刑上升了，并不代表重刑少了，而是说明它的打击面宽了。实际上轻罪扩大了，说明中共对于民众的打压和控制，就是刑罚的这种泛化，本来不够刑罚的它全部给纳入犯罪的范围了。很多属于治安的案件，用刑事手段来惩罚。

“这几年中国的恶性案件很多呀，好多还没报出来。中共这种严格的控制，比如说中共官员内部的犯罪，是报不出来的，所以它就不在统计范围内。很多判决书网上是查不到的，这说明它的统计数据本身有问题，其实是不真实的。很多重罪尤其影响大的，外界是查不到的。”

她介绍说，随着人权的发展，刑法的趋势对于重罪加重惩罚，但是对于轻罪减轻处罚，比如交罚金，或者到社区做免费服务，来代替刑罚的处罚，一个是他的危害性比较小，另外他主观恶行比较小，他才属于轻罪。中共这种刑罚的泛化，和人家这种轻罪完全是两码事。是惩治老百姓的方式，而不是对于民众权利的一个保障。

“在国外，只要不是重恶性犯罪，就是重罪他也可以保释出来。在中国是能捕就捕，能批就批。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了，它能关押它就关押，比如说法轮功案件，纯粹是因为信仰关人家，没有任何的社会危害性，但是它就把人关到看守所里，还不给办取保候审。

“中共的教材刑法就是强调打击犯罪，其实刑法是为了限制国家的刑罚权，是罪刑法定原则，所以它的目的和全世界都不一样。而且它这种非人性的、违反人权的株连，它是把刑法用来打击老百姓，而不是为了保障人权。

“中国的第一部刑法是79年刑法，也就是在1979年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刑法，那么之前它是怎么做的呢？就是通过一些文件来给人判死刑，‘文革’说打死就打死的，根本没有任何程序保障，这在世界上是很荒唐的。”

司法倒退 道德败坏 犯罪激增

中共最高法公布的2024年上半年司法审判工作主要数据显示：刑事一审案件呈现增长态势，受理刑事一审案件59.1万件，同比增长6.16%。其中，只有危险驾驶罪案件同比下降12.93%。

侵犯财产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案件同比分别增长23.48%和9.8%，其中盗窃罪、诈骗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等犯罪收案增长；线上“隔空猥亵”、线上诱骗线下性侵等涉网性侵案件增加，强制猥亵、侮辱罪案件一审收案同比增长20.07%；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骗取出口退税罪案件一审收案同比分别增长190%、48.15%。

近期上海一位女律师发抖音表示，刑事案件的收案和判决数量是越来越高了，总感觉刑事打击扩大化。“明明是经济纠纷的被抓起来了，明明是可以行政处罚的也给抓起来了。有些人先经历行政处罚交完钱以为没事了，交完钱过段时间也给抓起来了。”

她并质疑，2024上半年，检察环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率已经超过了90%，量刑建议采纳率为99%。在如此之高的认罪认罚适用率的背后，究竟有多少是“自愿”的？

网民表示，“这样公检法可以坐地分赃，哪管百姓死活。”“基层，以刑化债；高层，以刑治国。”“土匪当家，想抓就抓！”“一贯做法，要你钱，要你命，还要搞臭你。”“四亿人口，不抓行吗？”“亡国末世，乱世重典！”

之所以1999年以来犯罪率在上升，李玉清认为，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政府官员其实是起一个表率作用的，政府官员尤其是司法的公正是整个社会正常化的核心。司法不公正，也就是说官员不能公正审理，那么社会道德完全沦丧，官员也越来越腐败，这几年道德败坏，已经下滑得非常厉害了。

“99年前后确实是一个分水岭。之前中国也开始搞司法改革，讨论司法独立、司法公开化呀，当时法学界推动的很多，包括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国际接轨、公检法的相互制衡啊，律师的辩护制度。但是99年之后，中国的司法又开始倒退开了。”她说。

“中共已经到了末世了”

大陆董律师告诉大纪元记者，确实感受到这几年的刑事案件比较多。明显地是在言论上，包括一些民间的维权，比如说跟开发商之间的矛盾，本来这都是经济纠纷，或者是治安就可以处理的。官商勾结，以所谓的群体性事件为由，利用公权力把另一方抓了，这种很多，跟腐败也有关系。

他分析认为，是因为国内的经济形势不好，各行各业都存在了各种矛盾，维权的比较多。中共在大的维稳前提下，所谓乱世用刑典，很多事情就以简单地以抓、判来震慑民间这些维权的人。

“正常的人都知道，矛盾是需要解决的，而不是靠镇压就能解决的。但是中共的思维一直就是镇压，它从来不跟你谈判，它不想解决问题，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问题。所以它很多方面就选择用简单粗暴的方式。”

他举例说，像危险驾驶这类，本来喝酒在中国文化里面，前些年是没有酒驾这个犯罪的。“他们没有很好的办法，或者说根本没有能力来治理。所以就简单粗暴，用判刑来震慑。实际上对某些特权的人来说，还是起不到作用。”

有一次，董律师去四川办案，一个派出所所长，晚上喝了至少半斤酒，完全符合醉驾，还亲自开着车送人。“所以说刑罚这种东西，也就是对普通老百姓起到震慑作用，根本不可能很有效地来解决这个问题。再说有些根本不需要用刑罚来解决。”

董律师说，“本来中共就没有执政能力。从胡温时代他们就在讲提高执政能力，这都十多年了，说明他们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各地都是简单粗暴地对待维权人士、不同的异见者，滥用寻衅滋事等罪名。一个是它本身的腐败、无能。再一个，加上社会的矛盾，经济的危机，导致一些刑事案件激增。真的是到了乱世了，中共已经到了末世了。”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9/3/n1432359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