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老虎”被捕 曾两度进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中共最高检察院12月4日消息称，中共全国人大原常委、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台盟中央原常务副主席李钺锋涉嫌受贿一案，调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最高检以涉嫌受贿罪对李钺锋作出逮捕决定。
今年3月23日，时任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李钺锋被查。
财新网报导标题突出李钺锋是“民主党派正部级”，是中共十八大后被查的最高级别民主党派领导人；上观新闻则称之为“民主党派老虎”。
10月11日，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了李钺锋被作党纪政务处分并移送司法的消息。官方通报指李钺锋存在的问题包括“违反组织要求，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以及长期投机钻营，大搞新型腐败、隐性腐败，以“放贷收息”等隐蔽方式大肆敛财，等等。
通报称，李钺锋行为已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
公开资料显示，李钺锋现年66岁（1958年7月出生），是台湾籍重庆人（台湾中坜人，生于重庆渝中）。他曾在律师行业18年，担任检察官后升至重庆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再以民主党派身份成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进而成为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成为正部级高官。
据财新网报导，李钺锋于2006年3月至7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2014年9月至11月再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培训班学习。
作为中共官场的极少数，民主党派官员落马并不多见。
李钺锋曾两度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官方通报其“违反组织要求”，并对其做出“党纪”处分，引人关注。
中共八大民主党派被讽“卫星党”“花瓶党”
台盟的全称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是中共建政之前由台湾共产党创始人谢雪红在香港创立的。中共建政之后成为八大民主党派中的最末一个。
所谓“中国民主党派”是指中国境内八大民主党派，包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它们事实上都是中共中央统战部的“直属单位”。
中共历来宣称，其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所谓“新型政党制度”。但外界早有评论，这几个民主党派其实连橡皮图章都算不上，最多是花瓶。
大纪元撰稿人林辉则在文章中指出，说好听点是参政党的这八个政党，在中共一党专制下，无疑只是花瓶而已，因此它们又被称为“卫星党”。
在“知乎”一个有关“成为中国民主党派人士是什么体验？”的提问帖子回复中，一名自称民主建国会会员的网民“荀子”称，进入民主党派，基本上就是各种被开会，被宣传，在政治上没什么话语权，只在自己的行业里占有一席之地。“追求民主自由的亲们还是另辟蹊径吧！”
网民范西迪的跟帖则说：“普通的中国民主党派人士做的事情，不外乎会上狂拍手，会下灌白酒。”
“交叉党员”内幕被曝光 台盟历任“盟长”均是中共党员
自由亚洲电台专栏作家高新12月2日撰文介绍了中共有“交叉党员”的内幕。
高新说，曾因为自己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和北京市委主委的“党外干部”身份混上了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的于鲁明居然是个共产党员，而且被中共统战部安排到农工党担任北京市副主任委要职前，还当过中共基层单位的党委副书记。
高新推测，李钺锋在担任台盟重庆市主委之前，可能已加入中共党组织。而该盟的历任盟长（指台盟中央主席，下同）全都是中共党员。其创始人谢雪红本人就是台湾共产党创始人和中共党员。其第二任盟长蔡啸是“老红军”出身，参加中共的时间是1939年1月。
第三任盟长苏子衡是在1928年1月被中共旅日总部仙台支部书记庞大恩收纳为共产党员的，庞大恩当时也是就读仙台东北帝国大学的留学生。
第四任盟长林盛中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读台湾大学地质系时就秘密加入了中共在台地下党，日后从美国完成博士学业后未回台湾。而他的中共党员身份是在他去世后才对外公开的。
第五任盟长叫蔡子民，1946年在上海出任台湾旅沪同乡会总干事的同时，秘密加入中共地下党，后于1949年7月被党组织安排加入台盟。
第六任盟长张克辉也是早年在台湾成为中共地下党成员的。第七任盟长就是高新12月2日文章中介绍的在关键时刻成功让李钺锋晋升正部长级的林文漪。
高新表示，林文漪的公开简历中并未提及其入党经历，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的一位人士回忆说，林文漪肯定是在留英之前就在清华大学加入了中共。
至于第八任，也就是现任盟长苏辉也是早在1984年就加入了中共，因为“党的统战工作需要”又加入台盟，2012年12月由普通盟员直接升任中央委员会专职副主席。
2017年年底，大陆新媒体“政知圈”刊登了《父女相隔38年先后当选主席“双重党籍”引关注》一文，说民主党派成员兼具中共党员身份成为交叉党员，曾是50年代民主党派内部的争议话题。但在公开资料中，1990年代以后，这个问题几乎没有人提起。
该文说，中国8个民主党派的成员总数不及中共党员的1%，而这不到1%的人群中，还包括一些拥有“共产党员”和“民主党派”双重党籍的人士，即“交叉党员”。“交叉党员”分为两种，一种由中共委派，共产党员“协助”民主党派工作；另一种则是有部分民主党派人士申请加入中共。
八大民主党派中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于2002年作出的会员统计数字中披露，该会的“交叉党（会）员比例是百分之六”。
高新表示，中共政协规定，在计算各级政协的委员和常委里的中共和非中共比例时，所有“交叉党员”一律计算入非中共人士。而且所有中共民主党派的中央和地方常设领导机关里，都有中共的党支部存在。因为除了这些党派的领导人可能是交叉党员，更因为这些党派的中央和地方领导机关里的工作人员全都是中央和地方统战部直接安排进去的，大部分都是中共党员。
高新直言这很荒唐。
“卫星党”早期领导人在政治运动中惨遭迫害
大纪元撰稿人林辉此前表示，这些“卫星党”在中共建政前后为中共实施统战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它们却在中共掀起的政治风暴中不能幸免。特别是在文革中，包括大批民主党派高官、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的头面人物，非党高级知识分子等都被抄家、被揪斗，甚至遭迫害致死。
如章乃器是经济学家，也是民建创始人之一，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经常性地批斗；文革爆发后，章乃器惨遭酷刑折磨，被剥夺了几乎所有财产。民建主席孙起孟在文革中被关在秦城监狱八年，其三个子女也吃了不少苦头。
1957年“反右”运动中，时任交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的章伯钧，成为中共迄今为止都没有“平反”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曾任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副主席的罗隆基，经历反右运动，于1965年郁郁而终。
民主党派高官被中共迫害或迫害致死的还有许多。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12/5/n14384954.ht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