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中正一生，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两个头功，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居住家园”和复兴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头功其一，蒋中正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领导了伟大的民族抗日战争，历时14年，取得最后胜利，捍卫了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这是捍卫了中国人的“居住家园”。

头功其二，蒋中正作为中华民国总统，在台湾领导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历时二十余年，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将台湾构建成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高地——这是在台湾复兴了中国民族的“精神家园”。

对于头功其一，国人知之甚多，本文不再赘言；而对于头功其二，国人则知之甚少。有鉴于此，本文将重点落墨于头功其二，对其来龙去脉作出呈现。

蒋公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由于中共多年来对蒋公的妖魔化抹黑，大陆人对他的印象比较糟糕，中性直观的评价也就是“一价武夫”而已。殊不知，蒋公对中华传统文化颇有研学，情有独钟，这从他的三次改名之举便清晰可见。

第一次改名是给自己改名。

蒋公的原名叫瑞元，曾用名志清，后定格于名公，字介石。 “公”和“介石”都是来源于《易经》。‌

《易经》的豫卦六二爻辞：“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像》曰：‘不终日贞吉’，以公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人应该像石头一样坚贞，但不能长久地坚持刚硬，要懂得适时变通，这样才能吉祥。蒋公的名字不仅反映了他对《易经》的研究和理解，也体现了他对个人品德和行为的期望与坚守。

第二次改名是给一座山改名。

台北北面有座阳明山，原先叫作草山，因茅草丛生而得名。1949年，只因为蒋公退守台湾后，选择这里做了官邸，便用他十分崇拜的明朝大儒王阳明的名字改叫“阳明山”了，这里的公园也改称“阳明山公园”。

要问蒋公对王阳明崇拜到什么度？从他的下面这段自白，我们便可以一览无余了。他说：“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我是自18岁，从读顾葆性先生时候起就开始研究的；以后50年来，更曾经读了再读，研究了再研究，他的《传习录》与《大学问》这两个小册子，真是使得我百读不倦，心向神驰，不知其乐之所止。”

从蒋公这段话不难看出，他对王阳明的学问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如果俩个人能生在同一朝代，想必蒋公一定会拜师王门，成为王阳明的得意真传弟子。

第三次是给台湾道路改名。

为了培植台湾的传统文化，蒋公煞费苦心，将传统文化平铺在了城市的路面上。台北市区几条东西向的主干道被他重新命名，从北往南依次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此外还有四维、八德之类出自于四书五经的路名。

从相关文献和蒋公日记来看，他很早就接触宋明儒学，不仅笃信不疑，还身体力行，常以“存天理，灭人欲”自律。蒋公年轻时在其日记中“一日三省吾身”。传统文化对蒋公影响极大，他认为“中国的经书实为民族精神、民族德艺和民族哲理所寄托”。

1959年，蒋公在台北订正《科学的学庸》，对《大学》、《中庸》进行解读。他认为“《大学》这部书，将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罗无遗，发挥尽致”。这颇能代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洞解。

虽然蒋公中年后皈依基督教，但观其一生，其主体思想始终是以中国道统文化为根基的。他尝自诩“以服膺和承继儒家道统为己任”，殚精竭思，知行合一。为此，蒋公在台湾发起了影响深远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直到临终还念念不忘，在遗言中，把“文化复兴”的宏愿传给了蒋经国。

蒋公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始末中华民国政府退守台湾后，凭借着海峡这道天赐屏障，得以偏安一寓。1950年3月1日，蒋公正式复任中华民国总统。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共暂时无力犯台，国共隔海分治的局面基本定型。

进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的经济社会已趋于稳定。在1952年国民党第七次全体代表大会上，蒋公把“保卫中国文化”、“实行民主宪政”、“平均社会财富”作为“光复大陆”基地建设的工作重点。然而，要完成“光复大陆”大业，国民政府面临诸多挑战与困扰。

蒋公认为，反思在大陆失利的原因，不仅是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失败，而且是思想、文化、教育方面的惨败。而丧失了民族自信和精神，是重要原因之一。而欲重振民族自信，则必先培植民族文化。

蒋公看到，台湾经历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统治，日本在台推行“皇民化”，取消汉语教育，废除汉文报纸，要求改日本姓氏，台湾人因而对中华文化渐行渐远。日本殖民文化对台湾民众危害巨大，使得台湾民众文化心理失去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

抗战胜利，光复台湾。可惜因“二二八”事件，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台湾人口分裂为“台湾人”和“外省人”两大阵营，双方有着一定的敌意。一些“台独分子”趁火打劫，将政治矛盾放大为文化和种族冲突，说什么“台湾与大陆分离太久，文化习俗不同，已不同于中国人”等等。此时，岛内也冒出了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西化派，一场“中西文化论战”闹得不可开交。

恰逢此时，从大陆传来了“文化大革命” 的重磅坏消息！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遵照毛泽东指示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红卫兵四处打砸抢烧，一场中华文化的灭顶之灾山雨已来，中华文化面临空前浩劫。

破四旧的急先锋主力是红卫兵，后来迅速扩展到全民。他们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成“反修路”、“东风商店”、“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上街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烧戏装、道具；冲击寺院道观，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砸毁文化古迹，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

新华社对此大声喝采，进行了连续歌颂性报导；《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文化教育界的知识分子在劫难逃，几乎无一幸免。批斗、抄家、关牛棚、下放劳动改造，迫害致死多少人，至今无法统计。当炎帝、孔子、舜帝、仓颉等等，中华民族列祖列宗的陵墓被毁的消息传到台湾后，台湾文化界人士痛哭流涕，民众上街游行抗议……

为了保护中华文化，并与中共的文革分庭抗礼，几乎与共匪文革同时，蒋公拍案而起，在台湾发起了“复兴中华文化运动”。

1966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55周年国庆暨辛亥革命纪念日，蒋公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对中华传统文化在共匪大陆的未来命运忧心如焚，他大声疾呼：“凡是一个民族之存亡消长，全视其传统文化之优劣文野而定。如其优秀文化，一旦毁灭，则民族精神，随之丧失，而整个民族，亦等于名存实亡！我中华民族之所以可大可久，历五千年而不坠者，就是其文化能绵延不绝，永恒保持，并随其时代而进步，所以他能发扬光大，历久弥新……如今日毛贼之红卫兵，必欲毁灭我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为其目标的思想行动。”

蒋公在文告的最后强调：“只有我们实现三民主义，维护历史文化、保卫人权自由、反共复国的战争，获得全面胜利，而后方得相与世界各国、共同卫护国际的和平与安全！这就是我们军民一体不可摇的信念，这就是我们继承辛亥革命、保卫民族文化正史于不坠的责任。”

1966年11月，孙科、陈立夫、孔德成等1500人联署上书，倡议以每年11月12日（国父孙中山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得到蒋公首肯。

要唱戏，先搭台。1967年7月，蒋公倡导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简称“文复会”）， 并亲自担任总会长坐镇指挥。在蒋公督导下，文复会创建了众多专门机构和委员会，比如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文艺研究促进委员会、中国科学与文明编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与发明奖助委员会、国剧推行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各司其职，执行文化复兴的具体工作。

文复会创建之初，蒋公事必躬亲，全力推动传统文化复兴。蒋公自言：“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不仅为三民主义革命文化之建设运动，亦为凭借我民族传统之人本精神和伦理观念，来唤醒这一代人的理性与良知。”

学术出版促进委员会负责整理出版古代思想典籍，向年轻一代普及学术精华，前后出版了大量中国古籍书目，比如《周易今注今译》、《老子今注今译》、《诗经今注今译》、《孟子今注今译》等，还有《白话史记》、《白话资治通鉴》等等。

负责伦理道德发扬工作的，是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发起了“复兴中华文化青年实践运动”，制订出《国民生活须知》，对人们的衣食住行诸多生活方面提出基本要求，以期弘扬礼仪之邦的文明。经过修订的《国民礼仪范例》1970年正式颁行，把对青年的培养目标扩展为全社会的生活理想。

亡国必先亡其史。日本占据时期，台湾的学校禁读中国史。为了增强民族认同和民族自信，蒋公非常重视国文和历史教育，他指示：“国文是一国文化的根基，无论学习文科和理科的学生，都要特别注意。”学校坚持“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并重政策，中小学校国文、历史及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至少占了一半。各级学校都必须开设《生活与伦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等课程；重视学生的古文训练和传统文化的熏陶。蒋公给各个学校的共同校训几乎都是“礼义廉耻”。

1969年，为了办好祭孔大典，蒋公请专家学者考探古礼，设计礼官服饰。历史博物馆馆长王宇清详细说明祭孔大典新设计的祭服，这件祭服颇有齐鲁古风。而过去有些地方主祭官穿着西装现身，均被视为离经叛道之举。

在文革后期的1974年，中共开始了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孔子的儒家学说，打成“反动派的文化”。蒋公为了反抗中共对孔子学说的打压，在台湾成立了以维护孔子学说为使命的“孔孟学会”；随后又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办校宗旨，成立了“中国文化大学”。

1975年4月5日蒋公逝世，其遗嘱如下：“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蒋公带着他光复大陆的梦想走了，复兴民族文化大业的接力棒交到了蒋经国之手。

蒋经国成长过程中受蒋公影响极大，蒋公一再指导蒋经国要读好四书，尤其要读好《孟子》、《曾文正公家书》、王阳明全集等。蒋经国因此注重传统文化的研习，对自己过去在苏联所受的思想毒害作清算。

蒋经国曾回忆说：“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国藩家书》，也甚为重视。”又说：“平常我写信去问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参阅。”

蒋公辞世后，子承父业，其子蒋经国承前启后，文化复兴运动后继有人。蒋经国将父亲去世的4月定为“教孝月”。百善孝为先，通过宏扬孝道，由孝亲而推广为爱人，以至于爱国爱民族，促进家庭的和睦与社会的和谐，“使世界人类认识我们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鼓舞群伦，相与为善。”

在蒋经国的推动下，文复会于1986年提出《现代国民生活纲要》，发动现代国民生活运动，针对物质主义对人精神生活的侵蚀，重点推行“孝悌、勤俭、礼节与秩序”等传统美德，希望借此使人们确立生活准则，注意身心修持，重视家庭伦理，增进社会和谐。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蒋经国去世，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告一段落。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硕果累累

蒋公发起推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取得如下历史性成果：

其一，在台湾彻底清除了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全面恢复了中华传统文化。一扫岛内民众心中压抑半个世纪亡国灭种的阴霾，极大增强了民众的民族自信。

其二，为台湾几代人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在岛上培植出丰富的民族文化土壤。在台湾，不但每年孔子诞辰要在孔庙举行祭祀大典，每逢传统节日，社会名流均要举办诗歌雅集；即使普通百姓，酒酣耳热之时还常常吟诗唱和。

其三，在文化复兴运动中，台湾史学界规范了一套中华道统的传承论述，指中国历史的正统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而蒋公即是这个道统的当代衣钵传人。这也是他向海内外中国人进行政治号召权柄的合法来源。这一表述，彻底把“外来势力”中共，撇清于中华民族历史之外。

其四，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包容性极强的优秀文化。有了发达的传统文化为精神资源，融合西方民主政治的模式，使得台湾政治以极小的代价，完成了现代民主转型。同时，传统文化也不排斥时尚文化，著名的“十大工程”建设时期，为台湾现代化基本设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五，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对台湾学者与青年也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由于鼓励文化寻根精神，台湾的学术、文学与艺术等领域中出现了不少洋溢着民族热情的佳作。学者徐复观、牟宗三等人发表《中华文化宣言》，强调中华文化不但不应放弃，而是应该再造，以提供全人类新的精神指引；颜元叔教授出版了《民族主义文学》；林怀民创立云门舞集，直言要跳出具有传统格调的中国现代舞蹈；来台留学的马来西亚华侨温瑞安创办《神州诗社》；充满活力的文化人高信疆推动《龙族诗刊》等等。可以说，在大陆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台湾出现了一个复兴中华文化的高潮。

其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种文化育一种民。看不见的是文化，看的见的是民风。凡去过台湾旅游人大陆客，都对台湾淳厚的民风印象深刻，赞赏有加。比如说在台湾问个路吧，那叫一个认真负责，他恨不能把你送到目的地才算放心。台湾人的这个做法，让大陆人吃惊不小。其实，那正是中共到来前所有中国人的样子啊！

正是基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今日台湾，是全球华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高地；是全球华人民主自由的灯塔；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礼仪之邦的传承与缩影；是全球华人的骄傲与荣耀！

结语

在中国大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殁于十年文革浩劫，中共成全了外来文化——“党文化”的一统大陆。近十四亿大陆人痛失“精神家园”，沦落为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血脉断裂的“无根人”，成为“民族精神异化症患者”。

在中国台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盛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一扫日本殖民文化的阴霾。两千多万台湾同胞喜获“精神家园”，他们是真正与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相连的炎黄子孙。

蒋公一生，为中华民族立下的第一个头功，是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居住家园”。然而，1949年大陆不幸落入中共之手，中共把大陆搞成了绑架、囚禁、杀害、盘剥、欺骗中国人的集中营和大监狱。

蒋公一生，为中华民族立下的第二个头功，是在台湾复兴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台湾是当今地球上仅存的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一方净土。

中共是中华民族的公敌，对台湾羡慕、妒嫉、恨，频频军演，虎视眈眈。共匪犯台之日，或许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一方净土失守之时。有鉴于此，全球华人都应该对中共犯台野心保持高度警惕。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12/23/n1439598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