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再传集体降薪
路透社1月14日报导，中共当局将削减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员工薪资，降幅约为50%，降薪后三大监管部门薪酬水平，预计将与公务员薪酬看齐。
金融行业的降薪已经经历了数轮，降薪使这个行业的风光不再，甚至被嘲讽为“金融老鼠”（finance rat）。也有不少人因此转行，自2022年底以来，广义金融行业员工人数已减少近15,000人，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下去。
在金融监管机构大幅减薪正值中国经济放缓之际，与此同时，当局一直在寻求刺激消费来重振放缓的经济，公务员本月初意外加薪，平均月薪增加约500元。
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研究员王国臣对大纪元表示，削减金融机构的薪资也不是第一次了。这反映出习近平的一个认知，他认为银行大概就是借钱跟存款的，并不需要太多的薪水。
王国臣表示，中国金融业的薪水以前是很高的，尤其是高层，主要原因是炒作房地产或一些金融商品。习近平打压房地产、金融衍生品、股票的时候，这些人的获利就有限了。
“公务人员之所以加薪，是去年10月份的地方置换债有关，他觉得地方政府财政应该稍微得到缓解，可以补足之前公务员的减薪。如果公务员都不高兴了，中共政权就会更不稳，同时也希望能够鼓励内需市场或消费。”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Wong）（黄大卫授权）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Wong）对大纪元表示，北京当局在经济增速放缓，财政压力加大背景下，对金融业降薪跟清洗，不仅是经济政策调整，更是政治上的管理手段。
他认为，首先北京觉得金融是国家核心资源，必须牢牢控制在党的手里。通过大幅度降薪，迫使金融从业人员放弃市场化的高薪文化，将金融系统变成党管金融的工具；其次，北京的金融监管部门长期以来由西方经济学技术官僚以及市场化经济的精英主导，降薪背后也是在打击市场派，清除西方经济学的政治信号。
“公职人员加薪与金融业降薪形成对比，说明当局希望缩小体制内外的收入差距，推动意识形态一致化。”
不停歇的金融反腐
自2021年8月以来，中共当局提出了所谓“共同富裕”，这个说法还被写进在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报告中。
之后包括房地产、教辅、电子游戏、娱乐行业及互联网巨头等等，都遭到了整顿和打击，均以“共同富裕”之名。
在房地产、教辅行业先后成为靶子后，医疗腐败成为重点关注领域，当局试图用反腐来转移社会矛盾。
但与医疗反腐草草收场相比，中共对金融领域的反腐，不断扩大与加深，到现在还没有停止。
根据中共的国家监委网站不完全统计，2022年金融系统接受审查的干部70余名，2023年达到101人，2024年至少有97人被查。
根据《华尔街日报》统计，自2022年以来，当局已对五百多名金融界人士展开调查，其中包括监管机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人员。有些人已经退休多年。
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臣。（王国臣授权）
王国臣表示，按照习的个性，他有这么大的权力当然要时不时整肃一下。他需要金融专业人才来处理金融问题，可又担心他们会结党，威胁到他的政权。就变成有保有压，这是习近平标准的个性，叫做既要、又要、还要，既要有专业能力，又能够忠心做事，可是这怎么可能呢？
“金融反腐我们也有盘点” ，王国臣说，除了被抓、被起诉之外，同时也安排国有大银行有经验的副行长，去地方当主管金融的副省长或副市长，现在大概有17人。其中还有三人调任到中央当部长，变成行长和政府职位互换，形成独特的金融官僚体制。
“但习认为金融是虚的，也没有打算真的去提拔他们的地位，事实上他们有个天花板上线，进入不了所谓的政治局。”
《华尔街日报》引用专家的话说，习近平的金融反腐行动往往更多的是瓦解权力网络，并警告谁才是真正的掌权者。被清洗银行家的继任者往往缺乏西方经验，他们是因为政治可靠而得到提拔。
“如果你调查一个人过去20年的行为，你真的能找到一个完全清白的人吗？”一位前外资银行中国高管表示，“这是选择性执法，这是政治。”
黄大卫表示，选择性执法本质是政治清洗，“被清洗的大部分金融高管，都属于过去学习西方经济学、崇尚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既得利益群体。现在新提拔的背景都以党校为主，比较遵从社会主义经济学，听话、能力低下但政治上可靠，这种人对于高层的依附更加彻底。”
黄大卫指出，金融行业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权力，同时非常专业化。对北京来说，它既有技术上的复杂性，与各行各业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政权的稳定仅次于军队和宣传，所以北京把它看得比其它都重要。
“目前北京通过清洗旧有势力的网络和裙带关系，确保整个金融服务业向党需要的地方流动，避免出现割据权力的金融寡头，威胁到中央权力。”
去西方化
中国金融行业最初的设计是对标西方的行业标准，但中共党魁则认为，金融业过于注重自身利润，应该服务于共产党和国家的需要，而不是银行家及其客户的利益。
王国臣表示，习的目的就是金融的这些人不要去炒作，乖乖的去做好放贷、专心处理金融风险就好了，再多的习都不要。
“在胡时代或习早期，还强调金融科技创新，现在很久没听到这个名词了。他没有把金融当作是国家发展的重点行业，只想去发展制造业。”
黄大卫表示，北京对金融行业的核心理念是，金融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党和国家利益服务。但这两者又不是实体，主要是把所有的实权都归向一人一中心。
“金融行业长期以来受到国际金融规则、市场化的逻辑和经济规律的影响，这与天斗与地斗的革命思想相违背，尤其与领导人的想法相违背，领导人希望改变经济规律，改变市场规律。”
黄大卫表示，清洗那些市场派和西方经济学院派，是为了削弱了西方的影响，让金融系统更加愚钝并具有绝对的政治忠诚；北京同时也担忧，当金融放开和资本缺乏管理的时候，会令中国萌生一些跟中央职权对抗的金融寡头或者金融势力；通过对金融的管理权、决策权、日常运营权的高度统一集中化，北京可以更有效控制从国有资本到市场资本每一分钱的流向，避免资本外流或金融风险问题。
“北京也想改变金融规则，创造社会主义金融规律。未来经济的崩溃，它也可以重新创造以一个新名词去解释，只要牢牢把握定义繁荣和增长的定义，就可以任意塑造金融规则。”
最终会走向失败
《华尔街日报》报导说，许多经济学家和银行家担心，此次调整将抑制推动中国经济的活力，因为金融家和监管机构将变得更加保守。
中国正面临复杂的金融风险，需要精密的监管，包括如何处理数万亿美元的地方政府账外债务，以及如何消化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积累的房地产市场不良贷款，而与此同时，中国还在失去拥有国际经验和技术知识的银行家和监管者。
几位经济学家表示，过去，中国监管机构经常征求经济学家的意见，包括那些为外资银行工作的经济学家。他们的建议并不总是被采纳，但会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说，这种双向沟通已经变得罕见。
王国臣表示，习近平太低估金融对于产业创新的功用，所以整个中国大陆的新创产业也在明显萎缩，对高科技发展当然会造成非常大的冲击。
“未来中国金融业可能变得很简单，就像满清时代的山西乔家大院，就是个买卖而已，你不需要钱就存在我这边，你需要钱我借你钱。他认为银行就是借贷而已，不会有金融创新。”
黄大卫认为，未来中国的金融行业，可能出现以下的几种情况。
第一，越来越体制化、红色化，强调政治忠诚，用党的利益代替国家跟民族利益。劣币驱逐良币，低效低能力的人代替高能力的人。具有国际化经验和专业的技术人才，会远离管理层、远离中国。
第二，整个金融创新与金融开放将严格受到限制，就像中国互联网一样。由于担心风险跟资本外流，金融政策变得更加封闭保守。
第三，与国际金融市场进一步的脱钩，北京一直推行所谓的去美元化跟人民币国际化，最终结果反而是让人民币跟中国经济隔离于世界市场。
第四，风险的规避变得非常困难，引发新的金融危机。
黄大卫表示，总而言之，最终结果会导致真正有文化、真正懂经济的人就离开管理岗位，金融创新几乎停滞不前。与毛泽东除四害、文革、大跃进相似，它最终会走向失败。不单只会障碍金融创新、金融发展，进一步令整个经济难以增长，甚至是退步。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5/1/15/n14414351.ht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