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建筑行业30年的郑刚对政府进行土地、农田、山林及房屋的征收的运作模式十分了解。他表示，土地财富的分配明显向有权势的中共官员倾斜，而老百姓则成为主要受害群体。
官员通过测绘数据作假 虚报赔偿款获取暴利
回忆起自己2000年在深圳某乡村参与的一次土地征收，郑刚表示，当时国土局领导直接要求测绘人员按照政府需求提供数据，而非实际测量结果。例如，农民每亩地的征收补偿款本应为一万元（人民币，下同），但经过市、县、镇乃至村级层层截留后，农民实际到手的补贴仅为四千元。
此外，官员还利用农民缺乏专业知识的弱点，通过测绘数据作假攫取利益。他举例说，原本测绘得出的征收土地面积为一千亩，但官员要求只上报七百亩，剩余三百亩则被私下瓜分。
除了谎报面积，官员还利用虚报赔偿款的方式贪污。2017年，郑刚在湖南郴州汝城县热水镇修筑一条二级公路，征用当地农民的土地。当时官员与农民协商的补偿标准是2元/平方米。然而，郑刚发现，县政府报账时，补偿价格被提高至22元/平方米。这笔征收总额达到数百万元的款项，最终分配到农民手中的仅为二十多万元，而县政府及相关官员私吞了大部分补偿金，并按照职位高低进行分配。
“我当时也懵了，我就问这个国土局的官员怎么回事，他叫我不要作声，不要管闲事。结果后来我才知道，出了二十二块钱一平米的价格，总共是十万平米吧，给了县政府去报这个帐。结果分到老百姓手里，也就二十几万，中间差价十八万，从县政府开始，有审批权的，包括县委书记，到国土局的局长，还有到下面的县、村、镇这些领导，都把它瓜分了，只是看个人的职位高低来分这个比例而已。”
在一些项目中，官员则直接侵吞征收款。在长沙市的一个市政道路征收项目中，政府的补偿总额为2.2亿元，应分配给102户被征收家庭。按照计算，每户平均应获得约二百万元的赔偿。然而，据郑刚了解，除了个别与村干部有关系的家庭能获得最高一百二十万元外，绝大多数家庭只拿到了七八十万元。就是说政府补偿的二亿二千万元中，实际发放到居民手中的不到一亿元，其余的一亿多元则被官员贪污。
而被征收户虽然心知肚明，但由于害怕报复，没有人敢公开抗争，这也让郑刚感到极度绝望。
郑刚（右一）当年在施工地的档案照。（郑刚提供）
土地财政制度设计 使官员能大肆敛财长期观察后，郑刚发现，土地财政在制度设计上本就存在漏洞，给了官员操控空间，使他们能轻易获取巨大利益。他举例指，曾经有一家国营工厂因政策原因被权贵整治倒闭，随后被某些权贵以极低价格收购。
“本来他们还可以马马虎虎还能生存下去，但是被整倒闭了，整破产了，然后权贵官员（安排的人去收购这个厂子）。以很便宜的价格收购，因为是工业用地。收购过来以后，他们把它转成了商业用地，光是工业用地转商业用地，这个资产就翻了几倍，翻了五六倍。”这些额外增值的部分则被掌握审批权的官员私吞。
郑刚与行业内人士多次探讨后得出结论：官员能够在土地征收中大肆敛财，根本问题在于中共制度。他认为，中国的大基建和土地征收，最终都演变成权力分配财富的过程。在这种制度下，掌权者如同强盗，而百姓则无法抗衡，这才是腐败无法根除的根本原因。
郑刚：“就像一个强盗来给大家分配财富，没有任何人能制住、管理这个强盗，你说这个强盗会怎么分？共产党就是这个强盗。所以，根本原因还是制度问题，制度是一切问题的根本。”
近年来，中国各地频繁爆发因土地征收引发的冲突事件，受害者多为农民和小业主。他们的土地以极低的补偿价格被征收，却在转手后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的金矿。
受害者的维权之路异常艰难。由于政府与开发商联手垄断土地市场，农民即使向法院提起诉讼，也难以胜诉。即便有少数案件获得赔偿，补偿金额与实际损失仍相去甚远。此外，当局对媒体报导征地纠纷保持高压审查，使得许多受害者的声音无法传播出去。
中共的土地征收问题已成为社会矛盾的引爆点，地方政府变本加厉敛财，未来恐引发更严重的社会动荡。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5/3/30/n1447032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