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京银行近日宣布退市，十年港股历程就此划下句点。外界分析，盛京的第一大股东是此前退市的恒大，信贷大量流向恒大，形同“资金输血管道”，最终导致财务恶化并由沈阳国资全面接盘。 盛京银行退市背后，折射出中国地方银行普遍存在的房地产风险及政府干预下的治理困境。

“退市仅为续命 而非转型”

盛京银行26日公告，沈阳市国资将以66.52亿元人民币全面收购其余股份，并启动退出香港股市程序。

盛京银行近年财报数据持续下滑。2019年时，该行营收210.1亿元，净利润达54.4亿元，资产规模突破万亿元。然而自2020年以来，营收与净利一路下滑。

2022年营收162亿元，同比下降33.8%；2023年再跌至100.4亿元；2024年更跌破百亿元大关，仅85.8亿元。同期净利润由2019年的54.4亿元骤降至2024年的6.2亿元，仅剩巅峰时期的约一成。

退市前盛京银行港股股价长期低迷，停牌前收报约1.14港元，而其52周最低曾跌至0.55港元，远低于发行价7.56港元。日均成交量仅占已发行股份的0.0025%，流动性近乎冻结，几乎丧失了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

对于国资出手相救，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Wong）对大纪元分析：“国资的出手虽能暂缓市场压力，但本质上是一种续命方式，并非彻底转型。盛京银行在官僚体制中，劣币驱逐良币，市场化能力不足。”

大纪元时评专栏作家王赫则直言，盛京退市其实是“赶在被港交所强制摘牌前，选择自行退市以保留体面”，并认为盛京的困境带有普遍性：“大股东干预、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在中国银行普遍存在。”

金融系统性风险源于中国房地产业危机盛京银行的前身是沈阳市商业银行，是东北地区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城商行。2014年12月，盛京银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如今退场，与中国整体银行业面临的压力密不可分。

东北地区曾有“上市银行F4”，除了盛京银行，尚有锦州银行、九台农商行与哈尔滨银行。但近年来，除哈尔滨银行仍在港股苦苦支撑外，其余三家已相继退市。

据美国财经媒体《Barron’s》报导，中国房地产相关贷款约占银行业总资产的40%。国际惯例下，健康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应低于2%，超过5%则显示出明显压力。

近年来，由恒大开始爆发的房地产危机，持续蔓延。中国房地产开发贷款的不良率在2025年预计攀升至6.4%。

这一风险已在东北提前显现，多家中小银行爆发存贷危机。2024年6月，有40家被并入“辽宁农村商业银行”。《经济学人》报导，这类机构银行的设立目的就是专门处理未能符合监管要求的地方金融机构。

报导中说，中国因缺乏处理银行破产的机制，中共监管机构推动地方财政整并问题银行，以应对系统性风险扩散危机。同年，中共又建立了5家类似的机构以处理相同问题，预计未来还会更多。

路透于2023年底也曾指出，中共地方政府发行创纪录规模的“专项债”，用于向困境中的中小银行注资或购股，显示政府在救援地方金融机构方面采取积极干预措施。

恒大2021年爆资金断链 急售盛京银行股份

此前被摘牌的中国恒大曾经是盛京银行第一大股东，受恒大事件影响，盛京银行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2021年9月底，恒大集团一笔离岸债券利息逾期未付，引起国际震惊，于是急售盛京银行20%股份予沈阳国资，套现约15亿美元。

据英国《金融时报》当时援引一份监管文件中披露，盛京银行要求恒大出售所得净收益必须用于偿还对其欠下的债务。这一安排引发国际债权人担忧“是否构成优待处理”。

北京联合资信评估公司也在报告中警告，该事件揭示盛京银行过度向关联方放贷，且已突破“监管限制”。

王赫形容，恒大利用是盛京大股东的身份“带出大量资金流失，对盛京构成致命打击”，这正是该银行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在此之前，恒大已于2020年底向政府提交信件，坦承其债务涉及全国128家银行与121家非银行机构。盛京银行是其中曝险程度较高的金融机构之一。

王赫进一步指出，盛京银行的退市，正是恒大包袱未解与内部经营问题的结果：“恒大负债2.4万亿元，仅银行贷款部分就估算达七八千亿元。与恒大有牵连的银行，无一能全身而退。”

恒大2016–2018年非常规入股盛京银行盛京银行与恒大的关系可追溯至2016年，后者曾长期控股并深度介入管理，直到2021年急售盛京股份给国资，并于2022年完全退出持股。

恒大曾于2016年和2018年两度大手笔入股盛京，最高持股比例达36%。一家民营房地产企业能控制地方商业银行的现象，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相当罕见，也因此引发了业界和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

大纪元2023年10月引述知情人士报导，引入恒大成为大股东的盛京银行前董事长张玉坤被抓回国。同年10月16日，社交媒体X传出“沈阳盛京银行女行长张玉坤贷款给恒大许加印二千七百多亿，回扣惊人，被抓了”的消息。

与此同时，由沈阳市委、市政府组建的沈阳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盛京金控”，2023年两次增持盛京银行股份，成为盛京银行第一大股东。

时至今日，盛京金控及其一致行动人发起现金要约，收购盛京银行其余全部已发行的港股及内资股。港股要约价为每股1.32港元，内资股要约价为每股1.20元人民币，合计约66.52亿元。

外界批评，在恒大持股期间，盛京银行的信贷资产大规模流向恒大及其关联方，形同成为恒大的“资金输血管道”。

制度性政治干预与地方金融的困局

上述一连串事件反映出中国地方银行治理受政治干预的制度困局。
黄大卫指出，恒大作为盛京第一大股东期间，信贷资产大规模流向恒大及关联方，风险敞口超过1500亿元。虽然国资接手让恒大退出，但深层治理缺陷未能解决。他强调：“这是一场救火式的安排，并不是制度性改革。”

王赫则补充，恒大的巨额债务不可能处理干净，全国多家地方银行都可能因此受牵连：“退市只是表象，真正的挑战在于制度改革。”

路透社分析指出，盛京在恒大时期被批评形同资金输血管道，在国资接手后，又高度依赖地方财政支持。

盛京案例也揭示出中小银行缺乏市场化治理，董事会结构被地方权力左右，专业能力不足。

这些问题并非盛京独有，而是中共制度性政商贪腐所致。2019年包商银行因过度向肖建华的“明天系”旗下公司放贷而倒闭，最终被政府接管。

北京投行香颂资本（Chanson & Co）董事沈萌指出，一些被民营企业控股的中国银行似乎被迫向大股东发放巨额贷款。对于资金需求庞大的中国企业，特别是房地产开发商，持有商业银行股份被视为一种“灵活”的融资方式。

他解释，当市场宽松时，股东可利用银行低成本贷款进行大规模扩张；一旦经营环境收紧，则可能动用银行扩张信贷以自救。

专家们表示，盛京银行退市不仅象征其在资本市场时代的终结，更是中国银行业高杠杆、政商勾连下的缩影。这一事件也让外界再度聚焦恒大集团与盛京纠缠不清的“非常规入股”迷局。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5/8/31/n1458458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