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许多高校引入“非升即走”预聘制度，即与新入职教师约定聘期内须晋升到高一级职称，未达到要求者不再续聘。该制度令高校教师倍感压力。

“‘非升即走’的后劲比我想得要大，离职半年后，我还会梦到监考迟到，这是二级教学事故，可能会让考核不合格，我会从梦里惊醒。”心理学博士张瑾对《三联生活周刊》说。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导，2015年张瑾正式入职珠三角地区一所普通本科学校，成为一名副教授。正好赶上学校实行“非升即走”制度，考核时间是6年，头3年结束后会有中期评估。学院要求她作为第一作者发表3篇SCI论文，也就是发布在国家认可的国际权威期刊名录上；另外一个要求是拿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系列中的“面上项目”（一般项目，即非重点项目）。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数据，202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面上项目通过率约为16%。

工作后，张瑾在科研进展很顺利，从2016年到2022年，一共发表了八九篇国际顶刊论文。但在“面上项目”的申请上反复受挫。入职三年中期考核，她因为没有“面上项目”收到了黄牌警告，学校人事部甚至一度要给她降到助理教授。

“在和‘面上项目’死磕的日子，每次准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申请书（一般称为‘本子’）的时候，都是我工作最焦虑的时间段。”她说，“本子”提交截止日期是每年的3月份，基本在放寒假之前，就要开始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准备。在那两三个月里，她时常忙到晚上11点，每天都焦头烂额。“最大的消耗是心理上的焦虑，我知道这是‘命运攸关’的事情，关乎非升即走，关乎我的职称，但我又很清楚，申请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因为一直处在焦虑状态，张瑾的睡眠变得很差，时常做噩梦，从悬崖或者飞机上掉下去。凌晨3点惊醒，脑子里开始担心申请不通过怎么办？被开除了怎么办？

到2023年3月，她已经连续申请了7年（中间因为产假以及其它活动，考核延长了一年时间），但仍没有拿到。

“我那时候已经绝望了。”她感到这份每年都要被“面上项目”折磨的工作，就像驴子头上挂胡萝卜，无休无止，甚至在磨损她对科研的热爱和兴趣，于是她下定决心选择离开。

据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李奇教授向澎湃新闻表示，“现在是买方市场，青年没有选择，要么接受，要么再见，高校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今年33岁的刘惠丽2021年在北美读完商科博士后，回国入职北京一所985院校任助理教授，然而，她仅干了3年也辞职了。

她告诉《三联生活周刊》，申请博士时，她已经决定毕业后进入高校任教职，主要是看重学校时间上很自由，环境相对宽松。但在实际工作中，她发现，进入相对高层次的高校工作，学校实施严格的“非升即走”制度，没有达到考核指标，就会面临被降职或解聘的风险，大家只能不断“卷”论文和课题。

“一天里，我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科研上，早上8点把小孩子送到幼儿园，就开始工作，中午抓紧时间吃口饭，再投入写论文到下午4点，出门接孩子回家，准备晚饭陪她玩一会，等到8点左右，孩子睡了，我还要继续准备论文，尤其我的大多数合作者都在北美，有时候晚上12点都在开会，一天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是常有的事。”她说。

除了科研，还有教学任务。每个学期大约安排了两到三门课程，一周大约有三天需要授课，一次大课要讲两个半到三个小时。“有课那天，上课加上地铁来回两个小时的通勤，这一天的力气基本上都用光了，只能在讲课前再看看论文，讲过课就只能‘躺平’了。”

不仅如此，寒暑假还要将大把的时间投入到研究里，加上几乎每周都有两三个比较重要的国际会议，慢慢地刘惠丽身体开始吃不消。工作一年多之后，她身上开始有小毛病，查出乳腺结节和内分泌失调。又过一年多，她身体拉响了警报。

她说，“那段时间既有‘本子’，又有论文审稿到截止日期，是我最崩溃的时候，有时要连续熬一个月的大夜，熬得太厉害我就会发烧，心脏也觉得不太舒服。每次看到四五十岁的老师，赶‘本子’也要赶到半夜，我都会想，如果我50岁的时候夜里两三点还在写‘本子’，是不是太悲哀了。”最终，她没有完成6年合同，赔偿了学校3万元离职。

据报导，培养一个博士，大约要投入近10年的时间。然而， 2015年中共开启了建设“双一流”大学和学科的重大战略部署后，一些地方高校追逐升级，大量吸收引进博士学位人才，但严格的“非升即走”制度，促使他们只能不断“卷”论文和课题。并且，部分地方高校将行政工作也强制性分给青年教师等，加重了他们的工作压力。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前院长、期刊中心主任王兆璟表示，2015年到2020年，地方高校青年教师流失情况较为明显。

一位在211高校商学院工作的行政人员也曾向上观新闻表示，教师们都把通过“非升即走”叫做“上岸”。该院六年的考核期里，能成功上岸的只有30%左右的青年教师。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5/10/14/n1461617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