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近现代收藏大家庞莱臣后人捐赠给南京博物院的五件珍贵书画莫名失踪,且其中一件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以高价出现在拍卖会上,引发广泛的热议,南京博物院的自辩漏洞百出,而真相一个一个正在浮出水面。
不过,大陆媒体在质疑南博的同时却无人关注当年庞家为何要“主动捐赠”,毕竟这是一笔庞大的物质和精神资产,完全可以在庞家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而且庞家在中华民国政府时期没有什么捐赠行为,为何却在中共掌握政权后捐出了那么多今天可以用天价形容的藏品呢。显然,这与当年中共发起的一场又一场运动是摆脱不了干系的。
首先当下的人们要了解庞家财富的来历。庞元济(1864年—1949年),字莱臣,号虚斋,浙江湖州南浔人,他的父亲庞云鏳是南浔四大富豪之一。庞莱臣16岁就考中了秀才,但他没有走科举之路,而是继续父业且发扬光大。
从1895年起,庞莱臣与人合资先后开设世经、大纶缫丝厂和通益公纱厂、浔震电灯公司、浙江兴业银行、浙江铁路公司、中国合众水火保险公司、中国银行、正广和汽水公司、苏州纱厂等,经营范围涵盖缫丝、棉纺金融、地产、典当、铁路交通、电力、食品等多个行业。1899年,他在南浔东栅庞宅边建“宜园”,后又在上海与人合资创办龙章机器造纸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在家乡,庞元济更是设医院、办学校、修堤坝、恤孤寡,善名昭彰。也就是说,庞莱臣是民国的一名颇有贡献的实业家、慈善家。也正是有着如此雄厚的财力,庞元济得以收集了宋至清代数以千计的历代名画,包括倪瓒《渔庄秋露图轴》、唐寅《春山伴侣图轴》等历代名迹,其也被誉为“收藏甲于东南”。而且,庞氏收藏以真伪鉴定严谨著称,凡盖“虚斋”印章之作皆受海内外认可。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不仅与张伯驹、张大千、吴湖帆、张葱玉、王季迁齐名,被公认为六大书画收藏大家,而且排名首位也并无多少争议。1915年,庞元济为参加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精心挑选唐代至清代名画81件(其中78件为自己所藏),印行成《中华历代名画记》与画作一起送展,引起极大轰动。
庞莱臣只有一个儿子庞锡宝,但在1936年31岁时病故,留下幼年的庞增和与弟弟庞增祥,他们都是由祖父母抚育成人。后来,庞莱臣将弟弟庞青臣(城)的儿子庞维谨(庞秉礼)过继来作为嗣子。1949年2月,庞莱臣去世,其生前将大部分藏品分给了两个孙子和嗣子,还有一小部分由继室夫人贺明彤保管。无疑,庞家后人靠着祖产,生活应该是无所忧虑的。
然而,令庞家和许多民营企业家没有想到的是,曾信誓旦旦向他们保证经商自由而让他们选择留在大陆的中共,在窃取政权后,却很快变了一副嘴脸。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共为巩固政权,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地主和“镇反”的同时,在城市中也开始了打着“五反”名义的消灭城乡民族企业家的工商改造运动。1952年1月,中共提出了针对企业家的“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2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开,很快掀起了改造“资产阶级”的高潮,其中以上海为第一目标,因为上海作为商业中心,有着众多的企业家。
在这场运动中,工商业者如果上交资产并表示拥护中共,则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则划为“反革命”成为国家的专政对象。其原则就是顺者昌、逆者亡。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们或白天黑夜被叫去“交代问题”,或被带到私设公堂审问,强迫“交代罪行”。在腥风血雨中,企业家、小业主、商贩被迫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也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有吞毒药自杀的,也有跳楼自尽的。
1956年,在“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共又打着“实行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的旗号,开展了强行掠夺私有企业变为国营的工商改造运动。民国赫赫有名的荣氏企业老板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就不得不强颜欢笑,在1956年将祖辈辛苦创下的资产56间纺织、面粉等企业统统上交。时任中共上海市长的陈毅,在大会上将其作为榜样,宣称“荣毅仁是红色资本家”。
起初,中共出于统战需要,让荣毅仁出任上海市副市长、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但其最终仍没逃过中共的铁拳。文革期间,荣毅仁的右手食指被铁柱打断,妻子杨鉴清更是昏死过多次,连他们因患大脑炎而精神有障碍的四女儿智远也未能幸免。
无需怀疑,“五反”和“工商改造”运动自然也波及到庞家。庞家人对于中共的手段应该也是恐惧害怕的,因此在中共官员打着丰富国家博物馆的名义征集知名字画时,也只能选择配合。
在“五反”进行时,1952年秋天,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徐森玉来庞家看画。此次庞家把苏州庞增和的画也运到上海,数目连同上次看过的画,总计约600件,最后徐森玉选择了其中的一些精品收购,价格总共16万余元。同年12月, 庞秉礼、庞增和、庞增祥三人联名将包括著名的宋人朱克柔的缂丝画《莲塘乳鸭图》在内的一批文物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
当然,庞莱臣的收藏也没逃过北京相关官员的关注。1953年,北京方面要求上海送庞莱臣的遗藏目录,当时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在对目录加以研究后即致信徐森玉,点名有23幅画作要征集。据说,对于北京这样“强行征集”,上海文管会觉得没有面子,有的委员甚至表示不满。但郑振铎站在国家文物局的立场上,态度强硬,徐森玉只得让步。如今北京故宫博物院就藏有庞莱臣的收藏。
1953年和1959年,庞增和又向苏州博物馆捐赠文物39种,其中书画34种。是不是“自愿”大家可自行判断。因为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上交”、“捐献”表面上是体现“爱国”情怀,但更多的是为保全性命。
到了1956年公私合营时期,庞增和带着私产进入苏州市沧浪区房管局工作,而其祖父留下的产业的结局,多半也被迫充公了,而真相估计只有庞家后人知晓,笔者并未看到相关资料。
1957年“反右”运动爆发,之后是全民疯狂的“大跃进”。在此期间的1958年11月,庞莱臣的遗孀贺明彤家迎来了一位几十年都不曾往来的表弟郑山尊,加入中共的他代表江苏省文化局希望贺明彤与庞增和能够捐助一部分庞莱臣的旧藏古画。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贺明彤与庞增和应该是不能说“不”也不敢说“不”。于是仅仅相隔2个月,即1959年1月,庞增和就一次性向南京博物院无偿捐赠了137件(套)“虚斋旧藏”古画,这其中五分之四,都成为后来南京博物院的一级藏品,其中最著名的有宋代赵佶《鸲鹆图》、夏圭《灞桥风雪图》、元代黄公望《富春大岭图》、倪云林《枯木竹石图》、吴镇《松泉图》、沈周《东庄图册》、仇英《捣衣图》、文徵明《万壑争流图》等,都是美术史上具有影响和一定地位画家的作品。
1962年12月6日,江苏省政府在苏州召开颁奖大会,授予庞增和奖状,并附上捐赠的137件(套)捐赠文物资料收据及清单。
颁奖大会后,南京博物院继续对庞增和进行动员,这次是以征集的名义。1962年12月至1963年11月,南京博物院向庞增和家征集了11件“虚斋旧藏”古画。上述藏品除了宋徽宗赵佶的一幅《鸲鹆图》出价1万元外,其它几件都以象征性的价格给了南京博物院。此段史料,在南京博物院2009年出版的曾昭燏日记里都有记载。
根据大陆媒体报导,1963年,南京博物院的一位名叫徐沄湫的征集员到苏州拜访庞增和,以开画展为由,向庞增和借了两幅画:一幅是吴镇的《松泉图》轴,另一件是吴历的《仿古山水册页》。徐沄湫称展期三个月后就归还,庞增和也就没有在意。但诡异的是,这次画展没有邀请庞家人前去参观,借走的两件“虚斋旧藏”古画也就此杳无音讯。
1966年文革爆发后,庞增和剩余的藏品被抄没。从其他人的经历看,想必庞家人在文革中的日子也不好过。
就拿那个替中共效力,多方购买征集文物的徐森玉在文革的经历为例,他不仅被列入上海“十大反动学术权威”,大幅标语从当时上海最高的国际饭店24层楼上悬挂下来,而且还被抄家、批斗、关“牛棚”,受尽侮辱和折磨;甚至被诬蔑为“掠取与转移国家文物”,不仅自己的住处一再被抄,子女家里也是一抄再抄。1971年其惨死。
庞家人是否也有类似的经历呢?无疑,文革中遭遇了怎样的痛苦、心酸,庞家人是最为清楚的。熬过了文革后,庞增和将发还的藏品于1979年全部捐给了苏州博物馆。这其中焉知没有多再一次运动的恐惧?
庞增和1979年回到苏州后,便向南京博物院讨要结出的两幅古画,但连续十年讨要都遭到冷遇。1988年,庞增和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因为借据在文革抄家时被抄走,而且南博院长在答辩状上问,为什么庞增和要在当时的征集人员徐沄湫去世以后才来提起诉讼?言下之意即“死无对证”。南博的无赖嘴脸此时已经彰显。
由于缺乏证据,法院最终判决两幅画系南京博物院从庞增和处征购,但未付画款,因此判决南京博物院支付庞增和2.6万元画款以及2.8万元的利息。
庞增和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但在案子二审后不久,庞增和查出患了肝癌,于1995年离世。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庞家似乎并没有再“纠缠”南博。直到近日,庞增和女儿庞叔令因捐赠南博的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等五幅画作无法查验,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提供藏品流转材料以及该藏品出现在拍卖会上并被高价拍卖后,才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南博不管怎样辩解,都难辞其咎。
另据庞叔令撰文回忆,庞元济过世后,庞秉礼作为民国政府高级将领孙立人的秘书,曾经动员其遗孀全家搬迁去台湾。当时画已经全部装箱、运送的军车也联系好了,最终在商议之后还是认为留下来更合适,“孤儿寡母的,在台湾很难保存好曾祖父这一辈子的心血……庞家的根应在中国,在江浙。”
不知现在的庞家人是否后悔了当时的选择呢?事实上,在台湾才可能更好地保存好庞莱臣的一辈子的心血啊。
(大纪元: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5/12/21/n14659832.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