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的大部分财富来自于为亿万富翁提供咨询服务。美国司法部公布的其来往电邮，罕见让外界得以窥见外国商团与中共红二代的地下关系网。
早年在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工作的银行家、德国商人戴维·斯特恩（David Stern）是其中的一位关键人物。他是爱泼斯坦打通中共“红二代”与国企的最主要代理人，传送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孙子江志成博裕资本的融资简报、前总理温家宝之子的投资计划以及中国房地产商恒大收购英国房企等机密信息。
一位曾与斯特恩共事的人士告诉《连线中国》（The Wire China）杂志，斯特恩“是一个人脉掮客。他牵线搭桥，从交易中赚取佣金”。
这位人士补充说：“有人告诉我，他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脉高手，我的亲身经历也印证了这一点。他认识很多（中共）太子党成员。”
图为美国司法部网站上公开的爱泼斯坦档案查询页面。（美国司法部／大纪元翻摄）
“中国特别助理”
从电邮看，爱泼斯坦把斯特恩这类人视为通往中共红色权贵的“关系代理人”，可为美欧资本提供接触太子党（红二代／红三代）和中共国企高层的捷径，并借此包装各种跨境投资和财富管理产品。
斯特恩早年在德意志银行上海办公室工作，并在2000年代创立面向中国的顾问公司Asia Gateway等，职业重心已转向“独立顾问／掮客”。
斯特恩与多名“红二代”与大型国企高层关系密切，如博裕资本的江志成（Alvin Jiang，江泽民的孙子）、前保险公司平安总裁曾昭雄，以及与贾庆林家族女婿李伯潭合作投资等。
与此同时，他不断向爱泼斯坦推销各类中国相关交易：以中国资金联合境外投资、为中国高净值人士管理海外资产、与中投、中共国企在德铁等项目上合作。
中共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全面控制，让“太子党”有机会借助他们的政治关系聚敛财富。
对外国重磅投资者而言，中国市场的游戏规则十分简单。一名资深的有限合伙人告诉路透社说，“只要认识对的人就行。”“这就是你为何投资一只太子党基金。”
2011年4月，斯特恩向爱泼斯坦转发了博裕资本（Boyu Capital）首只基金的投资计划书。该计划书强调拥有“独家交易渠道”，称得益于一个“基于‘优先权’的行业网络”，并设定了25%的高回报目标率。
在同一封电邮中，斯特恩称，该公司的两个高级主管——前平安保险总裁张子欣（Louis Cheung）以及博裕联合创办人江志成是他的“朋友”。
江志成2010年刚从哈佛取得学士学位，随后在香港的高盛私募业务部门担任分析师。九个月后，他就离开高盛创办博裕资本。2010年9月21日，他在香港提交注册公司文件，文件中将他本人列为公司唯一董事。
“我的朋友很可能会成为财政部长”
斯特恩还多次向爱泼斯坦吹嘘自己与多名“红二代”“未来部长级”人物关系密切。
2012年1月，斯特恩发邮件给爱泼斯坦说，“我正在与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儿子商讨设立一个投资工具／基金。这对摩根来说将是致命一击，但如果他们不做，我们就应该跳过他们自己做。”
“我的朋友很可能会成为财政部长。”斯特恩在2012年2月的邮件中写道，但没有具体说明是谁。
“中国第二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可能会任命我担任其替代投资部门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他补充道。
斯特恩也与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合作投资专案。贾庆林曾是中共中央第四号人物。他们至少在2017年共同投资电动车新创（后改名 Canoo），该公司一度与美国宇航局（NASA）签约，最终于2025年破产。爱泼斯坦并未参与这笔投资。
斯特恩同时也拉拢当时的英国王子安德鲁（Andrew Mountbatten-Windsor），试图设立在伦敦、北京两地运作的“隐形中国财富管理办公室”，利用王室光环打开中国与国际资本的大门。
摩根高层的“中国战略军师”
新解密邮件显示，爱泼斯坦长期以“中国顾问”角色，给前摩根大通高管杰斯·斯特利（James Edward “Jes” Staley）出主意，从整体中国业务布局、组建“专门的中国实体”、设立包括中共政界人士在内的顾问董事会，到如何处理“关系”和官员互动细节。
斯特利与爱泼斯坦邮件交往密切，甚至还使用公司信箱往来，高达逾1,200封邮件。
斯特利从1990年开始一直在摩根工作。2009年，斯特利晋升为投资银行执行长，负责监督和协调公司所有业务线的国际业务。
2009年10月23日，爱泼斯坦在一封邮件中写信给斯特利：“我的建议是，你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应该是启动一项新的中国计划。……你应该成立一个专门负责中国事务的机构，配备自己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应该包括中国（中共）政界人士。”斯特利回复说：“好主意！”
斯特利在2010年向爱泼斯坦透露，自己与时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中共组织部长李源潮有进行长时间的高层会晤，他预期李源潮将进入下一届政治局常委。
他把这些跟中共高层接触的情况与爱泼斯坦分享、希望纳入其“中国布局”的一部分。
2010年5月，即将卸任的英国商业、创新和技能大臣、贸易委员会主席和枢密院议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主动告诉爱泼斯坦，自己在上海出席一场“整个中国银行业都出席”的活动，并询问这是否应该成为摩根大通在中国扩张的机会，爱泼斯坦随即转寄给斯特利。
爱泼斯坦表示，他认为曼德尔森的说法是正确的，并要求斯特利阅读邮件附件。
充当中间人 为中方海外扩张牵线搭桥
2012年7月28日，爱泼斯坦转发给斯特利一封电子邮件，邮件内容似乎是时任马尔代夫总统穆罕默德·瓦希德·哈桑（Mohammed Waheed Hassan）来信：“您好，我和我们的财政部长谈过了。他正在寻求借款，金额最高可达5亿美元，还款期限为十年，最好有一年的宽限期。如果能了解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并可预期的话，将不胜感激。谢谢。此致敬礼。瓦希德。 ”
2012年8月31日，中共官方向马尔代夫提供了一笔5亿美元的贷款。
虽然不清楚摩根大通在马尔代夫贷款方面起了哪些作用，但在此之前，爱泼斯坦的中国特别助理斯特恩曾提到类似的合作。
“对于非洲投资项目，我们可以成为中非双方的桥梁：通过我们作为中间人，双方都能在最大限度的保护／距离（即中方不直接参与）下获得各自想要的东西。一旦中国资本介入，它就能成为一台交易机器。这与管理中国财富的另一个计划完美契合。”斯特恩的电邮中写道。
摩根大通在内外压力下与爱泼斯坦解除合作
据《纽约时报》报导，摩根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大约在2012年左右因爱泼斯坦与斯特利发生争执。
该银行的总法律顾问史蒂芬·卡特勒（Stephen Cutler）曾向斯特利和其他人抱怨爱泼斯坦说，“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是个值得尊敬的人。他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客户。”
但直到2013年，在美国联邦监管机构日益增长的压力下，摩根才最终与爱泼斯坦解除了合作关系，而巧合的是，那一年斯特利也离开了该银行。
斯特利于2013年加入蓝山资本，又于2015年至2021年出任巴克莱银行执行长。
随后，斯特恩也开始逐渐将业务重心从中国转移出来。透过WireScreen取得的公司记录显示，他的顾问公司Asia Gateway（后改名为Witan）在中国大陆的业务已于2017年2月关闭，但斯特恩在2020年的公司文件中仍将中国列为居住国。
爱泼斯坦通过学术和媒体渠道接近中国
除了商业交易，爱泼斯坦也试图透过学术与媒体渠道接近中国，如与香港富豪陈启宗、前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讨论在波士顿设立“清华大学分校”，以及资助罗伯特·库恩（Robert Kuhn）拍摄带有中国议题的科学哲学节目。
2012年，斯特恩曾试图帮助爱泼斯坦获得中国签证，但由于爱泼斯坦的犯罪记录，签证申请被拒。
2016年5月，爱泼斯坦与清华大学时任校长邱勇在丘成桐的协调下在纽约见面。当时邱勇访美，与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Drew G. Faust）进行会晤。
同年，清华大学邀请爱泼斯坦访问北京。爱泼斯坦的助理告诉他，访华签证已办妥。但因爱泼斯坦家中有急事，他最终还是未能访问清华。
(大纪元:https://www.epochtimes.com/gb/26/2/14/n14698477.ht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