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墙”民众的日渐增加，了解真相、认清中共本质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无疑，自由是无法被禁锢的，无论是在哪个时代，即便在五十多年前。

以前看历史书或文章时，发现在不少回忆文革的文章中，都提到了偷听“敌台”的事情。维基百科称，敌台是文革时期产生的名词，特指无线电爱好者或者拥有短波或高灵敏度收音机电台等中国大陆居民收听到的大陆以外汉语或者外语广播，彼时比较知名的有“美国之音”、“莫斯科广播电台中文台”和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等。一些中国人在有意无意间接收到这样的广播，被中共定性为“偷听敌台”。

新华社《内部参考》曾接连发表文章说：天津、上海、武汉、无锡、杭州、西安、长沙、太原等地到处都有很多人在收听美国之音。由于这些海外电台传递更多与中共报导所不同的真实内容，且对中共政策持批判态度，因此中共当局除了强力干扰外，还抓捕“偷听敌台”民众，轻则将他们的收音机没收，所在单位停止其工作，对其隔离审查、批斗、勒令检讨等，重则会被送交司法机关审判，判个几年的。

海外学者王友琴曾在《文革受难者》中记录过一个叫左树棠的人，文革中因为“收听敌台”被抄家、隔离审查，后来被毒打致死。而揭发他的那个人也被隔离，释放后流浪，最终以自杀结局。

然而，即使如此，在那个年代，仍有一些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对中国问题进行思考的中国人，在高压下，藉由“偷听敌台”走向了觉醒。

傅作义警卫团成员之子的醒悟：

美国之音曾发表过《文革口述史：在禁欲的时代，我偷听敌台》一文，口述者叫李金龙，父亲是投共的国民党傅作义部队警卫团成员。文革时，其母亲被公开批斗并被逼疯，其父亲因人缘好，没被公开批斗过，但也受到羞辱，活的战战兢兢。而14岁的李金龙小学刚毕业，就进入工厂工作。目睹着眼前一幕幕发生在身边的荒诞之事，他开始思考人生。

李金龙买了一台收音机，他开始偷偷地收听一些国外的广播电台，主要是美国之音和苏联的莫斯科广播电台。从这些电台里面，他开始接受了一些以前没有听说过的真相和新思想，于是，李金龙对社会就有了一些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其实一开始，我也是在无意中调到这些频道，后来，就越听越上瘾，因为这些电台披露出来很多被掩盖和遭到故意篡改的真相。”

当时，李金龙住的是工厂的一个单间宿舍，白天是不敢收听的，怕被人发现，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一个人打开收音机，戴上耳机，用被子把整个人蒙住，躲在被子里面偷偷地收听。因为收听了这些“敌台”，李金龙从此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但并不敢轻易表露。

后来，李金龙结识了几位家庭出身同样“不好”， 有过类似的生活经历，并且观点接近的“黑五类”子弟，于是，他和他们就在私下里偷偷地聚会，议论一些事情，包括收听美国之音等“敌台”时间长了，这些年轻人就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做法就有了各自独立的看法，当时，他们在私下里叫毛为“老毛头”，等到毛死去的消息通过广播公布以后，李金龙还把这些朋友约到自己的宿舍，喝酒庆贺。不过，令李金龙失望的是，直至今日，中国人依旧活在同样的专制的体制下，依旧没有享有真正的自由。

作家阿城曾写过一篇《听敌台》

中篇小说《棋王》的作者、作家阿城曾写过一篇回忆七十年代的文章《听敌台》。当时，阿城在云南当知青。因为当地听不太清楚中央广播电台的内容，报纸也要隔很长时间才收到，因此，在当地听“敌台”是很普遍的事情，什么美国之音，台湾台，香港台等，他们都可以收听到。正是通过听“敌台”，他们知道了林彪“叛逃”被摔死，听说了“四五天安门事件”等敏感新闻。阿城写道：“1971年的林彪事件，几乎是当天从境外广播中听到的。这是七十年代的重要事件。毛泽东的神话顷刻崩溃。从1966年‘八一八’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开始，不，从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开始，至此，催眠终止。”

除了听政治新闻外，他们主要还是听娱乐广播，比如广播连续剧、邓丽君的歌曲等。

听“敌台”的结果是什么呢？按照阿城的说法，就是：听的多了，思维材料就多了。思维材料多了，对世界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了，就更觉得度日如年。

1976年，中共高官周、毛相继死去，云南知青开心的喝酒，弹吉他庆祝。阿城写道：“当此时，心下澄明。”

民主人士魏京生称“听敌台”是重要信息来源

1978年参加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1979年和1993年两度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坐牢18年，并在1997年流亡美国的民主人士魏京生，也曾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透露，自己也曾在家里偷听“敌台”美国之音。文革爆发的1966年，魏京生听说有一个美国之音的电台，与中共报纸说的不一样，比如关于毛发动文革的目的等。魏京生就尝试着在家中偷听，后来被妈妈发现，被坚决制止。

1971年9月的一天，正在中共军中服役的魏京生从美国之音听到了中国有一架专机在蒙古坠毁。他很快猜到是林彪出事了。魏京生表示：“我们在部队的时候有个‘反革命’小组织，就是林彪事件之后，大家觉得特奇怪，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共产党这不对劲儿啊，怎么能弄亲密战友啊，又是接班人的，怎么就给弄下去了？于是我们这些原来的老反革命，就在部队里开始串联，很快的形成一些小团体。当时这种老乡串老乡的团体啊，大家一议论说美国之音又说了什么了，你要不知道啊，你觉得特丢人。知道了以后，都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来源。这是一种言论自由的补充，大家就想听不同渠道来的不同的声音。”

魏京生还提到：“各界都有很多人偷听敌台。我就发现，有点儿知识，对现实有怀疑的人，很多人就想多听一些信息了，不能满足于《人民日报》那点儿东西。这个时候，偷听敌台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

结语

没有人知道在那个颠倒黑白的岁月中，有多少人在暗夜中，偷偷地收听来自外界的消息，有多少人由此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中共党史学者杨奎松曾说：“逐渐地，收不收听美国之音成了爱不爱国的重大政治问题，甚至成了革命与反革命的一道分水岭了。”

可叹的是，收听“敌台”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落幕，甚至一些中共高官也在困境中藉由“敌台”来了解信息。如1989年因反对武力镇压学生而被免官、软禁的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就几乎每天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其女儿王雁南回忆说：“有一个了解中国情况的一些特别的节目。我总是记得父亲到了什么点，某一个时间的时候，就弯着腰听着那个小小的收音机，差不多是贴到耳朵上。实际上，父亲是想通过这样听收音机，听外电的一些报导来了解世界的情况和了解中国发生的情况。”

此外，中共前总理李鹏、原北京是市长陈希同也曾是美国之音的听众。魏京生对此解释说：“知道一些高层领导，特别是一些不是很得意的一些高层，最高层，甚至政治局常委什么的，他们得到的，就是共产党给他们的信息也是不完全是真的，所以他们也听，兼听则明嘛。他们听是公开的听，甚至秘书、警卫员给调好了听，到了时间提醒首长美国之音要广播了，等等。”

毫无疑问，收听“敌台”，不管是什么人，都传递了对现实、对官方宣传的不信任。而“敌台”的存在，让很多中国人在黑暗的岁月中，找到了真相，并因此而学会独立思考，走向觉醒，亦如今天很多被欺骗的中国人通过“翻墙”寻找到真相后一般，选择了抛弃中共。

(大纪元:http://www.epochtimes.com/gb/18/10/31/n10821837.htm)